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待在一个公共场所——就像今天这样，坐在剧院或者音乐厅，看到许许多多面孔凑集在一起，许许多多经历不同的人聚会在一起，我就会想到在场的人该有多少值得回忆的往事，想到从这些回忆中该可以提炼出多少精彩的文章。

诸位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有一个独裁者，一个暴君，他拥有无上的权力，却偏偏又极富好奇心，他突然派御林军把我们这里包围了，用刀剑威逼每一个人，叫他讲出一生中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最稀奇的事。那肯定会大有收获！在场的人就像被压挤的海绵，要吐出多少故事！个人的往事，特殊的经历，统统像河水似的在他们眼前流淌。其实，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自己就像那个百无聊赖的君王，他拥有珍奇异宝，却又寂寞得很……作家——诗人或者小说家，他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只是大家都缄默不语，而他却敢于出来讲话罢了。

我不认识维克多·雨果，诸位一定猜到，我因此抱憾不已。然而话又说回来，他去世的时候我才13岁，何况我必须承认那时我还没写什么东西呢。

维克多·雨果很欢迎青年诗人到他家去。斯苔芬·马拉美跟我们讲过几次，有一天他去拜访雨果，这位伟人揪住他的耳朵说：“啊哈！我亲爱的印象派诗人来了。”

维克多·雨果把流派的名字来了个张冠李戴。他本人各种流派的诗都能写。不过，在今年看来，他比他的直接继承人帕纳斯派诗人更接近当时叫做象征主义的诗。

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尤其他晚年的作品，有几首绝妙的“象征主义”诗，可叹为绝唱。

顺便说一下，维克多·雨果肯定不会赞同这样一些人的意见，他们把文学压缩为最简单的公式，把文学变为这样一种东西：“您想说下雨了，就说‘下雨了’就是了。”

维克多·雨果写过一首神妙的好诗纪念、颂扬泰奥菲尔·戈蒂耶，是戈蒂耶去世一年后或者二年后写的。他那时71岁，看见对手都死了，朋友差不多也都死了，有几个弟子也死了，看见拉马丁、缪塞、维尼先后过世，最后又轮到了戈蒂耶。他肯定感到自己也时日不多了，想在诗里描写他自己的死。他想：“我已是耄耋老人，我身边的人都去了，现在该轮到我了，我也要去了。”这个思想，他是怎样表达的呢？难道他就用四句话，四句简单而直接的诗来表达么？他想说他要死了，难道他就径直说“我要死了”么？

绝对不是。维克多·雨果将这个简单的思想铺陈扩展开来，他不直接表达，而是用了许多象征主义的手法，这些手法的力量，它们那种深沉的美都是无与伦比的。

他说：

我在奔跑，不要关上丧葬的大门

他说：

我的生命之线太长了，它颤动着，就要挨利刃……

还有，为了描写步步逼近、无法逃避的死亡，他写下了这些动人的诗句：

铁石心肠的收割人，拿着宽大的镰刀，

沉吟着，一步一步，走向剩下的麦田。

维克多·雨果非常明白，实际上他也告诉我们了，直接表达法在诗里只能偶尔为之，要是通篇使用直接表达法，那无异于取消了诗。

勒孔特·德·李尔，我只见过他。我住在拉丁区的日子里，每天午饭时分，都能看见两三位名流走过。我在拉丁区的一家小饭馆吃饭，每天12点一刻左右，饭馆门前都会出现一个人伛偻的身影，那人蓄着短短的络腮胡，一本正经地穿着礼服，夹鼻镜后面的眼光有些茫然，显得心不在焉。他贴着墙走，满脑子想他自己的事，时不时挑起一只手指头沿着墙画弧线。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几何学家昂利·普安卡雷。再过一会儿，街上传来意味深长的喧哗，跺脚声、喊叫声、咒骂声，宣布将有不同寻常的人通过。魏尔伦的一群人终于嘻嘻哈哈、争争吵吵地走来，看了叫人心里直发毛。魏尔伦头戴鸭舌帽，脖子上围着一条红纱巾，像是一个可怜的乞丐，又像是个无业游民，被人簇拥着。他手里提溜着一根木棒，走一步就朝地上敲一下。这群人时不时停下来，不是爆发出一阵大笑，就是爆发出一阵叫骂，然后又吵吵嚷嚷地向魏尔伦住的笛卡儿大街走去。对比真是鲜明。我觉得很有意思，仅仅几分钟之隔，相继走过沉浸在思考和计算中的大学者与游游荡荡的大诗人，这诗人，他写出了那么多音韵铿锵的歌……吃罢午饭，我朝卢森堡公园走去，公园水塘上的点点帆影总让我梦魂萦绕。在那里，我一准会碰到勒孔特·德·李尔，他总是按时穿过公园，从他在矿业学院的家到参议院去。他是参议院图书馆的研究馆员。午时到下午2点之间，在巴黎的这一角上，3位名人先后出现，而他们的差别是多么大啊。

