【作品提要】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从小就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使命和才华极其自信。大学毕业后，乔伊斯结识了在旅馆做服务员的娜拉·巴纳克尔，不久与她一起到意大利等地执教，三年后辞职，主要靠写作为生。离开都柏林后，乔伊斯长期居住在欧洲大陆，只三次短期回到都柏林，但是他的主要作品都以都柏林为背景。乔伊斯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诗集《室内音乐》，在此之前，他已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诗歌、短篇小说、书评等不少文章。乔伊斯的小说集《都柏林人》对都柏林人“瘫痪”的精神状态作了鞭辟入里的描绘，出版时困难重重。第二部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乔伊斯本人为原型，刻画了斯蒂汾·代达勒斯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精神发展历程。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则以意识流手法，描写了大学生斯蒂汾·代达勒斯和广告经销商布卢姆一天的内心活动，同时也以广阔而细腻的视角，描写了都柏林城一天中的社会生活。乔伊斯后期深受青光眼和女儿的精神病症的困扰，几乎在半失明的情况下创作了他最后的、也是最晦涩的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1941年，乔伊斯因胃溃疡穿孔在苏黎世病逝。

【作品选录】

像叶芝一样，乔伊斯从未停止过与自己的对话。1909年这次都柏林之行期间所表现的感情波动，正好揭示了他的自我对话的一些主题。主题之一是他对都柏林的依恋，他的几本书都表明了他对这一主题具有全面的理解。虽然《英雄斯蒂汾》和《写照》这两本书中的斯蒂汾·代达勒斯都认为自己与世隔绝，但他周围还有他可以信赖的朋友和家人。他在要反叛的时候，总是急于让他们知道他的反叛，以便弄清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寻找能追随的人，要他们真心理解他的动机。他越来越多地要求他们的忠诚，一步一步地，把他们逼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难预料，他们会拒绝，而他们的拒绝就能使他产生被他们舍弃的感觉，他也就可以舍弃他们了。他自己购买了去霍利黑德的船票，却声称被人赶出国门。然而，他母亲为他的远行准备了衣物；不管怎么说，她没有与他决裂。对于这个年轻人，可以蛮有把握地预言：　他是会给家里写信的。

乔伊斯的生活也有类似的一面。愤怒地走出家门之后，他又绕回来朝窗内窥视。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居留，他没有与人的紧密联系就无法生存。即使习惯了远走他乡，他也是心中念念不忘爱尔兰，他的妻子、弟弟、妹妹也代表他的爱尔兰。所以在后来，当被问及他是否打算返回爱尔兰时，他能回答：“我离开过吗？”对于过去，他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儿童时代早期的情景。这段时期的印象，就口才而言，爸爸占了上风，但在情感上讲，妈妈是主要的——她实际的无穷无尽的宠爱、坚韧不拔的性格，甚至没完没了地怀孕的形象。他小时候去找她检查他的功课；长成青年人之后，他又要她支持他的抱负和理想——1902年和1903年写自巴黎的那些信都证实了这一点。他的知心人是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父亲——父亲是个不可能谈心的人(根据他的妹妹梅的回忆)。

通过他对娜拉·巴纳克尔的态度，就可以看清他对母亲的态度。在1909年那个烦躁不安的夏季里写给娜拉的那些信中，就有许多证据表明：　乔伊斯渴望在与她的关系中重建那种由于他母亲去世而中断的孝顺关系。很明显，他似乎嫌爱人关系太疏远，渴望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他妄想得到一种更为亲密的依靠：“但愿我能像你自己的胎儿一样进入你的子宫，接受你的血液的滋养，安睡在你身体里那块温暖、秘密而阴暗的地方！”

乔伊斯似乎以同样的情感思考过母亲的角色和孩子的角色。他曾经跟斯坦尼斯劳斯谈论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世上只有两种形式的爱：　母亲对孩子的爱和男人对谎言的爱。”后来，玛丽亚·乔拉斯说：“乔伊斯谈为父之道，就像谈为母之道一样。”他似乎曾经渴望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母子关系的各个方面。他尤其着迷于自己作为一个弱小孩子接受一个强大女人呵护的形象，这种形象似乎与他自己作为受害者——无论是一只被猎人追逐的小鹿、是一个被一群粗鲁外向的人所包围的被动无奈的男子，还是处于叛徒包围之中的巴涅尔或耶稣——的形象密切相关。他最喜欢的人物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他们在遭遇阳刚气盛的对手的时候是这样或那样表现退让的，然后又能得到充满母爱的女人的欢心。

