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三年前，我把一个久久萦怀于心的问题概括地写了下来。这个问题我回避不了，因为它直接与我的生活环境相关。我免不了要思考的几桩事都出于这个环境，出于一些偶然的机缘。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多半目睹了同样的事情，我想也会发表大同小异的评论。这恰巧是一种不寻常的经历。论学位，我是一个科学家；论职业，我是一位作家。这就是我总的经历。我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说起来这是一桩幸运的事。
一个人的履历是无关紧要的。只需要提一提他过去在大学念过书，在科学活跃的时代曾在伦敦作过一点研究。有幸就近目睹了物理学最富于创造的时期之一的盛况。而且这一切发生在倒霉的战争期间——包括在1939年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在凯特里车站的便餐室遇见布雷格，这对我实际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我能够，事实上从道义上讲是被迫，一直保持着那种就近目睹的地位。因此，30年来我同科学家保持联系，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作为实际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在这30年里，我努力把不吐不快的东西写成了书，经过一段时间便置身于作家之列了。
我有不少日子是这样度过的： 白天同科学家一道工作，晚上则和文艺界的一些同行一起，自然是谈论文艺。不用说我在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都不乏知心朋友。正是由于同时生活在这两个圈子之中，而且频繁地往来于两者之间，早在我用笔写在纸上之前，我便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了；我慎重地把它叫做“两种文化”。我老出入于两个圈子，知道他们的才智相当，同属一个种族，社会出身大同小异，挣得同等的收入，但这两部分人几乎互不交往，在知识结构、伦理观念和心理状态上很少有共同之处，以致宁愿横跨海洋，不肯从伯灵顿馆或南肯兴顿到恰尔西。
事实上，这走得比横跨海洋更远。跨过几千英里的大西洋之后，人们发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有一群说着同一语言的人，与恰尔西区的人相似，二者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士很少交往，好像科学家是些只会讲西藏语的人。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这儿才有，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教育和社会的某些特殊性，此间略有些夸大；而由于另一个英语社会的特点，又有些缩小。但总的说来，这个问题在整个西方都存在。
我想以此表明事情严重，虽然我脑子里思考的不是牛津大学的某个名人到剑桥大学赴宴的这个有趣的故事。我听说这个故事讲的是A。L。史密斯，大约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我猜想地点必定在圣约翰学院或三一学院。史密斯坐在校长旁，也许是副校长的右边，他生性喜欢和在座的所有人攀谈，尽管邻座人的面部表情并不给予他鼓励。他朝坐在正对面的一位牛津出身的形色快活的先生搭讪，得到的却是一声咕哝。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有人向另一个人问道：“你知道他在讲些什么？”“莫名其妙。”听了这话，连史密斯也沉不住气了。幸好校长从中应酬敷衍使他免于尴尬，说道：“哦，他们是数学家！我们从不和他们交谈。”
是的，我想以此表明事情严重。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理性生活正愈来愈明显地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极。我所说的理性生活也包括我们现实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我绝不认为两者在深层意义上能够区别开来。关于现实生活，我在后文还要谈及。这对立的两极，一极是文艺家，在不引人注目的场合，他们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目中无人。我记得G。H。哈代曾在30年代的某个时候带着有些不解的神情对我说：“你可注意到而今‘知识分子’这个词是怎样在使用吗？好像有了新的定义，不再包括像拉瑟福德、埃丁顿、迪拉克、艾德里安或者像我这样的人。真有点儿怪，你看是不是？”
