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1825—1917)，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早期最著名的活动家，国大党奠基人之一。他一生不倦地为争取印度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在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被誉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元勋”。

瑙罗吉1825年9月4日诞生在孟买一个祆教教士家庭里。在艾尔芬斯顿学院念书时，他就因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受到同学们的敬重。教授们也对他另眼看待，称他为“印度的未来”。大学毕业不久，他被任命为这个学院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是最早在大学里任教授职务的少数印度人之一。

十九世纪上半期，随着印度近代民族资本的出现，资产阶级的启蒙活动开始了。一些受过欧洲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映资产阶级的要求，成了正在诞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瑙罗吉就是其中之一。

1852年，瑙罗吉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共同建立了“孟买协会”。它是这个管区最早出现的较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组织。其目标是要求殖民政权实行“改善国家状况和社会福利的措施”。这个组织把孟买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瑙罗吉还建立很多社会改革和文化教育团体，号召和组织人民向陈腐的社会习俗宣战，争取印度的社会进步和发展。这样的组织总计不下30多个，影响遍及孟买管区。他还办了《真理之声》杂志，宣传进步思想。瑙罗吉成了孟买民族主义者的公认领袖。

1855—1859年，他作为卡马公司的合资经营人和代表常驻伦敦。在这里，由于看到英国公众受官方舆论蒙骗，丝毫不了解印度的真实情况，就设想在伦敦建立一个政治组织，宣传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主张。1865年他建立了“伦敦印度协会”。不久和另一个叫“东印度协会”的组织合并，他担任主席。这个组织在英国积极开展活动，其成员到1871年发展到千人以上。1869年国内的孟买、加尔各答等地也设立了分支。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新局面。由于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等地的地方性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各自积极开展活动和相互间加强联系的结果。出现了建立全印统一的政治组织的趋向。瑙罗吉是这一新趋向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参加了1884年12月在马德拉斯召开的17人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决定建立全印政治组织。这个组织1885年12月正式成立，这就是印度国大党。当国大党首次会议在孟买举行时，他是会议核心人物之一。第二年国大党举行年会，他当选为年会主席。1893和1906年又先后两次当选国大党年会主席。他虽然经常住在英国，但对国大党活动一直很关心，是国大党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除了直接组织运动以外，瑙罗吉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是早期资产阶级活动家中第一个深入剖析英国对印度殖民剥削政策的人。他提出的“财富外流论”深刻地暴露了英印关系的实质，成了国大党确定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像其他资产阶级活动家一样，瑙罗吉对英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代议制是极为崇拜的，因而对英国统治印度认为是神的赐福。他相信英印联系对双方都有极大好处，相信英国能够逐渐地把印度带到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道路上。然而从实际生活中他又发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他想象的英国的民主进步精神不相符合，英国人来印度不是为了帮助它的经济政治发展，而是为了榨取印度的财富。

在细致观察现实并搜集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1867年，他在伦敦东印度协会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印度财富外流论”，此后继续进行深入研究，1873年写了《印度的贫困》一书，对英国的剥削政策及其结果进行全面剖析。1876年在对这本书作进一步修改补充时，他的理论已完全成形。这套理论在1901年出版的著作集《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统治》一书中得到了最全面的阐述。

瑙罗吉认为，英国统治固然给印度带来了安全、秩序，但其代价是无休止的榨取印度财富。他说：“英国统治者站在大门口，让世界相信，他们在保卫印度免受外来人的侵犯，而实际上却通过后门陆陆续续地把他们在前门所守卫着的那些珍宝都偷偷运走了。”英国人在印度是达官显贵，又是投资者、商人。英国人每年做官、经营企业得到的薪金、各种津贴、利润、利息以及英印政府的各种行政、军事花费都是来自印度人民缴纳的赋税。每年，英国官员和企业家要把所得的大部分汇回英国，加上印度政府在国外的开支及偿付外债利息，这就构成了印度财富的年年大量外流。其数量1867年瑙罗吉估计为800万英镑，占全年印度税收的1/4。他认为，这样多的财富流往国外，这就是印度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

瑙罗吉把英国在印度的榨取和以往外来入侵者的掠夺作了对比，认为英国的榨取最厉害。以往的入侵者通常是一种短期的掳掠，多半是在印度掠夺，在印度消费。而英国则是长期榨取，并把掠夺所得大部输往国外，根本不允许印度有恢复创伤的机会。他比方说，以往的入侵者像是屠夫东一刀西一刀，而英国则用锐利的手术刀直取心脏，这样，“印度的命运就极其可悲了”。他指出，大量财富的外流，不但造成人民的极端贫困，而且破坏了印度的资本积累，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瑙罗吉对英国剥削政策的揭露是比较彻底的。然而，当问题触及到如何对待英国殖民统治者时，他却表现了温和态度。他认为，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背离了英国正义自由原则，是“非英国式统治”，那些在印度贪婪榨取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不仅损害印度利益，也从根本上损害了英国利益。他相信，只要向英国舆论呼吁，晓以大义，英国人就会考虑英印双方利益的大局，改变在印度的殖民政策。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进行宪政鼓动，即用呼吁、陈请的方法提出印度人的各种要求。

瑙罗吉这个理论提出后在英国和印度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英国统治者为他所激怒，而印度民族主义者则觉得很受启发，思路为之开阔。正如尼赫鲁后来所说，瑙罗吉的《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统治》一书，“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发展中起了革命作用”，“给我们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瑙罗吉的“财富外流论”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揭露、抨击英国殖民剥削政策的主要武器。一个英国人写道，他的论点从每个讲坛都可听到，他的理论“造成了一种反对和不满气氛”。瑙罗吉因此也就成了全印度民族主义者公认的领袖之一。

