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迈德·奥拉比(Ahmad Orabi，1841—1911)， 埃及人民景仰和爱戴的民族领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他领导的埃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抗英战争，给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

奥拉比生于下埃及札加济格附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其父是位村长，拥有8.5费丹土地(合53.5市亩)。奥拉比幼年在本村私塾念书，8岁入爱资哈尔清真寺，学习语言和宗教。13岁应征入伍，正值赛义德帕夏起用少数地主出身的土著埃及人，加上他忠于职守，表现突出， 6年内由一个无名小卒晋升为陆军中校，一跃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建立以来第一个荣获中校级军衔的土著埃及人。

奥拉比所处的年代正是埃及人民深受苦难，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年代。由于赫底威①伊斯梅尔(1863—1879)和陶菲克(1879—1892)卖国媚外，在国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国家债台高筑，达9，100万镑，相当于政府年收入的10多倍。赫底威被迫接受英法对埃及财政的“双重监督”，建立有英法代表参加的“欧洲内阁”①。广大土著埃及人， 除蒙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外，还受到赫底威所依靠的少数土耳其族人和契尔克斯族人的歧视和迫害。

奥拉比在军队中也备受土、契族军官的排挤，在伊斯梅尔当政的16年间未升一级，反被无辜革职三年。他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埃及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随时面临被关押、流放、绞杀或扔进尼罗河里的危险。他痛恨这种民族压迫政策，深信：人生来是自由的，享有同等的自由和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主张埃及各族人民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奥拉比是一个富有政治理想的爱国者。年青时，他读了拿破仑传，思绪万千。他想到自己的国家所以迭经战乱，长期遭受异族统治，是因为统治者的无能;拿破仑所以胆敢入侵埃及，是因为法国经历了一场革命。然而，奥拉比受当时流行于埃及的杰马勒丁·阿富汗尼②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未能效仿法国发动一场革命，而是致力于实施宪政，建立欧洲式的议会，来削弱赫底威的独裁统治，限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建立以自由、博爱、平等为基础的公正社会”。

1879年1月，奥拉比创立了以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土著军官、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地主为主体的祖国党。祖国党提出了一个深得民心的口号：“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借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土、契族封建势力。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曾创造出震古烁今的文化，后因遭受两千多年的异族统治，民族意识几乎完全消失。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埃及古老文明的再发现，使埃及民族意识渐渐复苏。这个口号正是这种民族意识复苏的反映，也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予政权的集中体现，对唤起埃及民族的觉醒，动员广大人民进行反殖反封建斗争，起了巨大作用。

奥拉比的政治主张和祖国党的鲜明口号，不仅得到了土著军人、商人和中小地主的广泛支持，而且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同情。奥拉比决定举行兵谏来实施宪政。1881年9月9日，他联合了包括王宫警卫团在内的全部开罗驻军中的土著军人约4，000人，携带枪炮，包围王宫，向赫底威陶菲克提出四点要求：打倒卖国政府;建立欧洲式的议会;增加军队至18，000人;批准旨在提高土著军人地位的军事法案。陶菲克口出狂言：“你们无权提出这些要求。朕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个国家，你们算什么东西，不过是受朕恩典的奴隶罢了”。奥拉比义正辞严地驳斥道：“安拉把我们创造出来，是要我们做自由人，而不是当人家的什么遗产和产业。我向独一无二的安拉起誓：从今以后，我们决不被人当继承品，也决不受人奴役”。这铿锵有力的话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陶菲克和英法殖民主义者慑于奥拉比、土著军人和成千上万前来声援的群众，勉强接受奥拉比的要求，同意改组内阁，由亲奥拉比的巴鲁底担任陆军大臣。

1882年2月，巴鲁底在进步力量不断壮大的新形势下负责组阁。这届内阁与“欧洲内阁”不同，祖国党成员占多数，奥拉比亲自任陆军大臣，成了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而被人们誉为“民族内阁”。它标志着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次执政。

巴鲁底内阁执政时间不长，仅三个多月，却是奥拉比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的重要阶段，奥拉比的许多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阐发。内阁通过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颁布了新宪法——“基本法”，确立了内阁不向赫底威，而向议会负责;议会有权讨论、通过全部国家预算等重大原则。内阁解雇了一批西方殖民列强安插在埃及政府各部门的外国官吏;决定300名庸碌无能的军官(大多是土、契族人)退役;提升了一大批土著军官，授予奥拉比等数名土著军官以将级军衔和帕夏称号;增加军费，扩建军队，以巩固和加强新政权。奥拉比还试图进行其他改良，如取消罗尼河汜滥时期河水的垄断权;废除农村中盛行的徭役制和鞭笞征税制;保护农民免遭外国高利贷的剥削;开设本国农业银行;改革混合法庭制度;革新教育;消灭奴隶制残余等等。由于巴鲁底内阁存在时间不长，这些改良思想大多未付诸实施。

总之，奥拉比希望在不触动英法双重监督、土耳其宗主权和赫底威统治权的基础上，博得英法的同情，以赫底威的名义，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以求得民族资产阶级参予政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某些条件。这反映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所处的微弱地位。尽管如此，改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英法殖民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显示出以土著军人为后盾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威力。

然而，西方殖民主义者不允许埃及发展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更是资本主义的死敌。1882年5月19日，英法两国凶相毕露，派舰队到亚历山大海面炫耀武力， 5月25日发表联合声明：要巴鲁底内阁辞职，驱逐奥拉比出境。陶菲克满口应允。巴鲁底内阁提出辞呈，以示抗议。奥拉比在土著军人的支持下继续担任陆军大臣，但他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遭到挫折。