刚才我讲了，我同勒孔特·德·李尔并不相识。那时候，他的诗尽管我很欣赏，但是吸引我的却是其他的诗。我的同学大都很崇拜勒孔特·德·李尔，有几个人还去看过他。我如今很懊悔没有跟他们学。理想的变化，要靠丢掉旧的理想，再假设新的理想。我觉得，勒孔特·德·李尔如今遭到的冷落有点过分。依我看，在他之后，再也没有人有他那样高贵的气质了。在诗歌艺术和崇高的风格方面，他的“力量意志”如此坚定，没有人可以比拟。

1893年前后，他还很荣耀的，不过这种荣耀已经到了不能够更新的时候。青年人的活动已经聚集到魏尔伦和马拉美周围。

马拉美，诸位可能读过他的诗，起码尝试性地读过，正如诸位所知，他是一位很艰深的诗人。今天我不同诸位谈他的作品，只谈谈他这个人。他这个人非常有趣，非常和蔼，非常文雅，没有人能比得上。你登门造访，迎接你的是一个小个子先生，很有风度的一张脸，谈吐很庄重，也很温和，眼睛炯炯有神。他接待客人的方式非常讲究，不免显出一点老派的味道。不妨这么说，马拉美重新塑造了他作为社会的人，塑造了大家所见到的那个人，就好比他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一样。他很奇特地给我们树立了重新创造自我的榜样，树立了自然人品经过深思熟虑重新熔铸的榜样。一个人，能够按计划构想并且完成自己的思想、行为、作品，总之，构想并完成自我存在的全部形式，就像马拉美那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

和马拉美来往是一件乐事。诸位都知道，每逢周二，朋友们就到他家里聚会，客人中也有许多陌生人。谁想到他家里去，都可以，他一视同仁，笑脸相迎。他家进出这样随便，有时也会引出有趣的事。每年的同一个时候，就会有一个留长发的美国人到他家里来。人们很可以怀疑他是否看过马拉美的书，是否读过马拉美哪怕一行诗。这个人，没有讲过他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来了，坐下了，绝对不吭一声，点头称是一番，然后就走。对马拉美，他真算得上毕恭毕敬。一天，他给马拉美来了一封信，说为了纪念在诗人家里围在灯下度过的那些美好夜晚，他想了一个主意，给刚刚降生的儿子起名马拉美。这样，现在的美国，就有一位叫马拉美的先生，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马拉美是什么意思，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

我同诸位讲讲我自己和斯苔芬·马拉美交往的几件事。1897年的一天，他叫我上他家去。他信里说有重要的事情对我讲。我在他卧室里见到他。他的卧室跟书房是同一间屋。马拉美是普通的英语教师，经济状况平平，他住在罗马大街的一套公寓里，房子很舒适，但也极其简朴。他住的楼层很高，房子很小，墙上挂了他朋友马奈、贝尔特、莫利索、威斯特勒、克洛德·莫奈、雷东送给他的画，给房间增色不少。他在他的小房间里接待我。离床不远的地方就放着书桌，这是一张旧方桌，木头的色调很暗，桌腿是螺旋形的。他面前放着一摞手稿。他拿起手稿读给我听。这是一首很怪的诗，比我读过的他的任何一首诗都要怪。那底稿的格式也很特别，所以马拉美抓着手稿时，我一直盯住那稿子。这就是题为《骰子一掷》的这首独特的诗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诸位是否看到过这首诗，写这首诗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要叫坐在炉边烤火的读者觉得这好像是乐队的总谱。很久以来，马拉美就在思考、寻找这样的文学手段，这些手段能使我们在翻阅一本铅字印刷品时，获得乐队总谱传达给我们的感觉。他对写作的物质方法进行了极其细致的研究，以渊博的学识将它们组合起来，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对空白、虚实、不同的字体、大写、小写、斜体等等作了全新的安排，结果构造了一部外形的确很吸引人的作品。毫无疑问，当我们浏览这部文学“总谱”时，当我们寻觅这首视觉诗的“乐章”时——有些诗句，有些段落，用相同的字母印刷，它们相互呼应，上下配合，和音乐里的动机一模一样——我们就仿佛真的听到了一首新型的交响乐。写诗能够写出主题的再现、过渡，能够通过一个主题发展另一个主题，能够把一个思想不同的独立部分组织起来，大家知道，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马拉美大胆地把一个诗歌思想写成了交响乐。