从国大党成立后，瑙罗吉无论是在英国或印度，都积极参加国大党的活动。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总的来说，他的立场是要求局部改良。从政治方面说，他在英国广泛开展活动，要求改革现行统治制度的某些最坏的方面，特别是改变政府高级职位由英人垄断的现象。他甚至认为印度财富外流根源就是国家管理由英国人垄断。他说：“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个生死悠关的问题。这个弊端若能消除，印度就会受益非浅”。为了使印度人有更多机会参加国家管理，他要求文官考试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他还要求改革立法会议，主张扩大印度人名额，以民选方式来代替政府任命。

在经济方面，他积极主张降低税收，减少殖民贡赋和行政、军事花费，认为这是减少财富外流的主要办法。1895年他参加英国调查印度政府开支情况的皇家委员会，以见证人身份提供大量材料，揭露英国政府把侵略印度边境以外地区甚至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战费都加在印度头上。最后他和委员会的少数成员单独提出报告，详细地列举了财政上对印度的虐待，提出了改革意见。瑙罗吉还要求降低税收，谴责当局不断提高土地税是“暴政”。他积极主张发展印度民族工业，要求英国政府对印度资本家一视同仁，还特别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他说：“我赞成自由贸易。但是……要在英国和印度之间搞自由贸易不啻于让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和一个强壮的骑手赛跑”。

瑙罗吉的活动在印度和英国都产生很大影响。1885年他成了孟买省立法会议成员。1892年参加英国大选，当选为下院议员，成了进入英国议会的第一个印度人。他利用这些场合更积极开展活动，争取更多人支持印度的要求。

到二十世纪初，国大党并没有从英国当局那里取得任何重大让步。它年复一年通过决议提出要求，英国当局根本不予理睬。十九世纪最后10年印度一再发生饥馑瘟疫，而英国对印度的经济榨取变本加厉，有增无已。行政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改革。到寇松任总督后，又采取了包括分割孟加拉①在内的一系列反动措施，阉割印度人所享有的有限权利，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切使瑙罗吉十分失望。

1905年起，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高潮。孟加拉人民首先起来进行反分割斗争，很快发展为全印规模的运动。这时印度的政治局面已经大大不同于20年前。国大党内出现了极端派。国大党外出现了秘密革命组织。他们不满国大党的局部改良要求，提出斯瓦拉吉(政治上“自治”)作为斗争目标。极端派主张发动群众实行消极抵抗。秘密革命组织则主张实行暴力斗争。

国大党早期的活动家们(这时被称为温和派)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继续坚持局部改良路线不愿前进，从而成了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阻力。极端派力图把运动引向前进，为此，力争获得国大党的领导权。1906年当极端派提名蒂拉克为国大党年会主席候选人时，温和派感到控制不住局势，便提议请瑙罗吉来担任主席，极端派同意。瑙罗吉这时住在英国，已有82岁高龄，但他仍然答应了国大党这个请求。

瑙罗吉的立场属温和派。不过和温和派其他活动家相比，他的思想在1905年前后，已顺应客观形势，多少有所发展变化。从几十年的现实斗争中，他得出结论：英国殖民统治是印度的“主要祸害”，认为“自治是把印度从灾难和错误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道路”。就在1906年国大党年会的主席致词中，他强调指出，印度人民的要求“整个来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自治或斯瓦拉吉”。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他说：“我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还有什么好运在等待着我。如果我能留下一句善意和虔诚的话给我的国家和同胞，那就是：团结、坚持和实现自治，以便我们的被贫穷、灾荒和瘟疫折磨得奄奄待毙的数百万同胞以及在挨冻受饿的数千万同胞能得到拯救，印度能再一次在世界的最伟大最文明的民族中占据昔日的骄傲地位。”就在这次年会上，国大党第一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并通过了斯瓦德西(“自产”)、抵制英货和民族教育等项决议，对孟加拉和全印方兴未艾的运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瑙罗吉思想的发展也是受了国际有利形势的鼓舞。在给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的一封信里，他说：“亚洲正在觉醒。……我们能够有理由地期望，我们的解放也为期不远了。”

然而，瑙罗吉思想的变化是不彻底的。他赞同争取斯瓦拉吉的目标，但在斗争方式上依然主张使用宪政鼓动的旧方法，对消极抵抗策略不赞成，对暴力革命更是反对。他说消极抵抗行不通，且会引起英国报复，例如停止供应印度机器，那将妨碍印度工业的发展;而暴力革命则会把印度“拖入无政府主义境地。”但是，对秘密革命组织活动家如奥若宾多·高士、达尔·哈雅尔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表示非常钦佩。瑙罗吉的这种态度鲜明地反映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1906年国大党年会后，瑙罗吉回到英国。但由于健康原因，1907年10月又回到印度，此后就再没有离开。在他的晚年，尽管身体很不好，但一直关心印度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积极支持贝桑特夫人和蒂拉克组织“自治同盟”，要求印度自治，还答应担任“自治同盟”孟买分部秘书。当得知国大党两派——温和派和极端派在经过9年分裂后1916年重新统一起来，国大党和伊斯兰同盟也实现了民族大团结时，他感到无比高兴。

瑙罗吉于1917年6月30日去世。

瑙罗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就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早期发展阶段的缩影。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站在历史的前列，不倦地斗争，对推动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思想武装了当时的一代领导人，对后来也有很大影响。戈卡尔称他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甘地则把他奉为师祖。他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早期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