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1903?—1959)，泛非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曾经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黑人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帕德莫尔原名马尔科姆·伊万·麦雷迪斯·诺思，1903年①生于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特立尼达岛阿鲁卡县(AroucaDistrict)。他的父亲是一个生物学家，曾任中学校长，后任教育部高级农业教师，退职后经营过一个小农场，著有一本关于西印度群岛地理方面的书(未出版)。他的祖父是巴巴多斯人，原是黑人奴隶，后来做了泥水匠，移居到了特立尼达。在特立尼达的各个种族集团中，从非洲贩卖来的黑奴的后裔人数最多;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祖父经常向小帕德莫尔讲述身为奴隶的不幸遭遇。帕德莫尔很早就意识到了黑种人和白种人的对立。当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时候，就以捍卫黑色人种的利益、谋求黑色人种的解放为己任，并且常常谈到自己是一个黑奴的孙子。

帕德莫尔出生后不久，他家迁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1918年，16岁的帕德莫尔从中学毕业，旋即在一家报社当了采访航运业新闻的记者。这个职业使他养成了追踪时事发展的敏感性，也使他了解了这家英国殖民者操纵的“肮脏的报纸”的内幕。他逐渐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憎恶，他最终与报社的一个英国编辑闹翻而被解雇。

帕德莫尔决心到美国去接受高等教育。1924年9月，他考进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攻读法律。他学业优秀，擅长演讲，而且参加了该校学生报纸《菲斯克先驱》的采编工作。在这里，他与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本杰明·阿齐克韦初步相识。由于三K党在这所大学里活动猖獗，校长又限制进步学生的活动，帕德莫尔决定转到纽约去上学。1927年9月，他获准进入纽约大学法学院。不久，他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政治活动家的生涯。他从不去听课和参加考试，结果在当年12月份就被降了级。据说是在美国共产党的建议下，他又到霍华德大学法学院去注了册。由于从事革命活动的需要，他在1928年初开始使用“乔治·帕德莫尔”这个假名。他经常奔走于华盛顿和纽约之间，负责散发“国际反帝青年同盟”的宣传材料。他还和别人在纽约哈莱姆黑人区合编一份美共面向黑人的刊物《尼格罗战士》。为了维持生计，他在航行于伍德逊河的船上干活，还当过一段守门人。在这期间，他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来看待种族问题的，即把黑人问题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但他有时片面地强调黑人问题对于美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而且一旦同党发生意见分歧，就要在黑人出版物中批驳党的意见，而这一点，正是后来共产国际谴责他为“黑人沙文主义”、“黑人种族主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早期表现。

帕德莫尔的积极活动引起了美共领导人福斯特的重视。1929年7月，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LAI)在法兰克福召开第二次大会。美国共产党派帕德莫尔和J·W·福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决定在1930年召开一次世界黑种工人会议，帕德莫尔被选入筹备委员会(J·W·福德任主席)，负责编制一份西印度群岛黑人劳工组织的名单。从法兰克福会议起，帕德莫尔开始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

帕德莫尔回到美国后，参加美共领导的职工会联盟(Tuul)在克利福兰召开的会议。在会上，他强烈谴责白人沙文主义和有些黑人上层人物一心迎合白人资产阶级的行为。会后，福斯特决定让帕德莫尔中止他的学业，同他一起飞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克利福兰会议的情况。1929年12月，共产国际决定把帕德莫尔留下。1930年，他被安排到专门培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学生的东方劳动大学，讲授关于殖民主义问题的课程。同时，他成了红色工会国际黑人局的负责人。帕德莫尔为鲍罗廷主编的英文报纸《莫斯科每日新闻》撰写了很多关于黑人和非洲问题的文章，还参加共产国际调查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情况的工作，在莫斯科受到很高的礼遇。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登上红场观礼台。不久，他和斯大林、卡冈诺维奇等苏联主要领导人一起被选入莫斯科市苏维埃。

经过帕德莫尔等人为期一年的筹备，第一次国际黑人工人会议于1930年7月在德国汉堡召开。来自美国、牙买加、特立尼达、南非、尼日利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塞拉利昂、冈比亚、喀麦隆和法属苏丹(今马里)的17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帕德莫尔发言强调指出，黑人的斗争是与亚洲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二者都证明有色人种的觉悟在提高，他们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告诫黑种工人领袖要警惕黑人上层人物将运动引上“加尔维主义①、泛非主义、民族改良主义和工会改良主义”的歧途，并表示对美国黑人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待非洲问题这种倾向感到忧虑。这里所谓“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待非洲问题”，是指当时美国黑人只把非洲问题看作争取种族平等的问题，而不是看作非洲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问题。帕德莫尔主张在应征参加殖民军队的黑人中激发政治独立的思想，“一俟时机到来，他们就能够为其自身的民族自由而战斗”。他的这个观点没有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响应。会议结束时成立了“国际黑人工人工会委员会”(ITUC—NW)，作为红色工会国际的下属机构。帕德莫尔作为美国的代表被选入这个机构。

