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加诺(Sukarno，1901—1970)，印度尼西亚杰出的反殖民主义战士和民族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奠基人、首任总统。

1901年6月6日，苏加诺生于东爪哇泗水(苏腊巴亚)。他的父亲是封建贵族出身的小学教员，母亲出身于巴厘岛婆罗门家庭。苏加诺童年时代有好几年住在东爪哇南部土隆阿贡祖父母家里。六岁左右，当父亲调到惹班教书后，苏加诺才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在惹班读小学。

1916年，苏加诺从惹班到泗水荷兰中学读书，寄宿在父亲的朋友、赫赫有名的伊斯兰联盟①领导人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在泗水的中学生活和经历对苏加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是刚刚兴起的印尼民族运动的重要中心，而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家又是著名的民族运动领导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苏加诺认识了史尼弗利特、慕梭、阿利敏、司马温、阿古斯·沙林、苏里约普拉诺托等著名人物，经常向他们询问有关政治和民族运动的问题。后来，佐克罗阿米诺托有意识地在政治上培养苏加诺，经常带他参加各种政治集会。苏加诺积极参加泗水的青年运动，加入伊斯兰联盟，并且学会了一套领导方法和演说的本领。

在这个时期，苏加诺博览群书，阅读了世界名人传记和他们的论著。通过这些著作，他了解了杰斐逊、华盛顿、伏尔泰、马拉、马志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穆斯塔法·凯末尔、孙中山、甘地、黎萨尔等的生平事迹、理论和思想。苏加诺说：“我受到了这些伟大人物的精神鼓舞。……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发誓，在我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民重新成为独立的民族的工作没有完成之前，我就要不停地工作。我要继续工作，使全亚洲的民族都能成为独立的民族，使全世界的人类成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的人类。”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青年苏加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作为一个青年，我深深受到孙逸仙博士的鼓舞。“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详细地阅读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年轻的灵魂”。

1921年，苏加诺中学毕业，到万隆工学院攻读建筑工程学。万隆的大学时期，是苏加诺政治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当时，伊斯兰联盟内部分歧日益加深。到1923年，白色伊斯兰联盟(佐克罗阿米诺托派)和红色伊斯兰联盟(司马温派)在组织上彻底分裂①从此，它丧失了对印尼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坚持改良主义道路的佐克罗阿米诺托本人也不再成为民族运动的中心人物。在政治上，苏加诺与他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了。

二十年代初期，万隆迅速成为激进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这里，苏加诺认识了1912年建立东印度党的“三巨头”——道威斯·德克尔、集普托·曼昆库苏摩医士和基·哈·德宛塔拉。东印度党的许多成员是土生荷兰人，受到来自欧洲的荷兰殖民者的歧视，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所有在印尼出生、以印尼为祖国的各民族人民平等的国家。它第一个明确提出争取印尼民族独立的口号。这个党的创始人的经历和激进主义思想对苏加诺有重大的影响。

这时，苏加诺也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自称“我是马克思历史学派的学生”。但苏加诺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科学方法。

为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印尼的民族独立，苏加诺根据自己对印尼社会的认识，把学到的各种理论加以糅合，形成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理论。

苏加诺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是“马尔哈恩主义”(Marhaenism)，意即贫民主义。马尔哈恩是苏加诺在万隆郊区相识的一个自耕农的名字。苏加诺用“马尔哈恩”来代表印尼的所有“贫苦人民”——小百姓、小农、小商贩、车夫、仆役等。他认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不完全适用于印尼社会;无产者包括在“贫农”这个概念之内，而且在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贫民主义旨在消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各种奴役方式和原则。每一个实行贫民主义的印尼人，都是贫民主义者。苏加诺的贫民主义理论，否认无产阶级在印尼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从而也就否定了它在印尼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苏加诺的第二个理论是“纳沙贡”(即民族主义者、宗教信仰者、共产主义者)。1926年，苏加诺大学毕业，获得工程师职称，同年，他写了题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提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政治势力应该互相调和，团结合作，为争取印尼民族独立而共同斗争。苏加诺的“纳沙贡”理论，对促进印尼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殖统一战线起了有益的影响，然而，这一理论模糊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特别是与伊斯兰教的原则区别。

