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帕勃洛·伊比埃塔，加入了国际纵队，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斗争失败后我被捕了，起先被单独关在大主教官邸的地牢，虽然温暖但孤独感叫人受不了，后来转到医院的地下室，有了同伴但又冻得要命。同伴是汤姆和儒昂。经过不负责任的审判后，我们三人均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早上枪决。我们面临死亡，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恐惧，并有各种不同的体征。一位医生就来观察和搜集临死的体征，并试探着获取口供。经过彻夜不眠和混乱不堪的痛苦，同伴被架出去枪毙，我被留下来，要我交代战友拉蒙·格里斯的藏身之处，以换取活命。我已经万念俱灰，就随口说了个地方。想不到一语中的，拉蒙遭捕杀，我得以苟活。

【作品选录】

“这真像一场噩梦，”汤姆说，“我要想一件事情，总觉得快想出来了，很快就要明白了。但是它却溜走了，于是我就忘了，这件事也就放下了。我想，以后将是一片虚无。然而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有时我几乎想出来了……可是又忘了，我只得又重新开始思索痛苦、子弹和枪声。我跟你发誓，我是个唯物主义者。我不会变疯的。可是有些地方不对劲。我看见了自己的尸体： 这并不困难，但这是我自己看到的，亲眼看到的。我不得不设想……设想自己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世界将为别人继续存在下去。帕勃洛，我们生来并不是为了想这些。你可以相信我，以前我曾经为了等待什么而彻夜不眠；但是，现在这种事可不同往常，它将从背后把我们送上西天，帕勃洛，而我们自己对此却毫无准备。”

“住嘴，”我对他说，“要不要我去叫个神甫来听你的忏悔？”

他没有回答。我早已发现他想当预言家，并且在用平直的语调和我说话时管我叫帕勃洛。我不太喜欢这样。但是，所有的爱尔兰人似乎都是这样的。我仿佛觉得他身上散发出尿味。说实在的，我对汤姆并没有什么好感，我也不知为什么。即使因为我们要一起去死，我也应该对他多一点好感的。要是别人，情况就会不同了。例如拉蒙·格里斯。可是，在汤姆和儒昂中间，我感到孤独。不过，我倒喜欢这样。要是跟拉蒙在一起，我可能会变得比较软弱。但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很冷酷。我是故意心肠硬一点的。

他继续嘟嘟囔囔，像是挺有乐趣。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他必定要不断地说话。他像那些年老的前列腺病患者一样，身上尿味冲天。当然我是同意他的意见的。他说的这些话，我也说得出来。死亡自然是不合情理的。而且，自从我行将死亡之时起，这堆煤，那条长凳，还有佩德罗那张丑脸，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不顺眼了。不过，我不喜欢和汤姆想一样的事情。我也很明白，在这一夜里，再过五分钟，我们就会同时继续想起来，同时出汗，同时颤抖。我从侧面看了他一眼，我仿佛第一次感到他的样子很奇怪。他的脸上呈现出死亡的气色。我的自尊心被刺伤了。二十四小时以来，我一直生活在汤姆身边。我听他讲话，我也和他说话。并且我也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可是，现在我们俩酷似一对孪生兄弟，仅仅是因为我们就要一起死去了。汤姆抓住我的手，但并没有朝我看：

“帕勃洛，我在想……我想我们是否真的在死去。”

我把手抽回来，对他说：

“下流坯，瞧瞧你脚底下吧！”

他的脚底下是一摊尿，并且尿还不断地透过裤子往下滴。

“这是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

“你尿裤了。”我说。

“不对，”他生气地说，“我没有尿，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比利时人走了过来，他假装关心地问：

“你感到不舒服吗？”

汤姆没有答理。比利时人看了看地上那摊尿。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汤姆粗暴地说，“我并不怕。我跟你们发誓，我不害怕。”

比利时人没有做声。汤姆站起来，走到角落里去撒尿。接着，他扣着裤裆的扣子往回走，重新坐下，再也不吭声了。比利时人在做记录。

我们都看着他，小儒昂也在朝他看。我们三人都在看他，因为他是个活人。他做出活人的动作，有着活人的忧虑；在这个地窖里他像活人一样冻得发抖；他有一具营养良好、听从自己指挥的躯体。我们这几个人却再也不大感觉得到自己的躯体了。总之，跟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想摸摸自己的裤裆，但是我不敢。我看着比利时人。他蜷着腿，支配着自己的肌肉，并且他可以想明天的事。我们这三个已经失去人血的亡灵，在那里看着他，像吸血鬼一样吮吸着他的生命。