在乔伊斯记忆中，早年的家庭生活是温暖而平静的，后来被他父亲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所搅乱。约翰·乔伊斯不断地考验妻子的坚定性格——这些考验她统统都接受了，包括他酒后要杀她的举动——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为自己的儿子树立了榜样。詹姆斯为了赢得母亲的爱，也学会了使用相同的武器，只是有一点不同。一个单纯善良的孩子在过多要求母爱的过程中，会由于无能与父亲竞争而败下阵来，可是一个浪子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必须鼓励他母亲把更多的爱给他而不是给他父亲，因为他也是一个迷途之人，而他天赋要高得多，因而更加可怜也更加可爱。他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是高天赋引起的骚动，而激发的因素——与他父亲不同，是勇气而不是失败。一开始，他采取的形式是：　激发他母亲对他的行为提出质疑。他的回答是有惊人的概括性和说服力的。后来，他进一步考验她：　约翰·乔伊斯反对教权主义，詹姆斯则超过了他——根本不信教。

这种变化对他而言不是易事，而且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原因之一是，他在圣母马利亚身上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母亲的形象，而这正是他所珍视的。他曾经找过妓女，然后又向圣母马利亚祈祷，后来，为了得到娜拉的原谅，他又大胆翻出以往的罪孽；圣母的这种爱，就像他母亲的爱、后来他妻子的爱一样，是一种特别适合犯有重大罪过的人的爱。但是爱尔兰天主教却又具有使他欣然离弃的一个因素。那不是一个母亲式的教会而是一个父亲式的教会：　严酷、压制、大男子主义。放弃天主教就有意无意对他母亲的爱提出了极端的考验，因为他母亲是个极其虔诚的教徒。她感到不安但没有抛弃他。然而，在他又一次明目张胆地蔑视她的信仰之后不久，她就去世了，这似乎是一种惩罚；他感觉到是自己对她的考验太过分害死了她。他向娜拉吐露了这种想法，娜拉责备他是“女人杀手”。

乔伊斯1904年结识娜拉·巴纳克尔以后，她仅当他的情人还不够；她必须当他的女王，甚至当他的女神；他必须能向她祈祷才行。但是为了得到她的全部的爱并使她臻于完美，他必须确认她将会接纳他的一切，甚至包括他身上最丑恶的东西。他必须考验她：　要她做妻子而又不给她应有的名分，对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不予法律的认可，正如他对待母亲一样：　即使他对她有多种不孝，他也要她承认他是她的儿子。娜拉·巴纳克尔轻易地通过了这一考验，毫无疑问，她已意识到他们俩之间的爱对他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接着他进一步考验她：　不是蔑视她的宗教信仰——她不大在乎这一点——而是怀疑她的忠贞。他对她的指责可能不符事实，但这一点并未阻止他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讲，倒是鼓励了他的行动，因为，如果他冤枉了她，在证实了她的无辜之后，他就会比以前更加卑微、因而也就更加幼稚天真。当她又通过这次考验之后，他就对她进行最后的考验：　她必须认可他的所有的突如其来的想法，即便是最为怪异的想法，她必须对他以诚还诚——向他吐露她内心的每一个想法，尤其是那些最令人难为情的想法。她必须让他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生活，让他极其精确地了解女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次考验，也是最后一次，她于1909年下半年成功地通过了。她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与他携手合谋：　他曾经一再要求她保持母性的纯洁，她已经依了他，如今他要她降低这种纯洁，她又依了他。乔伊斯随后两次离开的里雅斯特，不在娜拉身边，这期间写的几封信充满了“崇敬”和“亵渎”——他自己使用的夸张的说法——她的形象的念头。

他的态度的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他视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的母亲，也不在于他要求她过多地履行这两种角色的职责。其新颖之处在于他不愿将这两种形象混为一谈，与此相反，他不无遗憾地将两者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以便成为他内心世界的两个极端。因而他就能产生这样的感觉：　正如他是他母亲的浪荡儿子一样，他也是娜拉的浪荡儿子：　充满了爱和不端的行为；他乐于她——如他自己所言——“看穿他的本质”，并在这个男人身上看出还有儿童的气息。他鼓励她这样看他。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后事》中，他将女性的性欲一面分派给莫莉·布卢姆，将女性的母性一面分派给安娜·利维亚·普卢拉贝尔。但他知道并且感到惊讶：　娜拉并没有这种使他不安的一分为二的感觉。虽然莫莉主要是一个耽于感官享乐的人，但她不仅把斯蒂汾·代达勒斯看作是爱人，也把他看作是孩子，二者并不冲突；安娜·利维亚虽然主要是一个母亲，但也回忆到她曾经有过的对她丈夫的强烈的依恋；通过这样的描写，乔伊斯表现了娜拉的态度——在他看来，那是普遍的女性的态度。

