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博大精深的地名学问
事事留心皆学问。古今中外，没有一个领袖能像毛泽东那样，地名知识那么渊博，且善于因地、因时制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索取地方志阅读。阅读地方志、读地图是他最大的嗜好。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初识的同志，通常会问其贵乡何处，有时还会将此乡来源和典故作一番解释。
“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
1955年，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游览在黄浦江上，毛泽东突然向陪同人员提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在场的上海人无言以对，谁也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说：“应该有。”毛泽东的话如同在黄浦江中投下一块大石头，于是上海市开始寻找这个不为人知的下海。找来找去，还真的找到了。在虹口区发现一座叫下海庙的小庙，位于昆明路73号。据史料记载，下海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庙小故事多。上海人通过这座小庙破解了上海、下海的由来。黄浦江的“浦”，在吴方言区原意是小河，多指人工河。宋代为解决吴淞江泄水能力，在吴淞江两岸，大约每隔五里开通一条进入吴淞江的水道，这种支流水道称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当时，吴淞江现在虹口区海门路一段，南岸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与上海浦相对着，北岸有个浦，叫下海浦。
上海之名起源于上海浦，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一下子繁荣起来，竟然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都会之一。
下海呢？明初，因吴淞江河道已经严重淤塞，另外开挖了一条新河，这条河大致是现在的苏州河下游。于是，下海浦被抛弃了。清末，黄浦江西岸被辟为租界，兴建船坞、码头、堆栈、工厂，下海浦渐渐淤塞。1922年，下海浦被完全填埋了。原来的下海浦变成街路，就是现在的海门路。下海没有了。只有一个残破小庙——下海庙，记载着它的往事。
“你很有胆识，敢从子午谷走出来。”
193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会见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派往中央苏区和红军总部联络的中共地下党员袁血卒。据袁血卒回忆：
毛泽东在谈话中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陕西宁陕人。”“噢，宁陕是个军事要地。县内有个子午谷，你知道吗？”我笑着答道：“知道，我家就在子午谷。”毛主席颇有兴趣地说：“《三国演义》里描写诸葛亮从汉中伐魏，魏延建议从子午谷出兵，奔袭长安。诸葛亮批评那是冒险，没有采纳。司马懿就比诸葛亮高明些。他认为，孔明先生要是从子午谷出兵，长安早就被汉家占领了。你很有胆识，敢从子午谷走出来。”一段话又把大家说笑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由平山西柏坡乘汽车出发，经保定于3月25日在涿县换乘的火车去北平。车过定兴县时，对周围人们介绍：你们注意了，这里向西是易县，有一条易水河，是中国历史上荆轲刺秦王的出发地呢！又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荆轲在告别燕国的太子丹时发出的悲壮之声啊！
“侯马是一个好地方。”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初见来自白区的彭真。当彭真介绍自己是山西侯马人时，毛泽东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
“杨六郎在清凉山‘坚持抗战’。”
入秋后的一天上午，毛泽东来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的院子里，这时全校同学正集合欢送二期的部分同学到前线去。毛泽东向大家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对二期的同学作了许多指示。最后，他向三大队这边走了几步，对大家说：“你们来到了延安，很好，我们欢迎你们。”毛泽东扬起手，笑着向四周指了指，说：“你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个清凉山，知道么，宋朝杨六郎还曾经在这里‘坚持抗战’呢！”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了。
“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1938年6月，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来到晋察冀，聂荣臻在五台山金刚庵迎接他。白求恩告诉聂荣臻，他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着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白求恩到了后，曾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