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帕德莫尔除在维也纳住了几个月外，都是在德国度过的。他担任了国际黑人工人工会委员会书记，是它的机关刊物《黑人工人》的主编和撰稿人。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满怀热忱。在这个组织成立后第一年里编写的25本小册子中，他撰写了6本，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本叫作《黑人劳工的生活与斗争》。作者以确凿翔实的资料，揭露了帝国主义对非洲、西印度群岛和美国黑人的奴役，回顾了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过程和他们的各种组织所起过的作用，阐明了国际黑人工会委员会的任务。在这个时期，他还是坚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种族问题的，主张国际黑人工会委员会应遵循阶级路线，而不是种族路线。他在《黑人工人和帝国主义战争》这本小册子里，批判了加尔维发起的“回到非洲去”运动，甚至批评泛非运动的倡导者杜波依斯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杜波依斯后来才成为共产主义者——作者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国际黑人工人工会委员会立刻就感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压力。6月，《黑人工人》被迫转移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去编印。它在汉堡的办公室被查封;包括帕德莫尔在内的许多工作人员被逮捕。帕德莫尔持有英国护照，他被关押6个月之后，被引渡到了英国。在那里，共产党是合法的，他能够继续主持《黑人工人》的编辑工作。

随着法西斯主义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共产国际着手调整它的策略路线。考虑到国际黑人工人工会委员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英、法的殖民地问题和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不利于和这些国家结成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因此就决定解散这个组织。帕德莫尔对这一策略路线上的转折大为不满。对他来说，帝国主义主要就是指的英帝国主义。他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一向都是针对英国的。据当时曾和他深谈过的人回忆，当讨论到非洲问题的时候，他的意思总是指的英属殖民地，“我不记得他跟我谈到过法属和葡属殖民地。”共产国际解散黑人工人工会委员会的决定是在1933年8月13日做出的。当帕德莫尔在英国获悉这一决定之后，当即就辞去自己的一切职务，随后还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陈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共产国际的决定“使亚洲年轻的民族解放运动蒙受了牺牲”，“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人民的基本利益的一种背叛，我不能使自己和它同道而行”。他很快就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鉴于他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于1934年2月把他开除。

从1935年到1957年，帕德莫尔一直住在伦敦。正是在这个阶段里，他的泛非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泛非主义是世界黑人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和白人种族歧视的产物。首先提出泛非主义的是特立尼达黑人著名律师亨利·西尔威斯特—威廉斯。在他的倡导下，1900年在伦敦召开了由美国、西印度群岛和非洲黑人知识分子参加的第一次泛非会议。①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在1919—1927年主持召开了四次泛非会议。但是投身于泛非运动的仍然几乎全是美国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知识分子，加上加尔维鼓吹的“黑人复国主义”削弱了这个运动，所以在帕德莫尔开始定居伦敦的时候，它正处于衰落不振的状态中。帕德莫尔一方面和杜波依斯取得联系，希望他帮助实现非洲、美国、西印度和其他地区的黑人的统一;另一方面同伦敦的西非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和其他非洲民族主义者，如肯雅塔、威廉斯、华莱士—约翰逊、阿齐克韦、贾贾·华库库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这样，帕德莫尔就成了沟通美国、西印度的老一代泛非主义者和正在崛起的新一代非洲民族主义领袖的桥梁。同时，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个别论断，把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某些经验，引进了泛非主义的思想体系。通过大量的著述活动，他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族利益与国际合作、反帝理论与黑人种族意识揉合到一起。他的思想虽然是各种成分的杂拌儿，但适应当时年轻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的需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人一方面痛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对十月革命解放了沙皇俄国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这一事实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完整的共产主义学说。

1937年，帕德莫尔和一个名叫多罗塞·派泽的英国女人结了婚。他们起初住在西印度人聚居的任科思霍桥大街的公寓里，后来又移居到拉塞尔广场附近的吉尔福德大街。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爆发以后，帕德莫尔著文指出，这是“又一次种族间的战争”，呼吁全世界的黑人都援助埃塞俄比亚。他还和一些黑人民族主义者发起创立了埃塞俄比亚国际非洲之友委员会。1937年3月，他建立了国际非洲事务局(IASB)。这仍然是一个以西印度黑人为主的组织，进入它的7人执委会的非洲人，只有肯雅塔和塞拉利昂工会活动家华莱士——约翰逊。在非黑人的政党和群众团体中，帕德莫尔只和英国独立工党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该党机关刊物《新领袖》上发表的。他的组织经常和独立工党采取联合行动。尽管如此，他仍坚持本组织的独立性。当独立工党请他加入该党并作为该党议会候选人时，他均加以拒绝。1939年夏，帕德莫尔代表泛非运动参加了欧洲各国社会党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他发言的主要论点是：非殖民地化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加速这一进程，现在就应当筑起一个黑人的棱堡，起初它会被资产阶级分子控制，但最终结局将是社会主义。在这个事业中，英国工人应当帮助他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帕德莫尔的国际非洲事务局发表了《告有色民族书》。这一声明指出：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英、法政府，都是帝国主义匪帮，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对于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来说是谈不到有英雄和歹徒之分的。帕德莫尔说，非洲人既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一无所获，那么他们也不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大英帝国是目前为止人类发明的最坏的地狱”。他在1939年6月发表的《我为什么反对征兵》的文章里，表示只要英国不答应让英属殖民独到立，就不支持英国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帕德莫尔始终坚持这一立场。1943年，当英国劳工大臣派给他一个为战争服务的职务时，他表示“宁愿坐牢，也不愿以任何方式帮助英帝国主义或任何其他帝国主义的这种战争努力”。

