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块非同寻常的手表说起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休息期间，毛泽东在舞会上结识了江西农垦文工团的演员邢韵声。当时，毛泽东腕上戴着一块又老又旧的手表，引起了邢韵声的兴趣。她惊讶地说：“主席，这表这么旧了，你怎么不换一块呀？”
毛泽东抬起手腕看了看，说：“这可不能换，这表跟了我几十年喽，为我立下了大功呢！”
这的确是一块非同寻常的手表，这要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说起。
那天，毛泽东刚刚走下舷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便纷纷走上前来，他们热情地将毛泽东团团围住。这是在国民党的陪都，是国民党统治的地盘，距离延安有几千里的关山阻隔，但是这万水千山却没有隔断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面对朋友们热情的面孔，毛泽东感到异常兴奋，他一一和这些走上前的他乡故友握手、交谈……
就在这个时候，站在一边的郭沫若看到了一个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毛泽东在与大家握手的时候，人们的手腕上都有一块闪闪发光的手表，而毛泽东的手腕上却是空空的。当时，手表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时尚物品，不仅实用，而且也是身份的象征。郭沫若感到十分的讶异。一方面他深深地为共产党领袖的清贫、艰苦而感动，另一方面他却预感到毛泽东在重庆的日日夜夜将是充满着无数的风险，将面临异常繁重的工作，时间对于毛泽东来说一定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一块手表将是非常不便的。
毛泽东与郭沫若
当毛泽东走过来与郭沫若握手的时候，四目相对，两个神交已久的朋友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就在这个彼此审视的瞬间，郭沫若迅速地将腕上的手表摘下来双手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微笑着，并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推辞，像已经彼此有过约定似的，欣然地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从这个细节上，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感觉到毛泽东与郭沫若之间所蕴藏的非同一般的交情了。
毛泽东和郭沫若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的春天，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时，瞿秋白和林伯渠推荐郭沫若到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3月23日，郭沫若和郁达夫几个人乘船由上海到达广州。成仿吾在码头迎接他们，并将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郭沫若到林伯渠家中拜访。
不巧，林伯渠不在家。在林伯渠的家中郭沫若遇到了一位瘦高身材、两眼炯炯有神的客人。先来的客人反客为主上前迎接后来的客人，并且主动进行了自我介绍：“我是毛泽东。”
郭沫若急忙上前两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大手说：“我是郭沫若。”
两位彼此都是久闻大名，但是未曾谋面，今天在这里偶然相遇了。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郭沫若旅途上的一些情况，郭沫若讲述了路上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毛泽东点头说：“这个我知道。”
接下来，毛泽东向郭沫若谈了广东和全国的政治形势，陪着郭沫若在林伯渠家中高兴地聊着，一直等林伯渠回来，毛泽东才匆匆离去。这就是毛泽东与郭沫若初识的情形。
1926年7月，郭沫若参加了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回到武汉，在那里郭沫若和毛泽东再一次相聚。经过战争的洗礼，经过硝烟的考验，他们的会见备感亲切。毛泽东对郭沫若所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讨伐蒋介石的檄文大加赞赏，并鼓励郭沫若继续奋斗。
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郭沫若从日本归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互成策应之势。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和大量的诗文，借古讽今，鞭挞国民党和蒋介石消极抗日的丑恶行径。
1944年，毛泽东曾多次谈到郭沫若和郭沫若的文章，对郭沫若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同一天，毛泽东请董必武转交郭沫若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手迹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柳亚子等前往迎接。前排左起柳亚子、黄炎培、郭沫若、毛泽东
由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爱好与理解，他们对中国诗词曲赋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时彼此在事业上互相支持、人格上互相敬重，因而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而长久的友谊。自1926年广州相识，直到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差不多分别了二十个寒暑春秋，但是他们的心却始终是相通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对诗词的共同爱好，使他们走得更近，毛泽东与郭沫若之间的友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诗才是极为推崇的，在他的诗词中盛赞毛泽东为“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又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
这些都是后话，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