文艺家在一极，另一极是科学家，尤以物理科学家为典型代表。两极之间隔着一道互不理解的鸿沟，特别是青年人，有时甚至产生敌意和嫌恶，但多数情况是缺乏理解。他们相互怀着一种有趣的被歪曲了的对方形象。他们所持的看法迥然不同，很难找到共同点，甚至会达到动感情的地步。非科学家倾向于认为科学家轻率，夸夸其谈。让我们以托·斯·艾略特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吧，我们会听到他说起振兴诗剧的愿望，对此我们不抱什么希望，但他会感到满意，他和他的同行愿意为出现一位新的基德或格林而准备土壤。这就是他的语气——谨慎而有节制，文艺家擅长此道，这是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特有的克制调门。他们听到的则是大得多的嗓门，以拉瑟福德为典型代表，他会高声说：“这是科学的崇高时代！这是科学的伊丽莎白时代！”我们许多人都听见了这话，以及除此之外的许多谦和的言论；当然我们毫不怀疑在拉瑟福德心目中谁将扮演莎士比亚这个角色。无论文艺家如何动脑筋都难以理解： 他说的话完全正确。
“这就是世界完结的方式，不以一声巨响而以一声呜咽。”(顺便说一句，科学家绝不会作这种预言。)以这句诗同拉瑟福德有名的巧妙回答作个比较吧：“走运的家伙，拉瑟福德！他总是站在波峰浪尖。”“是呀，是我掀起的浪潮，不是吗？”
非科学家怀着根深蒂固的印象： 科学家盲目乐观，不明白人类的处境。另一方面，科学家深信： 文艺家完全缺乏远见，特别对自己的同胞无动于衷，从本质上说是违反理性的；他们醉心于将艺术和思想局限于眼前的存在，等等。稍具抨击别人的本领的人都能在背后发一大通类似的议论。两方面的看法都不全然是无稽之谈，皆具有破坏性，大半是由于有害的误解引起的。下面我分别谈谈其中最深刻的两点误解。
首先谈谈科学家的乐观主义。这种指责经常被提出来，几乎成了陈词滥调；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包括当今一些最敏锐的非科学家。但这种指责产生于个人经历与社会经验之间的界线不分，把个人的处境与社会的困境混为一谈，我熟悉的大多数科学家感到——同我熟知的非科学家一样感到——我们个人的处境是悲剧性的。大家都很孤独，有时我们以热爱、慈爱或者创造性的活动来逃避孤寂，但是人生中这些成功的逃遁只是我们走在黑暗的路径时自己制造的光束，我们大家都孤苦伶仃地死去。我熟悉的科学家中有人信奉天启教，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悲剧感也许不那么强烈。我说不准。就大多数富于感情的人而论，不管他们多么振奋和喜悦，他们的性格——人生的稳定力量的一部分——似乎坚强些。对于我最熟悉的科学家是如此，对别的任何人也一样。
但是，几乎他们所有人——这正是希望之真正所在——不明白为什么仅仅由于个人处境是悲剧性的，社会处境也必然可悲。我们大家都孤寂，孤苦伶仃地死去。不错，那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命运，但我们的处境有许多东西是不取决于命运的，如果我们不抗争，我们便不完全配做人。
譬如，我们人类的大多数都营养不良，过早地死去，直率地说，这就是社会的困境。人们在孤独中目睹了这种景象而陷入困惑，这使人感到无能为力，听任奇特的悲剧上演，让别人挨饿。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科学家比别人更少地陷入这种困惑，他们往往迫不及待地要试试有什么办法可想，并且倾向于认为能够办得到，除非事实证明行不通。这就是他们真正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精神是我们其余人特别需要的。
正是这种善良而又坚毅地要站在自己同胞一边奋斗不息的精神，使科学家认为另一种文化人的社会观是可鄙的。他们之中确有人把问题看得太轻而易举了，但那仅仅是一部分人，不能视为科学家的代表。
我记得曾被一位知名的科学家一再追问：“为什么大部分作家在金雀花王朝采取了显然是野蛮而又过时的社会观点？20世纪的大多数名作家不也一样吗？叶芝，庞德，温德姆·路易斯，他们大多数人左右过我们时代的文艺方向，他们难道不仅是在政治上愚蠢而且还是令人厌恶的人吗？他们所代表的一伙人的影响不正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阴影更加临近吗？”
我当初那样认为，至今也一样，正确的答案不在于徒劳地进行辩解。按照我所信任的朋友的观点，说叶芝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伟人，这没有用。要想否认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没有用。诚实地说，问题在于20世纪初的某些艺术家与当时的瞎胡闹地反社会思潮之间存在过某种联系，而这一点文艺家迟迟未看到。那就是我们之中一部分人背弃艺术、企图自辟新的或不同的途径的诸多原因之一。(更确切地说，我们当时感到文艺风尚出了问题，不再对我们有益了。而且由于文艺风尚正好与邪恶的或荒诞的社会思潮携手并进，我们的那种感觉更得到了加强。)
虽然不少文艺家曾在一个时期左右过文坛，但那早已成为过去，或者至少情形已大不一样了。文学的变化比科学的来得缓慢，不具有像科学自身的那种抑制矫正力量，因此，它的迷途时期要长久些。科学家要是老以1914年至1950年之间的情形来看待作家，那就不妥了。
以上是两个文化集团之间的两大误解。自从我开始谈论这两种文化以来，我一直是持着某种批评观点的。我的大多数科学家朋友认为我的看法有些道理，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还在创作的文艺家也一样。但是，一些十分务实的非科学家与我有分歧。他们认为我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要像我这样谈问题，应当说至少存在三种文化。他们争辩说，尽管他们不是科学家但他们与科学家的思想感情颇有共鸣。同科学家一样，他们认为当代的文化艺术没有什么用处，甚至还看得更过头一些。J。H。普卢姆、阿兰·布洛克以及我认识的别的一些美国社会学家说，他们坚决反对把自己与那些人划在同一文化范畴，那些人与他们至死不相往来，或者把他们视为在忙着制造一种没有社会希望的气候的人。