他终于走到小儒昂身旁。他是出于职业的目的想摸一下儒昂的颈背呢，还是为慈善心所驱使？如果是出于慈善心，那么这是漫长的黑夜中仅有的一次。他抚摸小儒昂的脑袋和脖子。小家伙两眼看着他，毫无反应。突然，他抓住医生的手，用异常的眼光看着他。他把比利时人的手放在他的两只手之间。他这两只手一点也不招人喜欢，就像两个灰色的钳子夹住一只红润肥胖的手。我已经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汤姆一定也看出来了。可是比利时人什么也不明白，他慈父般地微笑着。过了一会儿，小家伙把那只肥胖的红爪子往嘴里送，想咬它。比利时人立刻躲开，跌跌撞撞地退到墙边。他厌恶地看了我们一眼，大概猛然醒悟到我们跟他不是一样的人。我开始笑起来。一名狱卒惊醒了。另一名已经睡着的，也睁大了两只白眼珠。

我感到既疲乏又高度兴奋。我不愿再想黎明即将发生的事，不愿再想死亡了。这毫无意义。我脑中出现的只是一些单词或一片空虚。每当我希望想一些别的事时，我立刻看到枪管瞄准了我。我体验到自己被处决的滋味可能已经不下二十次，有一次我甚至认为自己确实死了，大概因为我睡着了一分钟。他们把我拖到墙根，我挣扎着。我请求他们原谅。我惊醒过来，看了看比利时人。我害怕在梦里曾喊叫过。但是，他在捋自己的小胡子，什么也没有发现。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想我是可以睡着一会儿的。因为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合眼，实在是精疲力竭了。可是，我不想白白丢失这两小时的生命。那样，他们就会在黎明来把我叫醒，我就懵懵懂懂地跟着他们，然后，连哼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上西天了。我不愿意这样，不愿意像畜牲一样死去。我要死得明白。另外，我也害怕做噩梦。我站了起来，来回走四方步。为了换换脑子，我就开始想我过去的事情。许多往事都杂乱无章地回忆起来了。有好的，也有坏的——至少我过去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个面孔，一桩桩往事。我仿佛又见到了一个年轻斗牛士的面孔，瞻礼日他在巴伦西亚被牛角撞伤了；我看到了我的一个叔叔的面孔，还看到了拉蒙·格里斯的面孔。我想起了一件件往事。例如： 一九二六年我是怎样失业了三个月的，我又是怎样差一点饿死的。我想起在格拉纳达，我在一条长凳上过了整整一夜。那时我有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我发狂了，我不愿饿死。想起这些真有点好笑。追求幸福、女人和自由是多么艰难啊！为了什么呢？我曾想解放西班牙，我崇拜毕·伊·马加尔，我曾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并在一些公众集会上讲过话。我对待一切都极其认真，仿佛我是长生不老的。

这时候，我觉得我的整个一生都展现在我面前了。我想：“这全都是该死的谎言。”既然我的一生已经告终了，那它也就毫无价值了。我纳闷我怎么会和那些姑娘一起去闲逛、胡闹的。早知道我会这样死去，我就不会去招惹她们了。我的一生就在我的眼前，它已经终止，关闭了，就像一只袋子。然而袋里装的东西却都是未完成的。有一阵，我试图对它作出评价。我想说： 这是美好的一生。可是，我不能对它作出评价，因为这仅仅是一些模糊的轮廓。我的时间都用来为永生签发通行证了。我什么也没有弄懂。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有些东西我本来会留恋的，如： 芒扎尼亚酒，或者夏天我常在加的斯附近一个小海湾里洗的海水浴。可是，死亡使它们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比利时人忽然想出了一个妙主意：

“朋友们，”他对我们说，“只要军事当局同意，我可以给你们的亲人捎个信或转送纪念品。”

汤姆齆声齆气地说：

“我什么人也没有。”

我没有答理。汤姆等了一会儿，然后好奇地打量着我问：

“你不给贡莎捎句话吗？”

“不。”

我讨厌这种虚情假意的合谋。但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我在前一天晚上谈到过贡莎，我本不应该说的。我和贡莎在一起已经一年了。前一天，为了能和她相会五分钟，我即使用斧子砍断自己的胳膊也在所不惜。正因为如此，我才谈起了她，我实在没有办法。而现在，我再也不想见到她，我也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了。我甚至不再想把她抱在怀里。因为我厌恶自己的身体，它已经变得灰暗了，并且还在不断出汗。再说，我也没有把握不讨厌她的身体。当贡莎得知我死亡的消息时，她一定会哭的，她将有好几个月再也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但即将死去的毕竟是我。我想起了她那美丽温存的眼睛。每当她看着我时，总有一种东西从她那里传到我身上。但我想这一切都已结束了。假如现在她看着我的话，她的目光将停留在她的双眼里，不会传到我这里来。我是孤独的。