1882年5月后的形势急转直下：英国决定单独行动，独占埃及。以陶菲克为首的一小撮卖国贼公开投敌，与英国侵略者结成反动同盟。奥拉比并未因改良主义运动受挫而丧失信心，相反地，从中吸取了教训，加深了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土耳其宗主国和赫底威的认识。他觉察到敌人的动向，立即向西方殖民列强发出警告：一旦战争爆发，埃及将不受一切条约的束缚，取消双重监督，废除国债和外国高利贷，没收外国人的财产。

7月10日，英国乘法国忙于侵占突尼斯，借口埃及修筑工事，威胁英法舰队，要埃及政府于次日黎明前交出亚历山大要塞的全部炮台。陶菲克奴颜媚骨，表示屈从。奥拉比断然拒绝， 指出，交出炮台将导致英国舰队利用它来反对埃及。7月11日清晨，英军发起进攻，对亚历山大城进行狂轰滥炸。全城军民奋勇抵抗，陶菲克却躲在郊外的宫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连续轰击，沿海要塞被炸毁，大片民房变成瓦砾。陶菲克指摘奥拉比违抗旨意，命令他停止抵抗，悬挂白旗投降。

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奥拉比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未按陶菲克的旨意投降英军，而是当机立断，作出全城军民迅速撤离的果断决定。他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在亚历山大东南的道瓦尔村筑起一道防线，阻止英军深入腹地。 7月13日，英军从海上登陆，占领了这座空城。奥拉比号召全民族团结一致，奋勇抗战，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发动“圣战”，支援埃及。

埃及人民，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踊跃捐献，奉献出无数的金钱、粮食、马匹、骆驼、牛羊、果品和柴禾，有的献出了家中的一半粮食和牲畜，有的放弃了全部家财。全国掀起了参军高潮，不到一个月，一支由10万人、8，000匹骏马和4，000匹骡子组成的志愿军迅速建成。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的穆斯林组织志愿军，准备开赴埃及。也门和汉志地区的穆斯林派代表前来声援。印度的穆斯林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把奥拉比视为“伊斯兰教的领袖和支持者”。

正当举国上下英勇抗战时，陶菲克却公开叛国，接受英军保护，并发表声明，宣称英军炮击亚历山大是奥拉比等爱国军官修筑炮台所致，要奥拉比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到亚历山大听候发落。奥拉比认清了陶菲克的丑恶面目，丢掉了幻想，懂得要救亡图存，维护民族独立，仅仅废黜一、两个赫底威是不行的，必须摆脱整个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统治，建立共和体制。他通知陶菲克，“如果你还自由的话，应该回到首都来;如果你已经成为英国人的俘虏或卖身投靠了他们，那么，我们决不会接受敌人通过你向我们下达的任何命令”。他不经苏丹批准，召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讨论赫底威的叛国问题。这实际上是向土耳其挑战，无视苏丹的宗主权。

为了更好地抗击英军，奥拉比在开罗组成军事会议，履行中央政府职责，以取代盘踞在亚历山大、接受英军保护的陶菲克傀儡政权。陶菲克恼羞成怒，下令革除奥拉比陆军大臣的职务。国民大会针锋相对，宣布赫底威及其内阁的命令概归无效;奥拉比继续担任陆军大臣，并授予他“埃及保卫者”的光荣称号。陶菲克实际上已被废黜，奥拉比成了全民族的领袖。奥拉比不负众望，率领全军击退了英军向道瓦尔村防线发起的多次进攻。

1882年8月20日，英军利用奥拉比思想上的麻痹，调兵遣将，偷袭东线，一日内连克三城——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占领了整个运河区，并从伊斯梅利亚长驱直入，进逼开罗。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奥拉比临危不惧，亲临前线督战。在这关键时刻，成千上万的百姓，涌向奥拉比途经的札加济格车站，高呼：“奥拉比，我们的主啊;亲爱的，安拉赐予你胜利，杀死英国佬!”表现出埃及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决心，给了奥拉比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奥拉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筑起了泰勒·凯比尔防线，坚持了半个多月。最后，由于敌强我弱和叛徒的出卖，防线被突破。9月15日开罗沦陷，奥拉比等人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的表现基本上是好的。当法庭指控他为“叛逆者”时，他泰然自若，坚定地答道：“既然赫底威已倒向敌人一边，我顺从埃及民族的意愿，岂能成为叛逆者!”英国占领当局和陶菲克不敢处死奥拉比，深怕惹起埃及人民的反对，决定将他流放远离国土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持续100多天的抗英战争宣告失败。

奥拉比同其他资产阶级领袖人物一样有其深刻的阶级局限性。他对西方殖民主义，特别是对善于用虚伪的辞句来掩饰殖民扩张的英国自由党人抱有幻想，对赫底威陶菲克也一度寄予希望;他受大埃及主义的影响，坚持苏丹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马赫迪起义，致使他在抗英战争中未能调回留在苏丹的数万军队，削弱了埃及的防备力量。

1901年奥拉比获准回国。19年孤独的流放生活使他锐气大减，一度动摇，发表了一些支持英国占领埃及的错误言论，铸成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是，奥拉比毕竟是一位富有爱国热情的杰出人物。他通过耳闻目睹，消除了对英国自由党人的幻想，加深了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认识。奥拉比在临终前一年完成的回忆录的结尾中写道：“英国人已非法占领了埃及29年……他们的确同其他民族一样决不会自动撤离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不过，不论他们是否愿意，迟早终要撤离”，因为“埃及是一切侵略者和占领者的墓地”。他号召青年一代为收复失去的光荣、独立和自由，为英国人撤离埃及而努力奋斗。

1911年奥拉比在开罗逝世，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