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达拉奈克，所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Bandara-naike，Solomen West Ridgeway Dias，1899—1959)，斯里兰卡杰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治家，前锡兰①总理。

班达拉奈克1899年1月8日出生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一个僧伽罗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所罗门·迪亚斯·班达拉奈克，在英国殖民政府中做过官，是霍拉高拉地方著名的地主，先后被英王封为爵士、大公，担任过英国殖民总督的特别副官、翻译。班达拉奈克本人受过基督教洗礼，是英国殖民总督吉·韦斯特·里奇韦(1895—1903年在职)的教子。

班达拉奈克早年在科伦坡著名的贵族学校圣托马斯公学读中学，成绩优异。后入英国牛津大学的基督教会学院攻读法律，与英国前首相艾登是同学。他以口才雄辩著称，是有影响的牛津大学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曾被选为该俱乐部秘书，成为少数担任这一职务的非白种人学生之一。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曾担任争取印度独立的印度人联盟主席。1925年，在伦敦内殿律师学院取得高级律师资格，同年回国。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统治下的锡兰政局动荡不安。城市工人阶级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多次举行罢工。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的上层人物向殖民当局要求更多权力的宪法改革运动，这时也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班达拉奈克为了投身政治运动，拒绝走父亲给他安排的当一名文官的坦途。父亲的威逼利诱，包括断绝经济来源，未能动摇他的志向。他一反上层社会以讲究西方生活方式为荣的风尚，脱去西装，换上沙龙，放弃基督教，改信佛教，学习已被上层社会贬为“厨房语言”的僧伽罗语，成了一名出色的僧伽罗语演说家。1926年，他在政论刊物《海岛评论》上发表题为《民族主义》的文章，阐述了他对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认为对外来思想应“利用其有益的部分，摈弃其有害的部分”。

班达拉奈克归国后，起初担任尼兰布瓦村委员会主席。职务虽小，却使他了解到传统的乡村社会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有重大影响。1927年，他参加改良主义的锡兰国民大会党，一度担任党的主席。该党主张锡兰自治。同年，他当选科伦坡市政委员会委员。1931年，作为维安哥达选区的代表选入国家院。

1935年前后，班达拉奈克组织僧伽罗大会党，担任主席。该党的宗旨是加强民族团结：首先实现僧伽罗人的团结，进而实现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团结，最终使整个国家团结和统一起来。

1936年，班达拉奈克再度参加竞选，又一次进入国家院，成为部长会议的成员。他担任了地方行政执行委员会主席，后又兼任卫生部长。这两个职务使他有更多机会去接触受外国资本压制的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凌辱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受尽压榨的乡村农民，对锡兰中、下层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有较深刻的了解。他是印度圣雄甘地的信徒，深受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在处理问题时，他尽量与所有的人为友，不与之为敌。加以作风随和，语言雄辩，他把不少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1940年10月，班达拉奈克与出生在康提贵族家庭的西丽玛沃·拉特瓦泰(即前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结婚。后来，他们有一男二女。

1945年，班达拉奈克接替唐·斯蒂文·森纳那亚克，代理众议院领袖。1946年9月6日，班达拉奈克的僧伽罗大会党与锡兰国民大会党等合并成统一国民党，唐·森纳那亚克任主席，班达拉奈克任副主席。该党宣称要在锡兰建立自由公正和民主社会主义。1947年，班达拉奈克参加大选，作为阿唐加拉选区议员进入众议院①，担任众议院领袖。

1947年和1949年，班达拉奈克代表锡兰政府先后参加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关系会议和关于印度尼西亚独立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结成好友。

1948年2月4日，在锡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形势下，英国被迫同意让其独立。锡兰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总督仍由英国人担任(1954年7月才改由锡兰人担任)。森纳那亚克任自治政府首任总理。班达拉奈克任卫生和地方行政部长。

独立并没有给锡兰带来根本性的转变，森纳那亚克政府推行的依旧是殖民地时期的政策，英国的特权仍被保留下来。人民群众的沮丧和失望情绪与日俱增。1949年，班达拉奈克提出锡兰应考虑“社会主义”的办法，强调国家计划和社会公平。他反对继续保留英国的军事基地，谴责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依附英国人。他把英联邦称为一个“相当脆弱、模糊不清的结合”。

班达拉奈克认为，如同封建主义枯萎灭亡，由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一样，资本主义也行将灭亡。但他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他一方面揭露反动派、帝国主义、资本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拿共产主义吓唬人;另一方面又指责共产党人企图对人民施加催眠术，让人民相信共产主义的未来。他在佛教中道观的影响下，企图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左倾，(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终将汇合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中间点上。”在国际上，他认为“只有采取中立政策，不参加任何阵营，才能把锡兰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不共戴天的阵营冲突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他的这种思想逐渐发展成为自由党对外主张和平、中立、不结盟，对内实行国有化经济政策的基础。

1951年7月，班达拉奈克退出统一国民党， 8月辞去部长和众议院领袖职务。 9月，他在原僧伽罗大会党基础上成立代表僧伽罗族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锡兰自由党，任党的主席。

1952年大选中，班达拉奈克带领刚成立不久的自由党仓促上阵。他提出废除与英国的防务协定，收回被英国占领的军事基地，同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发展本国的经济和文化，逐步实现国有化的竞选纲领。自由党取得九个席位，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班达拉奈克当选众议院反对党党团领袖。