在万隆时期，苏加诺还致力于政治组织和宣传鼓动。他认为印度的自产运动不适合于印尼的社会经济条件，因为在印尼不存在能够领导自产运动这种经济斗争的中等或工业资产阶级。苏加诺说：“我们行动的重点必须放在政治觉悟和政治斗争，即唤醒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斗争”。1924年，苏加诺在万隆创立普通研究会，吸引知识分子关心和讨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1926—1927年印尼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起义被镇压之后，苏加诺有意识地避开阶级斗争问题，而把目标集中于争取印尼独立上。

1927年7月4日，苏加诺等人于万隆创立印尼民族主义协会，翌年5月改名为印尼民族党，并任主席。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政党，以不同荷兰殖民政府合作为原则，明确地提出了争取印尼民族独立的政治纲领。但这个纲领没有提到印尼独立后将采取什么政体，也没有规定要实行何种具体的社会计划。苏加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猛烈抨击荷兰殖民当局的民族压迫政策，号召印尼人民消灭殖民统治，赢得了“讲坛雄师”的称号。

1927年12月，苏加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印尼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简称印尼民族政党联盟)，被选为主席。它是由印尼民族主义协会、伊斯兰联盟、至善社、巴巽丹协会、苏门答腊同盟、巴达维亚人联合会、印尼研究会等政党团体组成的松散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虽然没有解决任何重大问题，但毕竟是走向统一民族运动的第一步，也是苏加诺实现民族团结理想的初步尝试。苏加诺称它是“最重要的民族事件”，“我们民族运动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苏加诺和印尼民族党的活动被荷兰殖民政府视为大逆不道。1929年12月29日，苏加诺等领导人被捕，关押在万隆监狱。1930年8月18日到9月29日，苏加诺等四人被万隆地方法院审讯，这就是印尼现代史上著名的“苏加诺审判案”。苏加诺在法庭上发表题为《印度尼西亚控诉》的辩护词，淋漓尽致地揭发和控诉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尼犯下的种种罪行。万隆地方法院蛮横地判处苏加诺四年徒刑，其他领导人也被判处年限不同的有期徒刑。苏加诺被捕后，印尼民族党自动解散。党内沙尔托诺派另建印度尼西亚党，而沙里尔—哈达派则另建印尼国民教育党。

1931年12月31日，苏加诺被提前释放，人民群众把他当作凯旋而归的英雄来欢迎。苏加诺出狱后，继续投身民族独立运动。他力图把原印尼民族党两派重新统一起来，但未成功，于是决定加入印度尼西亚党，并任主席。他创办了《人民思想》杂志，写了《争取印尼独立》的小册子，内容与《印度尼西亚控诉》大同小异。1933年8月1日，苏加诺第二次被捕，先后被流放到弗罗列斯和萌古路。直到1942年初，日本占领印尼时，他才恢复自由。

苏加诺对日本帝国主义既无好感又寄予幻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加诺曾从流放地打电报给荷兰政府，要求释放他并转移到澳大利亚，以便同盟国合作。这个请求遭到拒绝。日本占领印尼后，由于幻想日本会恩赐印尼独立，苏加诺和绝大部分印尼民族运动领导人转而同日本占领者合作，参加日本组织的“中央参议会”、“奉公会”、“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在日本占领时期，苏加诺并未放弃争取印尼独立的信念，他始终不渝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思想。对此，日本人是不满的，但又无可奈何。1945年6月1日，苏加诺在“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建国五原则的诞生》，说明了民族主义火焰一直在苏加诺的胸中燃烧。他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提出了印尼建国五原则——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协商，社会繁荣，信仰神道。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在雅加达宣布印尼独立，被选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总统。共产党人沙利佛丁参加了政府。印尼的独立和印尼革命力量的增长，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英、美、荷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企图扼杀新生的共和国。1945年9月底，英军侵占雅加达等城市。在八月革命时期(1945年8月—1949年12月)，苏加诺一味谈判和退让，而没有发动和组织人民坚决抗战。