马拉美读罢，问我是不是感到太离奇。我沉吟了片刻，不知该怎么说好。随后我向他表示歉意，说我沉默是因为它太新鲜，太令我惊奇。我希望能够仔细看一看。他把稿子递给我，我这才想象出写这样一部作品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这才懂得它要求作者具备何等的毅力、才智、常识。

每一个词，马拉美都推敲到了。你们知道这首诗很晦涩，你们可能碰到晦涩的地方，弄得读不下去。其实，这首诗之所以晦涩，完全是因为诗人无休止地探索，他想把语言和诗所能赋予顽强的创造意志的一切都发掘出来。

今天，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耽搁，还是以不把你们带到艰苦的作品分析中去，而限于谈论旧事为好。所以，我们言归正传。

还有一件旧事，是关于马拉美的最后一件事，也是马拉美给我留下的最后的既宝贵又痛苦的印象。那是我最后一次去访问他，时间是1899年7月14日。他邀请我到他在瓦尔凡的庄园——很小的庄园——同他一块过一天。瓦尔凡是个小村庄，紧贴着塞纳河，河对岸就是枫丹白露森林边缘地带。马拉美习惯到那里过夏天，住的是一栋农舍，不过照他纯正的趣味做了修葺，暑假的几个月，他在那里安安静静，凝神冥想，那儿有一只小船，他有时带朋友到河上划船。1899年7月14日，我在那里和马拉美相会。午饭后，他把我领到书房，这是一间斗室，2米宽，6米长。窗台上摊着我刚才讲的那首著名的《骰子一掷》的清样。我们俩久久地望着他以渊博的学识以及耐心和胆识创造的这件语言产品，说胆识，是因为确实没有比他更大胆的作品了。马拉美在文学创造上的勇气，谁也比不上。假如他不是要完全成为他自己，他本来是可以成为当时头号诗人的。他不惜一切，为的是在自己的心底里，毕其一生，遵循着一个观念。

我们俩久久地望着这些清样。照他的设想，印刷的准确完美最重要，因为他设想的作品，外在的形貌是基本部分，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精心安排，仔细印刷。我记得和他商量了几句诗的位置，讨论了几处空白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俩一块走到田野里。头上的太阳火辣辣的，已经是仲夏时分，眼前地里的麦子全黄了。他蓦然收住脚步，沉思不语。他想到秋天又能有许多乐趣，他又回到巴黎，又去听音乐会……我忘了告诉大家，马拉美每个星期天都去听拉穆勒音乐会。他听音乐会全神贯注，不仅仅是为了音乐本身，而且是为了努力发掘音乐的奥秘。他手指中夹着一支铅笔，从乐曲中记录下他认为对诗有用的东西，他想从中提取不同的关系类型，把它们移植到语言领域。整个夏天，他就思考着头年冬天作的记录，同时焦急地等待着重返巴黎，那时候他又能坐到音乐会的座位上，就是说，又能够回到他的源泉旁了。他望着伸展在我们面前的金黄的田野，心里还惦念着音乐，嘴里便说出了一句绝妙的诗。他手指眼前的壮丽景色，对我说：“这是秋天在大地上击出的第一声铙钹。”晚上，他陪我到车站，在美丽的夜空下，我们俩谈了很久很久……我没能再见到他。三个星期以后，我接到他女儿打来的电报，告诉我他去世了。他是突然倒下的，被一种无法医治的病痛窒息而死，就死在赶来看他的大夫怀里。这对我是沉重的打击。