我尊重这些反对的理由。“二”是一个很危险的数目字，这正是思辨过程很危险的原因。把任何事物一分为二的企图都应当受到很大的怀疑。要不要进一步细分的问题，我思考过很久，但终于决定不那样办。我探求的不止是一个新颖的比喻，但也绝不是一幅文化图景，因此叫做两种文化是恰当的，进一步细分会带来更多的不利。
科学这个问题确实是一种文化，不仅从知识的意义或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即是说，它的成员不需要，当然通常也不是彼此之间完全理解。生物学家对于当代的物理学往往只有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共同的观点、准则、举止、态度和想法。这种共同性的宽广和深刻程度简直令人吃惊，还涉及诸如宗教、政治信仰或阶级背景等其他思想形态。
同知识界的其他人士相比，据统计，没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略为多些，虽然信教的也为数不少，而且在年轻科学家中还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同样据统计，政治上左倾的科学家略为多些，虽然不少人总声称自己是保守派，而且在年轻人中也更普遍。在这个国家和在美国，相当多的科学家出身于贫穷的家庭。然而，这些对于他们的整个思想意识和言谈举止没有什么影响。在日常工作和大部分感情生活方面，比起具有同样的宗教政治信仰和阶级背景的非科学家来，科学家之间的观点立场更加接近些。我可以冒失地说，他们很自然地以未来为己任。无论他们喜欢不喜欢，具有怎样不同的倾向和色彩，他们都不假思索地作类似的反应。——这便是同属一种文化的道理。
在另一个文化范畴，观点立场就纷繁得多了。显然，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形态。但我相信从全然不理解科学的一极向四面八方扩散出了它的影响，这种不理解使整个“传统的”文化蒙上了一层非科学的气氛，远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为深入和广泛；这种气氛，我们不承认也罢，常常到达了反科学的地步。一极的感情导致另一极的敌对情绪。如果科学家以未来为己任，传统文化的人士便希望不存在未来。而今维持西方世界的还是传统文化，科学文化的出现并未使之明显地遭到削弱。
这种两极分化对我们大家，民众和社会，都是损失，既是具体的损失，智力的损失，又是创造的损失。我要强调地说，认为这三方面可以明确地区分开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我想首先集中地谈谈智力的损失。
双方互不理解的程度再不是什么有趣的玩笑了。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有5万名科学家在工作，还有大约8万职业工程师和应用科学家，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年代里，我和我的同事有机会和他们之中的3至4万人交谈过，即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目足以作为我们的典型例子，尽管我们与之交谈的大多数人还不到40岁。通过交谈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在读什么书，脑子里在想什么问题。我直言不讳地说，像我这样一个喜欢他们并尊重他们的人，也不胜惊讶。我们没想到他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是如此微弱，几乎是敬而远之。
正如人们所料，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过剩的精力和广泛的兴趣。我们遇到过几个博览群书的科学家，文艺人士谈论的东西他们都涉猎过。但那毕竟是很罕见的。科学家之中的大多数人，要是一再被追问读过什么书，他们会坦率地承认：“喔，我试着读过一点狄更斯的作品。”仿佛狄更斯是一位特别深奥难缠，不太值得一读的作家。事实上，他们正是这样看待他的，狄更斯变成了不可理解的文艺标本，而这种发现只是他们整个做法的奇妙结果之一。
当然在读狄更斯的时候，或读任何我们所珍重的作家，他们都仅仅在向传统的文化表示敬意而已。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缜密、精确而又处于不断的活动之中。这种文化包含许许多多论点，比起文艺人士的题旨，常常更为严密而富于思辨；虽然科学家爱用一些词汇，其词意不为文艺家所首肯，但表达的意思则是准确的，当他们使用“学科的”(subjective)、“目标的”(objective)、“基本观念”(philosophy)或“可能升迁的”(progressive)这些词时，他们心里明白它们的含义，尽管这些词意不合于一般人的使用习惯。
应当记住，他们是些天资很高的人，他们的文化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很精确的，值得钦佩的。它不包含多少艺术，但音乐是一项重要的例外。他们喜欢交谈和争辩，耳聪目慧，喜爱密纹唱片和彩色照片。读书却很少，难得有人把一本书看完；问到读了什么书时，他们会振振有词地答道：“读书？我喜欢把我的书看作工具。”不让心思分散是很难的。但书能当作什么工具？一把锤子？一柄原始的锹？