1948年9月，印尼右派在美、荷帝国主义策划下制造茉莉芬事件，血腥镇压印尼共产党①。苏加诺没有识别帝国主义的阴谋，站到了右派一边，攻击印尼共产党想“篡夺政权”。同年12月，荷兰军队侵占首都日惹，苏加诺等共和国领导人被捕，分别流放到邦加岛等地，直到1949年7月获释返回日惹。“圆桌会议协定”②签订后，1949年12月，苏加诺任印尼联邦共和国总统。1950年8月17日，宣布成立印尼统一共和国，苏加诺任总统。

从1950—1959年，印尼实行议会民主，内阁对议会负责，总统任命组阁人，并无实权。在这期间，苏加诺对印尼的政治发展未起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他不断施展自己的威望和政治手腕，扩大其政治势力。1957年2月21日公布“苏加诺总统方案”，提出成立民族委员会和互助合作内阁或“纳沙贡”内阁。

从1959年起，苏加诺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同年7月，宣布恢复“1945年宪法”，总统的权力大大加强。他兼任总理，先后担任过最高评议院主席，最高战时掌权者、民族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解放西伊里安最高司令部总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抗马(来西亚)”总指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委任者等职。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先后授予苏加诺以“伟大的革命领袖”、“终身总统”等头衔。

在1959—1965年“有领导的民主”时期，苏加诺对内实行“纳沙贡”政策，容许共产党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咨询机构和各级政府，任命共产党人担任国务部长、省长、市长、县长等职;颁布“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镇压“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尼伊斯兰教军”①、“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集团”②等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取缔马斯友美党③、右翼社会党和平民党;准备建立第五军种④。

在对外政策方面，苏加诺对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著名演说。苏加诺密切同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1956、1961、1964年三次访问我国;收复西伊里安;没收荷兰和英国在印尼的企业;同马来西亚对抗;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1965年1月，印尼宣布退出联合国。

苏加诺的这些内外政策，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极端仇视和反对。右派势力在美、英、荷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地进行颠覆苏加诺政权的活动，从阴谋政变、武装叛乱直到多次谋杀苏加诺(皆未遂)。

1965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右派军人集团组织“将领委员会”，企图乘10月5日建军节之际，发动武装政变。以苏加诺警卫部队查克拉比拉哇营的营长翁东为首的“革命委员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于9月30日发动政变(史称“九·三○运动”)，杀掉了亚尼等六名右派将领，并宣布继续推行苏加诺的政策。10月1日，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迅速扑灭了翁东的“九·三○运动”。接着，苏哈托下令取缔印尼共产党，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并且逐步削弱苏加诺的权力。

“九·三○运动”失败后，苏加诺企图再次利用自己的威望收拾政局。但军人集团凭借手中掌握的枪杆子，又利用对苏加诺政府不满的学生运动，迫使苏加诺放弃权力。在右派的步步进逼面前，苏加诺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逐步向右转，转而攻击印尼共产党。

1966年7月，苏加诺的“终身总统”头衔被取消。1967年3月12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剥夺苏加诺的一切权力，任命苏哈托为“代理总统”。1968年3月，苏加诺被软禁起来。

1970年6月21日，苏加诺病死于雅加达陆军医院。鉴于苏加诺是印尼共和国的创立者，在印尼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很高威望，苏哈托政府不得不为他举行国葬。出殡那一天，在雅加达，在东爪哇玛琅到勿里达的路上，约有50万印尼人民在军人刺刀下站立在大道两旁，沉痛地目送苏加诺的灵车缓缓驶去。遵照苏加诺的遗嘱，他的墓碑上刻着;“这里躺着朋加诺①，印尼人民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