现在谈谈另一位作家，我很喜欢他，敬重他，尽管他和马拉美差别很大。

大家都知道，于斯曼的文学生涯是很奇特的。开始，他严格信奉自然主义，虔诚崇拜左拉，是《梅塘之夜》的合作者之一。他的艺术风格十分典雅、细腻、刚劲，也许都有点过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三本主要作品对三种读者产生特殊的影响。三本书几乎同样耐人寻味，同样雄健有力。这三本书是《逆向》、《那边》和《路上》，每本书都给特定的读者群留下深刻印象。《逆向》使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大开眼界。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与众不同，它讲的是一个古老家族最后一名后裔，在巴黎郊区盖了一栋房子，然后就足不出户，整日里训练自己的感觉。他迷恋上香水，用奇特的方式挑选香水，给香水分类。他为自己写饮料“交响乐”。要不然，他就搜集稀世珍品，奇花异草，今天爱不释手，明天弃如敝屣，不过，就是在这本书里，于斯曼叫40年前的青年认识了当时还无声无息的作家、默默无闻的画家、鲜为人知的艺术家。我就是读了这本书，才知道魏尔伦、马拉美、奥迪龙·雷东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的，他们当时还几乎是无名之辈。

于斯曼是内政公共安全处的副处长。我很想见见他，便斗胆要求跟他会面。他回信说：“请来索赛大街的公共安全处，这里有一个不雅致然而很安静的地方，谈话很方便。”说得有点可怕，然而我还是如约前往。到了索赛大街，处里的差人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面摆满了纸夹子，于斯曼就端坐其中。我往四下张望，同时镇定一下情绪，这时我发现副处长的绿色纸夹上贴着奇怪的标签，一个纸夹上的标签写的是“借钱人”，字迹有力，另一个纸夹上的标签写的是“聒噪人”，我暗想：“我不会在左边那个纸夹里，不过，我的信大概很有可能在另一个夹子里。”一个人当了公证人，就会日益感觉到需要这样的纸夹子。

于斯曼的谈话极端形象，他的语言通俗得不能再通俗。他对我讲的话，大部分我都确实不能向诸位重复。他那样温和的人不多见，可是话是经常带着刺。他的刚硬气，没人可以相比，不过，他也是一个忠于友谊、乐于助人的人。他的书很特别，因此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来拜访他，也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给他写信。我每次去看他，都有一段新故事，而且总是出乎意料的。

现在我来说说画家爱德加·德加，我跟他很熟，谈过于斯曼和马拉美之后自然要说说他。德加的画如今进了博物馆，大家都看过。德加为人有板有眼，精力充沛，有时有点生拗。这个人很有头脑，才华出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住在维克多—马赛大街，他的房子后来被拆了。当时他住了三层。第一层是他的私人展室，陈列了他喜爱的画家的作品，有德拉克洛瓦的杰作，有柯罗、安格尔，还有其他一些人的。第二层是住房。就我一生之所见，他的住房是打扫擦拭得最马虎的，只能见到两件东西，灰尘和奇迹，因为墙上挂满了他满意的素描。第三层是画室，里面有浴缸、浴盆、浴巾，他的模特儿常常要用这些东西，从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得多了。但是我想对诸位说的不是画家德加，也不是优秀批评家德加，而是大家所不熟悉的另一个德加，作为文人和诗人的德加，这样就和我们今天讲的文坛旧事相吻合了。德加这个人思想很精确，所以做什么事，像业余爱好者那样马马虎虎，他可受不了。凡构成艺术里面职业的，如今的说法就是技巧的东西，他都直截了当地抱有无限的好奇。他写了一些诗，自己觉得懂得这一行，实际上并没有懂。而且他写得很艰难，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写诗不艰难的人写的不会是诗。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当诗神找不到诗人，或者诗人找不到诗神的时候，他就跑去求教，去向艺术大师诉苦。他有时候找到埃雷狄亚，有时候找到斯苔芬·马拉美。他诉说他的痛苦，他的希望，他的困难。他说：“这首倒霉的十四行诗，我写了整整一天。我把画画抛到脑后，写了好多句子，可是怎么也写不出我想写的，整整一天时间白白浪费了。写得脑袋生疼。”

这番话，有一次他向马拉美讲，最后他说：“我弄不懂，这首小诗我怎么就写不成，其实我脑子里装满了思想。”

马拉美回答：“不过，德加，写诗靠的是词，而不是思想啊。”

这句话包含了一个重要教训。

(罗芃　译)