汤姆也很孤独，但是和我不完全一样。他骑坐在长凳上，并且开始微笑着打量它，显出惊奇的样子。他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抚摸木凳，然后又猛然把手抽回，全身颤动。假如我是汤姆，我才不会去摸凳子玩呢。这是爱尔兰人的又一出滑稽剧。可是我也觉得各种东西的样子很奇怪。它们比平时更加模糊，更加稀疏。我只要看一眼长凳、煤油灯和煤堆，就能感觉到我快要死了。当然，对于自己的死我还不能想象得很清楚，不过我到处都见得到它。通过周围的东西，以及它们像在垂死病人床头低声说话的人们一样稍稍地往后退，以便和他保持一段距离的样子，都可以看到我的死。刚才汤姆在长凳上摸到的正是自己的死。

此时此刻，假如他们来宣布饶我一命，我可以安心地回家了，我会无动于衷的。当你对于人的永生已经失去了幻想时，等待几个小时与等待几年就都无所谓了。我对任何东西都已无所牵挂，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平静的。然而，由于我的躯体，这种平静又是令人厌恶的。我用它的眼睛看，用它的耳朵听。但是这已经不是我了。它自己在出汗，在颤抖，而我却已经认不出它来了。我不得不摸摸它，看看它，以便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仿佛它是另一个人的身体。有时候，我还能感觉得到它。我仿佛感到滑动，往下冲，就像坐在一架正在向下俯冲的飞机里一样；我也感到心跳。但是这并不能让我踏实下来。来自我身上的一切都可鄙地令人怀疑。大部分时间它毫无反应，默不作声；我只能感到一种沉重、卑鄙的压力。我感到自己像是被一条巨大的寄生虫困住了。有一会儿，我摸了摸裤子，觉得它湿了。我不知道是汗湿的，还是尿湿的。不过，为谨慎起见，我还是到煤堆上去撒了尿。

比利时人拿出表来看了看，他说：

“三点半了。”

坏蛋！他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汤姆蹦了起来。我们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时间竟这样流逝了。黑夜像巨大无形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我甚至记不得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小儒昂叫了起来。他绞动着自己的手，哀求道：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他举起双手在地窖里来回奔跑，然后跌坐在一张草垫上哭泣起来。汤姆用失神的眼光看着他，甚至不再想安慰他了。实际上也毫无必要。虽然小家伙的吵闹声比我们大，但是他受到的打击却比我们轻。他就像一个以发烧与病痛作斗争以进行自卫的病人。当你连烧都不发的时候，情况就严重得多了。

他在哭。我看得很清楚，他在可怜自己；他并没有想到死。一刹那，只有一刹那，我也想哭，我想用眼泪来可怜自己。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我瞥了小家伙一眼，看到他那瘦弱的双肩在抽动。我感到自己变得不近人情了。对人对己我都不能怜悯。我想，我应该死得清清白白。

汤姆站了起来，走到圆洞的底下，开始观察星空。我很固执，我要清清白白地死去，我想的只是这个。但是，在我的下方，自从医生告诉我们时间以后，我感觉到时间在流逝，它一滴一滴地在流淌。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那里一股雪茄味，并且热得让我透不过气来。有两名军官坐在沙发上抽烟，他们的膝盖上放着几份材料。

“你叫伊比埃塔吗？”

“是的。”

“拉蒙·格里斯在哪儿？”

“不知道。”

讯问我的那个人是个矮胖个儿。在他的夹鼻眼镜后面是一双冷酷的眼睛。他对我说：

“你过来。”

我走了过去。他站起来，抓住我的两条胳膊，用一种简直要一口把我吞掉的神气看着我。同时，他还使尽全力绷住我的二头肌。这倒不是为了弄痛我，而是他耍弄的把戏。他想要制服我。他还认为有必要往我脸上喷吐他那污秽的浊气。有好一阵，我们两人保持着这种状态。可是我只想发笑。要想吓唬一个即将去死的人，必须使用更多的手段。现在的这一套不管用。他猛力推开了我，又坐了下来。他说：