书读得很少。至于那些在大多数文艺人士看来有如黄油面包不可缺乏的小说、诗歌，戏剧、历史，他们几乎从不问津。这并不表明他们对心理的、道德的或社会的生活不感兴趣。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兴趣比我们大多数人的更浓。在道德生活方面，总的说来他们是一群高尚的知识分子；科学自身的核心中存在着道德的因素，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在心理方面，他们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抱有兴趣，不过我认为他们对此产生兴趣要晚一些。因此，不是缺乏兴趣的问题，主要的是他们认为整个的传统文化于这些兴趣不甚相干。当然，他们的这种看法完全错了。结果是，他们的想象力受到削弱，自受其苦。
但是，另一极的情形怎么样呢？他们也很困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更加自负，迄今为止自命不凡，将传统的文化视为“文化”的全部，仿佛不存在自然科学的地位，仿佛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也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仿佛自然科学的大厦不是人类心智共同建成的最美妙的杰作。而且，大多数非科学人士毫无这座大厦的概念，即使他们想建造，也无能为力。在他们走过的漫长的求知生涯中仿佛闭目塞听，只不过这种闭目塞听的状况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训练的结果，或者完全缺乏训练。
由于闭目塞听，他们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听说科学家没有读过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他们发出一声怜悯的讪笑，鄙夷地称他们为无知的专家，尽管他们自己的无知同样令人惊讶。我在不少社交场合同那些按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说很有教养的人士一起，他们居然公开对科学家的愚昧无知表示难以置信。有一两次，我情不自禁地问在场的人，他们之中有多少能说明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噤若寒蝉，同样没人回答得出。然而我问的这个有关科学的问题只不过相当于： 你读过莎士比亚的著作吗？
我相信假如我问的问题更简单，譬如： 质量或加速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相当于： 你会阅读吗？即使如此，10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有9个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现代物理学的巍峨大厦耸立起来，而西方世界绝大多数最聪慧的人对它的了解都同他们的新石器时期的祖先差不多。
再谈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的非科学家朋友视之为情趣低下的问题。剑桥大学是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可以每晚聚在一起会餐的学校。大约两年前，一项在整个科学上最令人惊奇的试验成功了。我指的不是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一项成功地运用现有知识和组织的壮举，它是值得钦佩的，虽然为着完全不同的理由。我指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试验，一项最具有创造性的完美试验，但是其结果太令人惊奇了，人们几乎忘了它的美妙。这项试验使我们重新想到物理世界中的某些最基本的东西。直觉，公理……这些问题全然都挺立了。其结果通常叫做同等对立。要是两种文化之间有过认真的交流，这次试验的成功会成为剑桥大学每张餐桌上的议论中心。但实际情形如何呢？我当时不在场，但我想问问这个问题。
两种文化之间似乎没有会合之地，我不想浪费时间，说这是遗憾的事，实际情形比这更为严重，在思想和创造的本质上，我们放过了最难得的机会。两门科目，两个学科，两种文化，或者我们说的两群出色的人物，相互的撞击应当提供创造的机会，在思想发展史上，突破就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就面临这样的机会，但机会仿佛存在于真空之中，因为两种文化之间不能对话。真是奇怪，20世纪的科学被吸收进20世纪的艺术的东西多么微乎其微。人们偶尔发现诗人努力运用科学的词语，但给用错了——曾经有个时候，“折射”一词老是神秘地出现于诗行，“极光”一词仿佛被作家幻想化，当作了一种特别宝贵的光线。
当然，那不是科学有益于艺术的途径，科学应当随着我们整个的思想体验，一道溶进艺术之中，像其他词语一样，自然而然地运用。