自从同共产国际脱离关系以后，帕德莫尔一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尤其反对共产党人把英美法帝国主义和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加以区分，认为共产党人“在所谓好的和坏的帝国主义之间制造了一道人为的鸿沟”。但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他对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多数政策还是予以肯定的。他也赞扬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他写了《俄国是怎样改变了他的殖民帝国的：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挑战》一书，指出苏联“在25年里为消灭文盲、提高中亚那些原来臣属的民族的文化水平所做的事情，要比英国政府在印度和非洲两个世纪里所做的多得多”。由于苏联铲除了“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外围之间的被压迫被剥削关系”，所以它就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正是从这点出发，他在给别人写信时曾说：“我是多么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共同繁荣的不列颠社会主义联邦啊!”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帕德莫尔倾全力于泛非运动。1944年底，帕德莫尔和其他一些人建立了泛非联合会。参加该团体的有国际非洲事务局(帕德莫尔和英属圭亚那人米利亚德、马康南等)、肯尼亚吉库尤中央协会(肯雅塔)、非洲青年联盟塞拉利昂支部(华莱士—约翰逊)、都柏林非洲裔大学生协会(贾贾·华库库，此人后来曾任尼日利亚外交国务秘书)，此外还有一些英国的黑人组织。泛非运动的阵容显然较战前扩大了。1945年2月，帕德莫尔认为，召开第五次泛非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久，成立了由帕德莫尔、肯雅塔、亚伯拉罕斯(南非黑人作家)、马康南和米利亚德参加的筹备委员会。这时，恩克鲁玛从美国来到伦敦，也参加了这次泛非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们二人作为筹备委员会的书记，为准备议事日程和邀请代表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这时起，两个人密切合作了14年。恩克鲁玛一直把帕德莫尔视为自己的“老师”。

1945年10月15日，第五次泛非会议在曼彻斯特市政厅开幕，有二百多名代表出席，多数代表是非洲民族主义者。帕德莫尔和杜波依斯、恩克鲁玛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会议开得很成功。恩克鲁玛认为：“前四次泛非会议并不是非洲当地人民觉悟的产物。……只有这次第五届会议才为非洲民族主义提供了出路，并促进了非洲人的政治觉悟。”会议取得的这一重要成就是同帕德莫尔长期以来所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分不开的。这次会议决定建立常设机构“工作委员会”，由杜波依斯任主席、恩克鲁玛任秘书长，帕德莫尔的家成了工作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室。

战后初期，帕德莫尔积极支持了苏丹、加纳和尼日利亚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1946年的夏天，在他报道巴黎和平会议的时候，采访了胡志明，发表文章介绍了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攻击。

作为泛非主义理论的有影响的阐发者，帕德莫尔越来越明确地主张泛非运动必须独立于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他在1949年10月写给他的出版人的信中说，我们要坚决维护泛非主义的旗帜，既不要同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不要同俄国人这样的势力集团搅在一起。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不让共产党人插手进来。1956年，帕德莫尔出版了他的代表性著作《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书中强调指出：“泛非主义提供了一种一方面可以替代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可以替代部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既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又反对黑人的沙文主义。它主张在绝对平等和尊重人类人格的基础上实行种族共处。”帕德莫尔在书中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了攻击。他的这些言论、主张对非洲许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产生过不好的影响。

1957年加纳独立后，帕德莫尔应邀担任了恩克鲁玛的非洲事务顾问。在翌年初的几个月里，他访问了利比里亚、苏丹和北非的独立国家，为4月中旬在阿克拉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年6月，他陪同恩克鲁玛出访了7个非洲国家;7月，参加了在达荷美(今贝宁)召开的一次政治集会。1959年4、5月间，他随恩克鲁玛到新独立的几内亚进行了国事访问。7月，他又到利比里亚出席了利、几、加三国首脑会议。正当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进一步掀起的时候，帕德莫尔的肝病恶化。9月23日，帕德莫尔病逝于伦敦。应恩克鲁玛的请求，他的骨灰于同年10月4日被运到加纳，埋葬于克里斯蒂安堡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