“拿他的命来换你的命。你要是说出他在哪里，我们就饶你一命。”

这两个用马鞭和皮靴装扮起来的家伙，毕竟也是就要死去的人。比我稍晚点，但不会很久。而他们却专管在那些纸堆里寻找一些名字，然后把另一些人抓进监狱。或者消灭他们。他们对西班牙的前途和别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那些微不足道的活动在我看来都很令人反感，而且非常可笑。我再也没法设身处地替他们想象了，我觉得他们都是疯子。

他们对自己做的一切很清楚。我先是等了整整一夜。后来，在他们枪决汤姆和儒昂时，又让我在地窖里等了一个钟头。现在，他们又把我关到内衣房里。这些阴谋诡计他们大概是昨天就策划好的。他们以为，时间长了人的神经会支持不住。他们企图这样来征服我。

他们失算了。在内衣房里，我感到自己虚弱无力，于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并开始思考起来。但不是按照他们的吩咐思考。当然，我是知道格里斯在哪里的。他藏在离城四公里的表兄弟家里。我也知道，除非他们对我用刑(但是看来他们还没想这样做)，否则我绝不会透露格里斯的藏身之地。这一点是明确无误、肯定无疑的。对此我再也不去多想了。只是我很想弄懂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出卖格里斯。为什么呢？我已经不再喜欢拉蒙·格里斯了。我对他的友谊和我对贡莎的爱情以及对生存的企求，在黎明前片刻都已经同时消亡了。当然，我始终是尊重他的，他是一条硬汉子。但并非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同意替他去死。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价值更高。任何生命在这种时候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让一个人紧贴墙站着，然后开枪射击，直至把他打死为止。无论是我，是格里斯，还是另外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区别。我很明白，他对于西班牙的事业比我有用。但是，无论西班牙，还是无政府主义，我都嗤之以鼻。因为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了。然而，我在这里，我可以出卖格里斯来换取自己一条命。可我拒绝这样做。我觉得这样有点可笑，因为这是顽固。我想：

“难道就应该顽固？……”

这时，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劲油然而生。

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回两名军官那里。一只耗子从我们脚下穿过，逗得我开心。我转身问一个长枪党徒：

“你看见耗子了吗？”

他没有回答。他脸色阴沉，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我很想笑，但是克制住了。因为我怕一旦笑开了头就止不住了。那个长枪党徒有一撇小胡子。我又对他说：

“把你的小胡子剃掉吧，傻瓜。”

我觉得，他活着就让这些须毛侵占他的面庞，真是不可思议。他随便地踢了我一脚，我就不做声了。

“那么，”胖军官问，“你考虑了吗？”

我好奇地看了他们一眼，仿佛在欣赏几只稀有的昆虫。我对他们说：

“我知道他在哪里。他藏在公墓里，在一个墓穴或掘墓人的小屋里。”

我这是想捉弄他们一下。我想看着他们站起来。束紧皮带，然后急忙下达命令。

他们跳了起来。

“走。莫勒，去跟洛佩兹中尉要十五个人。你呢，”矮胖子对我说，“假如你说的是实话，那我说的话是算数的。如果是捉弄我们的话，那就饶不了你。”

他们在一片喧闹声中出发了。而我则在长枪党徒的看守下平静地等待着。我不时地发笑，因为我在想过一会儿他们将要发作的样子。我感到自己既糊涂又狡猾。我在想象，他们如何把盖在墓上的一块块石板撬起，然后打开每个墓穴的门。我仿佛是另一个人在想象这一切： 因那个顽固的企图就此成名的俘虏，那些神色庄重、留着小胡子的长枪党徒，以及那些身穿制服在坟墓之间来回奔跑的人；这一切都让人忍俊不禁。

过了半小时，矮胖子一个人回来了。我以为他是来下令枪决我的。别的人大概都留在公墓里了。

军官看着我。他一点尴尬的样子都没有。

“把他带到大院和别人待在一起，”他说，“等军事行动结束后，由普通法庭来决定他的命运。”

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懂，于是问他：

“那么你们不……不枪毙我了？”

“至少现在不。以后么，就不关我的事啰。”

我始终没有明白。我问他：

“那为什么？”

他耸了耸肩，没有回答。士兵就把我带走了。在大院里有一百来个俘虏，还有妇女、孩子和几名老人。我开始围绕中间的草坪走起来，简直感到莫名其妙。中午，他们让我们在食堂吃饭。有两三个人和我打了招呼。我大概认识他们，但是我没有和他们搭话。因为我连自己在哪里都搞不清了。