我在前面提到，文化的分离不仅出现在英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存在。但是在英国可能特别突出，原因有二： 一是我们热衷于教育的专门化，这植根于我国的深度比东、西方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深；二是我们倾向于让我们的社会形态一成不变，而且随着我们让经济的不平等现象固定下来，这种倾向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强，尤其明显地反映在教育上。这意味着文化分离的现象一旦确立，整个的社会力量都在强化它，而不是削弱它。
这两种文化在60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但索尔兹伯里侯爵能够有自己的实验室；阿瑟·鲍尔弗首相曾对自然科学发生过相当大的兴趣；约翰·安德森进入政府机构之前曾在德国的维尔茨堡研究过有机化学，还修过不少学科，政府上层人士的这种跨文化活动现在不大可能了，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事。
事实上，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分离在青年一代比在30年前更难以弥合。30年前，两种文化之间早停止了对话，但至少在鸿沟两侧还能勉强保持一副冷淡的笑脸。而今礼貌不讲了，相互只作鬼脸。年轻的科学家不仅感到自己属于处在上升的文化，对方则日渐衰微，而且他们知道自己能够找到舒适的工作，冷眼旁观从事英文或历史学科的人能挣到自己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要算非常走运了。凡有才能的年轻科学家，都不像小说《幸运的吉姆》中的主人公那样担心无用武之地，或感到自己干的工作滑稽可笑。事实上，阿密斯和他的朋友们的某些抱怨，正是难以找到职业的艺术毕业生的不满。
这一切的出路只有一条： 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在这个国家，由于我在上文谈到的两个原因，情况比任何别的国家更为困难。几乎谁都会同意这个说法： 我们的学校教育太专门化了。但同时谁都感到任何人也无法加以改变。别的国家也像我们一样，不满意自己的教育状况，但不像我们这样听之任之。
美国使相当多的孩子受教育到18岁，教的内容远为广泛，但要求不严格；他们希望在10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一定有这么多的充裕时间。比较起来，苏联所教育的孩子更多，教的内容也比我们宽广，但要求过分严厉。他们正努力使情况正常。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瑞士人，由于实际的需要，花了大量时间学习外语，因而受到影响，但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而我们呢？我们是否已经僵化到再也不能表现出灵活性？
同中学校长谈起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们高度的独一无二的专门化教育是由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奖学金考试造成的。如果情况真如此，人们不是不可以考虑改变牛津和剑桥的奖学金考试的。然而要是相信这样做不用费事便低估了国内复杂的抗拒势力。我们的整个教育史表明，我们只会增加教育的专门化，而不能削弱它。
不知怎么搞的，我们给自己赋予了培养少数佼佼者的任务——按比例来说，这个数字比任何国家的都少——培养某一学科的专才。最早的150年里，剑桥大学培养的专科是数学，后来是数学或古典文学，再后才有了自然科学，但历来都只允许作单项的选择。很可能这个进程源远流长，不可扭转。我认为要让一个生长的文化发展，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进程，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要履行我们在世界上的实际任务，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蓝仁哲 译)
注释：
威廉·劳伦斯·布雷格(1890—1971)：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
伯灵顿馆： 英国皇家学院、不列颠科学院和不列颠协会在伦敦的会址。
恰尔西： 伦敦文化区，在伦敦市西南，泰晤士河北岸，为艺术家和作家聚居之地。
G。H。哈代(1877—1949)： 英国著名数学家。
欧内斯特·拉瑟福德(1871—1937)： 生于新西兰的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获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
阿瑟·埃丁顿(1882—1944)： 英国天文学家。
保尔·迪拉克(1902—1984)： 英国物理学家，曾获1933年诺贝尔奖。
埃德加·艾德里安(1889—1977)： 英国生物学家。获1932年诺贝尔医学奖。
托·斯·艾略特(1888—1965)： 英国著名的现代诗人、批评家。
托玛斯·基德(1558—1594)： 英国戏剧作家。罗伯特·格林(1560—1592)： 英国诗人和剧作家。两人同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前驱者。
这是托·斯·艾略特的诗句，见《空心人》。
天启教： 相信神灵会向人显圣或启示的宗教。
金雀花王朝： 英国历史上从亨利二世至理查德三世(1154—1399年间)的英国王朝。
罗伯特·索尔兹伯里(1830—1903)： 英国政治家。
