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赞彭德怀的来龙去脉
“”这是毛泽东的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人们对此诗不陌生，许多人都能背诵之。然而，这首写于1935年10月的诗，问世后几多波折，直至51年后才被正式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这首诗的背后，有着几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捷报传来，毛泽东即兴赋诗
长征已近尾声的1935年10月，蒋介石发电报给盘踞在陕甘宁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各部：“朱毛赤匪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各部要“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其时，蒋介石集团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部队追了上来。为确保长征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提出决不能把尾追长征红军的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于是毛泽东把砍掉尾追长征红军“尾巴”的重任交给百战名将、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
接到命令后，彭德怀马上深入实地考察，以做到知己知彼。基于对军事地形的分析，彭德怀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发给前线作战部队及毛泽东的作战电报，在作战电报中分析该地区地理环境特点时，写了“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电文。根据彭德怀等人制定的作战方案，1935年10月20日夜，彭德怀亲自部署和指挥红军陕甘支队（原红一方面军缩编改称）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在吴起镇西北部的五里沟口一带设下埋伏。
翌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敌35师骑兵团2000多骑兵进入我军伏击圈。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一声令下，埋伏在周围的红军战士居高临下同时向敌骑兵开火。这一仗红军吃掉敌1个骑兵团，击溃敌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迫使敌军停止了对长征红军的追击，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战斗打响的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作战科长伍修权陪同下来到前线，心情异常兴奋，即兴创作六言诗一首：“
其中“山高路远坑深”一句诗，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作战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用语，略作文字修改而成。
这次大获全胜的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作战情况时，恰逢毛泽东不在住处，彭德怀无意中看到毛泽东已写好放在办公桌上的赞颂自己的诗，感到很不安。于是随手拿起笔，将最后一句修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稿放在原处离去。
都是错注惹的祸
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根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以《毛主席的诗》为题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首诗。由于没向毛泽东索取原稿，也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校阅，所以首发此诗的《战友报》不慎出现一个史实错误，编者注释误把该诗创作的军事历史背景注释为是在红军取得突破腊子口战斗之后写成的。此诗发表后也没有人对错误注释提出纠正。
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作品的留存与流传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毛泽东诗词也概莫能外。也正是首次发表时的错误注释，为毛泽东后来否认他曾创作该诗赞颂彭德怀，留下了最初的隐患，使得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历史公案。
转眼到了1954年。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之际，《解放军报》沿用《战友报》发表的原文及原注释，再次发表了这首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豪迈诗句不胫而走，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
也就在这时，错误注释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谋读报后，对林彪指挥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为何要写诗赞颂彭德怀感到不好理解，于是便向彭德怀询问这首诗的写作历史背景。彭德怀看了报纸，发现了上述错误注释，于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做出纠正：“攻占腊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一军团打的，不是我指挥的。这首诗不是在腊子口写的，是在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写的。”彭德怀向军事参谋简要介绍了毛泽东写这首诗的军事历史背景。
遗憾的是，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整日忙于事务的彭德怀也没有把这个太当回事。所以他对军事参谋面谈式的纠正，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也未能使有关方面从此彻底纠正这个注释上的错误。
三年后的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致函毛泽东，准备再次发表这首诗，并请毛泽东校阅诗稿。该编辑部在致毛泽东信中沿用《战友报》的错误注释，继续把该诗说成是在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写出的诗句。而毛泽东此时仍清楚地记得，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是林彪指挥的，而不是彭德怀。
错误注释的误导，加上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暇深入回忆该诗写作的有关情况等原因，致使毛泽东决定不让发表这首诗了，他当时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了一封内容十分简单的回信：
编辑部同志们：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彭德怀自述说原委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遭遇不公正批判，党内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乘机落井下石，歪曲历史事实，以诬蔑不实之词攻击彭德怀说：彭德怀在历史上与毛泽东就存在隔阂，毛泽东在历史上也并不信任彭德怀。面对上述诬蔑之词，彭德怀曾据史力争，为自己作了有限的辩护。彭德怀在蒙冤期间所写的自述中，写出了以下的这段文字：“有人说：‘在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彭德怀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实作根据呢？是完全没有事实作根据的。相反，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以夸奖：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与我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依赖。”
疑云散尽终入选
鉴于毛泽东在致《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该诗不宜发表，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中，就未把该诗收入其中发表。1959年彭德怀被错误罢官，这首诗更是很少有人提及了。在1963年和1976年两次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也都没有收录该诗。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彭德怀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一些老同志开始认真回忆当年的真实历史，长征中一直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的杨尚昆（长征前期彭德怀与杨尚昆分别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军团政委；长征后期中央红军改变为红军陕甘支队后，彭德怀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杨尚昆任该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再次肯定了毛泽东曾创作该诗及彭德怀修改该诗的历史事实，指出了该诗写于长征末期，并非是攻打腊子口之后。
经过多方面史实考证，根据多位知情人提供的可靠史料，疑云散尽，历史的迷雾终于被拨开了。由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主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正式收入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还了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