黄昏，又有十来个新俘虏被带到大院里来了。我认出了面包师卡西亚。他对我说：

“好小子，真走运！我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

“他们判了我死刑，”我说，“可是后来他们又改变了主意，我也不知为什么。”

“他们是两点钟逮捕我的。”卡西亚说。

“为什么？”

卡西亚并不参与政治活动。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把所有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都抓起来了。”

他放低了声音：

“他们抓到了格里斯。”

我开始发颤：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他自己干了蠢事。星期二他离开了表兄弟家，因为他已经听到一点风声。他可以藏身的人家还有的是，但是他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他说：‘本来我可以藏到伊比埃塔那里去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捕了，我就藏到公墓去算了。’”

“公墓？”

“是啊，真蠢。显然，他们今天早晨去过那里，这本来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他们在掘墓人的小屋里抓到了他。他先向他们开了枪，他们就把他打死了。”

“在公墓！”

我开始晕头转向，终于摔倒在地。我笑得那么厉害，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王庭荣　译)

注释：

毕·伊·马加尔(1824—1901)，西班牙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曾任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总统。

加的斯，西班牙南部一滨海城市。

【赏析】

《墙》是萨特在1937年发表的。同名的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于两年后，包括《墙》和另外四部小说： 《卧室》、《厄罗斯忒拉特》、《床笫秘事》及《一个企业主的童年》。这些作品与《恶心》几乎创作于同时，自然不乏一脉相承之处。如果说，《恶心》的主人公面前尚且有漫长的余生让他实现自我救赎，《墙》的主角则是一开场就被抛到生死边缘上，他将如何抉择呢？

在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战士帕勃洛、汤姆和无政府主义者何塞的弟弟儒昂被俘了。他们一起被关进地窖，等待判决，很可能一夜之后就永别人世。除了还不太懂事的儒昂，前两位都是地道的革命者。在通常的革命故事里，这样的境遇不外乎两种结局： 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或是贪生怕死、变节投敌；可是他们的表现却大大出人意料。节选部分为读者描述了三人从被判处死刑后到最终结局的情形。

帕勃洛不齿于叛变，和汤姆、儒昂一起等待敌人的判决。阴冷透骨的地窖里，死亡，将一切吞噬于黑暗无声的死亡，阴沉沉地逼近了。如果一个人在得知自己将永绝人世的下一秒钟就失去生命，他还是幸运的： 恐惧还来不及侵蚀他。可是，在这三个在劫难逃的囚徒和死域之间，还横亘着整整一夜。在分分秒秒的流逝中，恐惧如吸血恶魔般一点一点地吸取将死者的生命能量——无论是无辜被俘的儒昂，还是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革命者。在这里，我们找不到视刑具为儿戏、视赴死如赴宴的完美英雄。我们看到的是帕勃洛在冰冷的地窖里汗流浃背，汤姆干脆像婴孩一样尿了裤子。种种抵抗恐惧的企图只是把他们愈来愈深地推向绝望的深渊。没有以身殉道的悲壮感，只有恐惧、憎恨、绝望……死亡仿佛开启了人性最沉重的一道闸门，日常潜伏的所有最阴暗的心理此刻都倾泻而出，吞噬着三个等死的人。将要共同赴死的人们并没有多少同病相怜之情，相反，他们不时神经质地相互厌恶。一片灯光、一点过响的皮鞋声都会触发他们相互仇恨之心。甚至往昔追求的一切，在死亡面前都黯然失色，再也激不起半点留恋。

对“恐惧”的描绘是小说第一个精彩之处。其独特在于，萨特揭开了人类面对死神时最惊人的真相： 所有人都是怕死的。尽管选择了忠于正义，人类对死亡本能的恐惧并不会因此消失，甚至也没有减弱分毫。

更何况，由节选部分中主人公回首往昔的片断就可以发现，他内心并没有传统革命者那种至死不渝的崇高信念来作支撑。接下来，小说更是告诉我们，帕勃洛不出卖战友只是出于“顽固”。至于那些关于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的说教，在死亡判决的狰狞阴影下都成了无关紧要的空话。这些描写，呈现的是主人公对“生”与“死”问题思考的升华，也是小说向高潮过渡的部分。在这里，“解放西班牙”之类的理想本身是否正确已不重要。关键在于，即便是真理，它对于死者又有何意义？