阿瑟·鲍尔弗(1848—1930)： 英国哲学家，政治家，于1902—1906年任英国首相。
约翰·安德森(1882—1958)： 英国政治家。
金斯利·阿密斯(1922—1995)： 英国当代小说家和诗人，《幸运的吉姆》是他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
【赏析】
1959年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讲稿全文共四部分，分别为“两种文化”、“知识分子——天生的勒代特”、“科学革命”和“富人和穷人”。本文是其中第一部分。后来这篇讲稿被作家编入自己所著的《两种文化》一书。
文学与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柱，文学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而科学则促进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两者均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学与科学的分化日益严重，两者之间逐渐形成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文艺家与科学家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彼此难以认同。
文章中，斯诺把文学与科学称为“两种文化”，从此“科学文化”一词也随着他的这篇演讲而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作家说，尽管这两种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代表也“才智相当，同属一个种族，社会出身大同小异，挣得同等的收入”，但是“这两部分人几乎互不交往，在知识结构、伦理观念和心理状态上很少有共同之处”。由于缺乏沟通，双方产生了很多误解。非科学家认为科学家“轻率，夸夸其谈”，“盲目乐观，不明白人类的处境”；科学家则认为非科学家“完全缺乏远见，特别是对自己的同胞无动于衷，从本质上说是违反理性的；他们醉心于将艺术和思想局限于眼前的存在”。这种误解普遍而广泛地存在，最终导致了科学界和文艺界之间互不来往。
文学家认为，科学家读书少，“当然在读狄更斯的时候，或读任何我们所珍重的作家，他们都仅仅在向传统的文化表示敬意而已”，“至于那些在大多数文艺人士看来有如黄油面包不可缺乏的小说、诗歌，戏剧、历史，他们几乎从不问津”。科学家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是缺乏兴趣的问题，主要的是他们认为整个的传统文化于这些兴趣不甚相干”。他们认为，文艺界的人“更加自负，迄今为止自命不凡，将传统的文化视为‘文化’的全部，仿佛不存在自然科学的地位，仿佛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也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仿佛自然科学的大厦不是人类心智共同建成的最美妙的杰作”。两种文化的分化最终造成了极为错误和狭隘的知识认知体系。
本来能够通过互相的才智交流、思想碰撞而产生灵感火花的两群出色人物，就这样彼此封闭在各自的领域里，互相敌视。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作家最后给出了答案：“我们的学校教育太专门化了。但同时谁都感到任何人也无法加以改变。”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对“两种文化”逐渐深入的探讨过程。斯诺由当今普遍存在的科学界与文艺界之间互不往来的这一事实入手，指出这一现象乃导因于两种人群之间存在着的极大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是由于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文化缺乏重视，没有从认知体系上把对方的知识当成自身必备的素养来看待；最后作家将这一切归为一点，即学校的教育制度不完善。
总体而言，本文是一篇论说气息较浓的散文。全文紧紧围绕“两种文化”这个题目而展开，语言平实，条理清晰，不蔓不枝，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又环环紧扣，论证透彻，观点极具说服力。
这篇讲稿曾轰动一时。斯蒂芬·科里尼曾就这次讲演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说过一段话：“第一，他像发射导弹一样发射出一个词，不，应该说是一个‘概念’，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第二，他阐述了一个问题(后来化成若干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第三，他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或许，在观念中引起的革命正是这篇文章真正的意义所在。从此，两种文化之间的辩论，也随着作家的这篇演讲而蔓延开去，至今不息。
(汪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