乔伊斯研究了他自己内心世界的全景，并在写书的时候派上了用场。《都柏林人》的写作前提是：　爱尔兰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一头吞食亲生仔猪的老母猪”，而且他认为自己就在那些被吞食的孩子之中。正如他在致格奥里格·戈亚特信中所言，这本书并未描述“他们”在都柏林的状况，倒是描述了“我们”的状况。我们愚蠢、滑稽可笑、死气沉沉、腐化堕落；然而我们也值得同情，如果爱尔兰不同情我们，国际读者会同情我们。不过这种读者必须先接受考验，就像慈爱的母亲接受迷途的儿子的考验一样，必须被迫去了解那种丑恶的、未加掩饰的现实，然后才可以表达他的同情——一种由遭受摧残的感情、欣赏和理解组合而成的同情。

乔伊斯自己的心思是通过《都柏林人》的客观的层面反映出来的。《一位母亲》和《公寓》这两篇小说刻画了声色俱厉而没有履行好职责的母亲的形象，这是乔伊斯始终无法忍受的类型。《死者》通过格里塔刻画出一位具有真正的母性同情心的女性，她对曾经爱过她、现已去世的少年和她那位不够格的丈夫都给予了这种同情。她压制了加布里埃尔的强烈的情欲，因为她一心想着那个少年，最终，加布里埃尔也和他联系了起来。其他短篇，尤其是《阿拉比》和《常春藤日在委员会办公室》，突出了丧失过去热情的主题：　集市打烊，巴涅尔的光辉形象遭到小人物的贬抑。在这本书中，女人们通常是联手合作，而男人们则不是，《姐妹俩》中的两姐妹在她们那个当神父的兄弟死后还健康地活着，《一朵浮云》中的钱德勒的太太为了孩子而贬责丈夫。然而，她们也有遗憾，尤其是那些无法获得完整的母性身份的人，像《两个风流哥儿》中的科利的女人，《伊芙琳》中的伊芙琳，《土》中的玛丽亚；还有《死者》中的格里塔，因为她无法挽回地错过了少女的岁月。在这本书中，女人们在履行(或无法履行)母亲的职责，男人们在喝酒，孩子们在受罪。

写作《艺术家青年时期写照》的时候，乔伊斯专心致志地回忆自己的过去，主要是为了证实它的合理性，不过也是为了暴露它。如他对斯坦尼斯劳斯所言，该书的模式是：　我们过去什么样，现在也还是什么样；我们的成年是我们的童年的延伸，无畏少年是傲慢青年之父。可是在寻找把结构松散的《英雄斯蒂汾》转变为《艺术家写照》的过渡方法时，乔伊斯突然想到了一种能极其彻底地反映他的思维习惯的结构原则。艺术之作，有如一位母亲的爱，必须在跨越极大的障碍之后方能获得，乔伊斯嫌自己的早期作品过于轻而易举就完成而不满意，如今发现了一种最为复杂的形式方面的障碍。

(金隄、李汉林、王振平译)

【赏析】

理查德·艾尔曼一生主要是一位学者，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乔伊斯传》的史料性更强，而文学性稍弱。但也正是因为《乔伊斯传》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使这部著作成了研究乔伊斯的必读书，一些西方的乔伊斯研究者甚至在自己的论著中将其与乔伊斯本人的作品放在一起，作为论述中频繁使用的引证资料。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而不是历史学家，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也不同于那种主要是资料罗列的传记。无论是其中不时插入的生活细节、逸闻趣事，还是对人物性格的生动描绘和深刻分析，都使这部传记具有很大的可读性。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就称其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传记”，《纽约先驱论坛报》也发表文章称该书“笔法老练、充满热情，本身就是一部艺术作品”。

《乔伊斯传》出版于1959年，但是在1982年再版时，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大量的内容。在这部传记中，理查德·艾尔曼主要依据乔伊斯的居住地将全书划分为5个部分，各部分又依据年份共分成36个章节，主要是根据时间顺序，详细记载了乔伊斯的成长、教育、创作、出版、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等几乎可以说一生的所有方面，对与乔伊斯的著作内容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也都做了细致的考证，文后也有详细的注释和索引，是目前为止最完备的乔伊斯传记。当然，这部传记在资料上也有一些失误，但这是如此详实的传记所难避免的，因此并不影响这部传记的史料价值。

乔伊斯本人的生平并不具有戏剧性，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之中，一生中的戏剧性事件几乎屈指可数：　与娜拉·巴纳克尔的相识和移居欧洲、几乎导致他失明的眼病、女儿露西亚的疯癫，此外就是他的著作在出版上的重重波折。但是乔伊斯却能够用整整一章来描写他听到神父对地狱的描绘后，对自己与一个妓女的性交往而产生的极大恐惧，或者用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三个人的日常活动和内心世界，写成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长篇。乔伊斯的戏剧性存在于他的性格和他的精神世界。理查德·艾尔曼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以与乔伊斯同样的显微镜似的细致，以及用客观的材料而不是主观的抒发，将乔伊斯性格的独特之处，性格的发展和精神世界的一次次冲突生动地勾画出来。