诚然如帕勃洛认为的，对于西班牙的事业，格里斯的生命比他更“有用”；个体的生命价值对于社会和他人而言，也的确有高低之分。然而，对他自身来说，任何他人的生命并不比他自己的更有价值。价值、意义之类都是需要生命来承载和实现的。对于失去生命的个人，他创造的一切价值——就算确实有价值存在——都只能留给生者，而他自己则永久地堕入黑暗死灭，再也没有任何生活的可能。在存在主义的理念中，可能性的剥夺无异于人生意义的丧失。这无疑是一种十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但是，且不要把“个人主义”视作贬义词。强调对个体的关怀正是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存在主义——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特征之一。“人”不再被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来对待，而是作为一个个鲜活的、性情各异的个体而存在。“他”不是《圣经》里背负原罪的上帝造物，也不是人文主义赞颂的“万物的灵长”。人被抛入世间，并没有任何先在的意义，一切意义都要靠人的自由选择、自主行动去创造。这就需要有一个最高的前提： 人必须活着，有生命才有思考和行动的可能性。因此，一个人珍惜生命、畏惧死亡又有什么可耻呢？更何况，在这真假难辨的艰难时世，谁能肯定自己不惜生命去捍卫的就是“真理”呢？在失去信仰支撑的时代，死亡就等于伫立在人生尽头的一堵墙，它把所有关于彼岸和流芳百世的美好传说都隔绝在“生”的这一边，墙的那一边只剩下无尽的死寂和黑暗。价值、意义之类只有对生者才存在，对于死者毫无意义可言。为什么所有人都怕死？不仅仅是生物性的本能，更是因为，“墙”那边没有彼岸！

那么，生死边缘上的人们该怎么办？萨特给了主人公一个令人震惊的结局。帕勃洛不是“英雄”，也不愿做叛徒，但他又觉得自己固执得可笑，进而就想嘲弄敌人。他对他们说格里斯藏到墓地去了，其实他知道格里斯躲在表兄弟家。可是，格里斯却恰好转移到墓地去了。帕勃洛意外地用战友的一条命换来了自己的存活，他究竟是不是叛徒，谁也难以说清。小说就这样从高潮突转至结局。你可以说这一切荒诞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这荒诞的真实性。帕勃洛的供词本来是信口胡编，可谎言与真实却意外巧合。在这“偶然性”横行的世上，既然“信仰”这样事关人之本质和死生大计的问题都可以在懵懵懂懂中随意抉择，又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又有什么人能瞻望到所有的“可能”呢？帕勃洛没有预料到这个为偶然所操纵的结局，但是他对敌人的戏弄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荒诞的省悟和反抗？生命即将被剥夺，正义、友谊、爱情、生命……一切在世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变得可笑。那就索性笑到底吧——用这个世界摆布人类的方式去作垂死的还击。在这个荒谬虚妄的人间，也许只有幽默、戏谑才能让所剩无几的生命时光变得可以忍受。

但可悲的是，“还击”只是让他更深地陷入“无常”的泥潭，身不由己地成了“叛徒”。而这也不过是世间又一次“偶然”。这可叫人如何是好啊！看来，似乎只有继续“笑”对人世了，至于后果，那原本就不是人类所能掌控的。一切都是“偶然”，只有“偶然”本身才是必然的。我们最后听到的，就是侥幸存活的帕勃洛发出的狂笑，这是他对荒诞世界的嘲笑，也是对自身无能为力的自嘲。

这就是萨特。他把“存在”的真相毫不留情地揭开给你看，让你知道世间多少“神圣”、“崇高”只是人类自慰的迷药。你无法忍受，想掉头就跑，他的声音却不依不饶地钻进你的耳膜： 无路可逃。因为你活着，你存在。萨特在别的地方用哲学的语言说过：“谁都不肯正视大写的存在。……臆想生存的彼岸和设想自己的死亡，徒劳无益。……因为一切逃避都被大写的墙阻拦；逃避存在，依然存在。存在无所不包，人须臾不可离。”那么，人类要往何处去？1937年的萨特还没有经过二战的洗礼，他眼中的人类是一个个绝对自由也绝对孤立的个体，和外界毫无关联，仅仅凭借“自由选择”，单枪匹马地对抗着虚妄。在以《墙》为名的整部小说集中，总体的主旨都是在讲，“真相”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出路”。这并不是让读者在“荒诞”面前缴械，在“虚无”之中投降，因为人类首先要有直面真相的勇气，而后才会有步出深渊的希望和方向。事实上，在生与死、真与假之间，萨特为他的主人公，也为所有的读者推倒了阻隔其间的那一面“墙”。

(胡顺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