注释：

本文是瓦莱里1927年在大学的一次演说。

勒孔特·德·李尔： 法国诗人，帕纳斯派的领袖。下文的魏尔伦是象征派诗人，他的诗极富音乐性。

《骰子一掷》： 马拉美的著名诗篇，全名是《骰子一掷绝不会消除偶然》。

埃雷狄亚： 法国帕纳斯派诗人。

【赏析】

“如同任何真正的诗人，雨果是第一流的批评家。”这是瓦莱里对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评价。这一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作为一名杰出的诗人，瓦莱里在文艺批评、诗歌理论，甚至哲学思辨等领域都同样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他的重要论文集《文艺杂谈》连续出版了5集，涉猎了“文学研究”、“哲学研究”、“近乎政论”、“诗歌和美学理论”、“教学”和“诗人的回忆”等6大部分。

在“文学研究”中，除了一篇关于歌德的文章外，瓦莱里论及了法国文学史上从中世纪到与他本人同时代的二三十位诗人和作家。在这些论述中，瓦莱里决不重复他人的观点，总是力求做到见解独特而令人信服。这里节选的这篇《文坛旧事》则是瓦莱里于1927年在大学的一次演讲，而其风格和观点与其论文是一脉相承的。作者在演讲中谈及了维克多·雨果、勒孔特·德·李尔、斯苔芬·马拉美和爱德加·德加等多位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在讲述过程中没有习见的程序化论述和枯燥的理论研究，而是从这些名人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创作方式等鲜活有趣的角度切入，让普通大众尽可能了解到一个个真实的“人”，而非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

瓦莱里之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向大家讲述这些艺术家，并非他一时兴起，而是出于他的一种有意识的偏爱，这是属于他的研究方法。因此，当他描述雨果，特别是晚年的雨果和他的诗歌创作时，他尽可能地去设身处地地想象这位耄耋老人在眼见自己的对手、好友、弟子和一些才华横溢的后辈相继离世的那种痛楚，想到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的宿命，以及在这种情形下的诗歌创作。人们熟悉的善于写小说的雨果，在此时只想表达“我也要像身边的人一样死去了”的思想，雨果选取了一种更为艺术的表达方式——诗歌，“我的生命之线太长了，它颤动着，就要挨利刃……”和“铁石心肠的收割人，拿着宽大的镰刀，/沉吟着，一步一步，走向剩下的麦田”等动人的诗句，他以象征的手法传递了一种深沉的美的效果。由此，瓦莱里得出了一个结论(姑且称之为诗歌理论)： 直接表达法在诗里只能偶尔为之，要是通篇都采用直接表达法，那无异于取消了诗。

此外，不能不提到的，是瓦莱里非常喜爱的，也是这篇演讲中提及最多的一位才华横溢、非常艰深的一位诗人——马拉美。同样的，瓦莱里没有从理论上去分析这位本就很难读得懂的诗人，而是从其为人处世的方式和种种生活中的细节宕开话题，在看似评议的介绍中，演讲者已在听众们还浑然不觉时阐述了这位诗人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样一来，当他们再次阅读马来美的诗歌，哪怕是那些较为晦涩难懂的篇章时，也不会一头雾水，读不下去了。比如，《骰子一掷绝不会消除偶然》这篇著名且独特的诗歌，瓦莱里初读此诗也觉奇怪，但他告诉听众们马拉美写这首诗有一个特殊目的，“要叫坐在炉边烤火的读者觉得这好像是乐队的总谱”。并且进一步指出，马拉美一直在思考、寻找一种文学手段，“这些手段能使我们在翻阅一本铅字印刷品时，获得乐队总谱传达给我们的感觉”。如此的解说，既让大家找到了理解马拉美及其诗歌的正确的钥匙，又可以扫除一些人对诗歌创作的误解——认为诗歌创作如同梦呓般不假思索，可以随便信手拈来。事实上，这一新鲜而奇特的诗篇凝聚了诗人马拉美巨大的劳动，其中的每一个词都被诗人反复推敲，“这首诗之所以晦涩，完全是因为诗人无休止地探索，他想把语言和诗所能赋予顽强的创造意志的一切都发掘出来”。

由此，不必多说什么大道理，不必作连篇累牍式的理论分析，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地明白一个道理：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形成都需要作者付出巨大的劳动，要求作者具备非同寻常的毅力、才智和常识。

(石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