就如上面所引段落显示出来的，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乔伊斯也有着艺术家式的敏感、自负、自私和不负责任。虽然文学的聚光灯将他突显为一个伟人，艾尔曼却也毫不留情地将他性格中那些“浪子”的一面揭示出来。有人因此认为艾尔曼对乔伊斯有些不敬，但是这样的乔伊斯却更加生动，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乔伊斯从小就对自己是一个天才有着高度的自信，并从这一自信出发，苛刻地要求周围的人为他做出无私的牺牲和奉献，对于这种奉献，他并无谦恭的感激之情，相反，一旦他对奉献的要求遭到拒绝，他就会认为对方是背叛。这在他对待都柏林文艺界的态度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他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时候，都柏林文艺界的名人叶芝、乔治·拉塞尔、格利戈里夫人都曾慷慨地帮助过他，没有介意他对前两人的傲慢和对后一人的唐突。但是他却将都柏林出版界对他的刁难也归罪于他们，在《神圣法庭》一诗中将他们称为“乌合之众”，加以嘲讽，同时却将自己塑造为桀骜不群的英雄。

乔伊斯将自己定位为艺术家，而艺术家们似乎总因为自视天才而行为举止异于常人，乔伊斯也同样如此。不过，对于乔伊斯性格中的“浪子”部分，艾尔曼既没有“为尊者讳”，也没有满足于仅仅将传主的形象勾勒出来，相反，他努力将乔伊斯的性格与他的生平，以及他的创作贯穿起来。从这一点看，《乔伊斯传》表面看以资料的翔实取胜，其实在如此惊人庞杂的素材中，艾尔曼仍然在努力建构自己的体系，提出自己的思想。因此《乔伊斯传》不仅是勤奋地耙梳资料的结果，而且也是传记家深刻思想的体现，因此难怪《乔伊斯传》和《王尔德传》为艾尔曼在英语文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艾尔曼将乔伊斯的这一性格追溯到他与母亲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艾尔曼解释为以浪子的姿态来无限地索取母亲的爱。而且这种爱的模式被乔伊斯在母亲去世后移用到娜拉身上，对娜拉一次次地进行感情上的考验，其中与她同居而不结婚也被解释为这种考验之一。对于乔伊斯的这一性格，艾尔曼未做褒贬，只是以一个学者的客观态度来看待、分析，甚至接受。他对待乔伊斯就如同福楼拜对待包法利夫人，他追求的是深入地剖析他笔下的人物，而不是用道德家的眼光来对人物做出评判。这也是《乔伊斯传》的魅力之一。

艾尔曼不仅如实地记录一切，努力抓住乔伊斯的性格特征，他还用他的研究结果来解释乔伊斯的作品。他指出，出于对母亲，以及周围人的爱的过高期待与过分索取，背叛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萦绕于乔伊斯心头的想法，几乎是他的所有主要作品的主要主题：　《死者》中妻子的背叛，《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朋友的背叛，《流亡者》和《尤利西斯》中两者的双重背叛，《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兄弟的背叛。这也可以解释乔伊斯为什么在《尤利西斯》中选择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做主人公，以及《流亡者》中理查德让妻子与自己的朋友私会，并让妻子回来后向自己描述一切细节的怪异做法——这也是乔伊斯自己的做法，所以艾尔曼在这里分析的既是乔伊斯的作品，也是乔伊斯本人。

但是，幸运的是，乔伊斯的母亲和妻子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娜拉所通过的许多考验是一般女性难以承受的，而这造就了乔伊斯作品中未必高雅，但却浑厚包容的妻子兼母亲形象。这种关系中的男性同样有着独特的气质特征，一种女性化的男人，敏感、失落，但又像浪子一样寻花问柳，浪迹于自己的世界。这种表面平常，内心却极其丰富的男人，一个世纪以来迷住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

艾尔曼对乔伊斯性格的分析并不是教条式的、僵化的，相反，他完全看到了随着年龄的成长、经历的增加，乔伊斯自身发生的变化。所以在各个阶段，读者从《乔伊斯传》中看到的乔伊斯也各不相同，例如晚年的乔伊斯就变得越来越沉稳、宽厚，从浪子向父亲转变。这从乔伊斯对待都柏林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后来乔伊斯没有再回到都柏林，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对爱尔兰动荡局面的害怕。在情感上，越到后来，乔伊斯越从《都柏林人》中对都柏林的无情批判，转向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表现都柏林的幽默、热情和浑厚的生命力。

虽然有着丰富、甚至琐碎的资料，乔伊斯的形象却没有淹没在资料之中，变得支离破碎。从这一点说，《乔伊斯传》成功地将传记的历史性和文学性结合在一起，成为传记中的典范性作品。

(戴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