统一国民党政府继续执政后，奉行以往的政策，维护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四十年代中期以来施行的广泛福利开支，使国家负担越来越重。加之人口剧增;国际市场上茶、橡胶、椰子三大出口产品价格下跌，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外贸出现大量逆差，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知识分子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小资产阶级对政府忽视传统文化和宗教的做法深表不满。

1956年4月，班达拉奈克与锡兰平等社会党①、全锡兰语言阵线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组成锡兰人民联合阵线，参加竞选，联合阵线得到佛教徒、乡村中小学教师、医生、新闻工作者、小官吏、小职员以及中小地主、商人的支持，击败了统一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班达拉奈克组织了锡兰独立后的第三届内阁，担任政府总理，并兼任国防和外交部长。以自由党为主体的人民联合阵线的组阁，是锡兰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它标志着锡兰开始清除殖民统治的影响，发展民族经济，恢复民族文化，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班达拉奈克着手清除殖民主义势力，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1957年10月15日，他宣布收回英国在亭可马里的海军基地和在卡图纳亚克的空军基地。1958年，先后对公共汽车运输和科伦坡港实行国有化。同年，议会通过保障佃户租种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稻田法”。这一法案推动了稻谷生产，产量在六年间增加了78%。与此同时，他还主张把外国人经营的种植园、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

班达拉奈克重视恢复和发展民族文化。早在1948年7月8日，他在议会发言时，第一次使用僧伽罗语，开创了一个先例，一时传为佳话。他执政后，大力扶持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受到严重摧残的佛教及传统医学——兰学，使之有了较快的发展。

锡兰的居民主要由两个民族组成：僧伽罗族约占全国人口70%;泰米尔族约占全国人口23%。班达拉奈克为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作了不懈的努力。针对殖民主义侵略和分而治之政策所造成的国内民族不和，从二十年代起，班达拉奈克就主张在锡兰实行联邦制。

用当地语言取代英语，是锡兰人民的共同要求。班达拉奈克政府建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在1956年7月颁布法令，规定僧伽罗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个法令引起了泰米尔人的强烈不满。僧伽罗人同泰米尔人的民族矛盾加深了。1957年7月，班达拉奈克同泰米尔人的政党联邦党谈判，达成著名的班达拉奈克——契尔文那亚甘①协议。协议承认泰米尔语为锡兰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北方省和东方省以泰米尔语为行政用语;在泰米尔人聚居区建立经过选举产生的地区委员会等等。这个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被认为是“当时力所能及的最好解决办法”。

民族问题始终是班达拉奈克政府最棘手的问题。班达拉奈克——契尔文那亚甘协议签订后，无论是僧伽罗人还是泰米尔人反应都很强烈。一些泰米尔极端分子指责这一协议是向僧伽罗人投降。僧伽罗佛教主要教派的大长老则认为，它是泰米尔人单独建国的第一步。双方互不相让。

1958年3月，政府将一批新车辆运到北部的贾夫纳。车牌上的僧伽罗语“斯里”字样引起泰米尔人的反感，他们认为这是政府要剥夺泰米尔人的语言权利，于是涂抹了车牌上的僧伽罗文。北方泰米尔人涂抹汽车标牌的行动在南方引起报复。一些僧伽罗人涂抹泰米尔人店铺的泰文标牌。僧、泰两族关系紧张。4月9日，几百名僧伽罗人，其中一半是佛教和尚，在总理官邸前静坐示威，反对班——契协议。班达拉奈克别无他法，只好宣布废除这个协议，结果引起大规模民族冲突。1958年8月14日，众议院通过“泰米尔语(特别规定)法案”，原则上规定了泰米尔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但为时已晚，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有增无已，愈演愈烈。5月27日，政府宣布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59年3月。

班达拉奈克在任内，一改前两届锡兰政府的亲西方政策，试图执行一条不偏不倚，主持正义的外交路线，强调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发展经济和文化友好往来。他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正义斗争，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行径表示遗憾。1956年底，他参加联合国大会后归国路经伦敦时，当面向艾登首相指出：英、法干涉埃及是愚蠢的行动，英国人犯了一个大错误。

班达拉奈克提出，锡兰应与亚洲邻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印度洋应该成为和平的海洋。基于这一认识，他改变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对印度保持友善但不亲近的做法，发展了同印度的友好往来。

班达拉奈克对中国友好。1957年2月7日，锡、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他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坚持“西藏问题确实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的立场。他在任内，积极促进和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使两国关系得到顺利的发展。他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赠送给锡兰人民一座庄严肃穆的大会堂——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作为对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永久性的纪念。

1959年5月，平等社会党人宣布退出政府和人民联合阵线，班达拉奈克政府发生危机。6月，班达拉奈克重新组织自由党人的单一内阁，仍任总理。

1959年9月25日，班达拉奈克在总理府被一个名叫塔尔杜维·索摩拉摩的和尚出于私愤开枪行刺受重伤，翌日在科伦坡医院逝世，终年60岁。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面对枪口仍泰然自若，临终前还替刺客祈求宽恕。

班达拉奈克的主要著作有：《民族主义》(1926)、《纺车与稻田》(1938)、《走向新的时代：1931至1959年所·韦·迪·班达拉奈克在锡兰立法机构中的讲话选集》(1961)以及《讲话与著作》(196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