1948年4月初，毛泽东一行在途经山西五台县的台怀镇时，不仅在此住宿了一夜，还参观了寺庙。参观过程中，毛泽东等看望了这里的住庙僧尼，同他们谈了话。他不仅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趣地向他们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问他们在哪个寺庙当和尚。
“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见到和周恩来同来的师哲。
毛泽东问师哲：“你是哪里人？”“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交谈的话题，激起了师哲的万千思绪。
接着，毛泽东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脉。
师哲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毛泽东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中国有两个嘉定。”
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做准备，曾邀请作家曹葆华等人谈话。
“你是什么地方人？”毛泽东在询问了姚时晓之后，又问曹葆华。“四川嘉定人。”毛泽东点点头，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是的。”曹葆华睁大了眼睛，有点惊奇了。他没想到，毛泽东对他的家乡居然还知道得这样清楚。由于谈到了四川的嘉定，很自然地又谈到了成都。曹葆华饶有兴趣地对毛泽东说：“成都有几个有名望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这时毛泽东举起右手来，伸开手指，饶有兴趣地问道：“哪‘五老’？哪‘七贤’？”曹葆华说了一个名字，毛泽东就弯下一个指头，又说出一个名字，他又弯一个指头。但毛泽东弯了两三个，就不动了。因为曹葆华支支吾吾，已经说不出更多的名字来了。
“你知道‘九江’这个地名的来源吗？”
1942年夏天，毛泽东在延安邀请几个漫画家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
在有几棵高高的枣树的院子里，围着一张桌子，摆了几把椅子。毛泽东就在这里接见他们。毛泽东这天穿着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戴着八角帽。同他们一一握手以后，毛泽东首先问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一个漫画家说是九江人。毛泽东就问：“你知道‘九江’这个地名的来源吗？”这个漫画家小时候听到过这样的传说——有九条龙原来在地下，后来变成了九条江。他以为这是封建迷信，毛主席不会是指它，就说他不知道。想不到毛泽东讲的正是这个传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毛泽东把手指举起来，说了一条江就弯下一个手指，一条江一条江的名字他都记得很清楚。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薄一波研究薄姓的兴趣
薄一波所着《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这样写道：“1943年11月，我去了延安。翌日毛泽东同志约我谈话，我同他也是第一次见面。谈话开头，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山西省定襄县。他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薄注）。’听了这席话，引起了我研究薄姓的兴趣……经有关专家介绍，翻了翻《元和姓纂》之类的书，才知道薄姓原来是殷商的一支，周武王灭纣后，徙之于亳（今安徽亳县），以地名为氏。亳薄同音，后来就写作薄。《吕氏春秋》提到过一个薄疑。大概是最早见于典籍的薄姓人了。汉高祖有薄姬，文帝即位后尊太后。她的弟弟薄昭曾任车马将军，封轵侯，后来因为杀了文帝派来的使者，被迫自杀了。”
“项羽破釜沉舟之处。”
1947年7月中旬，毛泽东又回到小河村，见到由晋西南赶来的陈赓。他决定命陈赓兵团出师豫西，抄敌后路。
“主席的意思是……”陈赓的手指在“潼关”徘徊，目光沿“黄河”移动。
“这里！”毛泽东将他的手指按在地图上的陕州和洛阳之间，“项羽破釜沉舟之处。”
陈赓望着地图略作估量，脱口叫出一声：“好棋！”他将手在地图上作扫荡势，说：“东可以威胁洛阳，支援刘邓大军南下；西可以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主席这一着棋一下，全局都活了！”毛泽东说话历来是言简意赅，只要下面理解了他的意图，他便再不多解释一句，剩下的只是提出要求：“当年项羽很坚决，过河之前把河北岸的军锅都捣烂了，过河以后又把渡船凿沉，这是何等坚决壮烈的决心！你们这次过河，也要有这种无比坚决的精神……”
“尧山县以前叫百人县。”
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时，据阎长林回忆，毛泽东在一次散步时和警卫人员聊天，毛主席问我们：“你们河北人，总说你们河北好。咱们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河北，你们说，这里比延安好在哪里？你们再说说，咱们坐在这里，这里周围远的、近的，都是些什么地方？”我说：“河北比延安就是好，河北有大平原，延安就没有大平原。我是顺德府尧山县人，在石家庄南边180里。我小的时候，到过石家庄，也到过平山县，再往北就没有去过了。也没有听说过阜平县。”毛主席说：“阎排长是尧山县的。我问你，你们尧山县以前叫百人县，你知道吗？”我说：“我们那里有百乡县，没有百人县。”毛主席笑着说：“那你连你们县的历史都不知道吗？以后有机会了，你可以查一下你们尧山县的县志，上边会有的。”
“你们那儿有多少个沽哇？”
毛泽东和警卫战士李松茂谈话。他问：“你是哪里的人哪？”“天津海下东沽人。”“你们那儿有多少个沽哇？”李松茂怕说不完全，又怕说错了，便答道：“说不清楚。”毛泽东说：“你们那儿有七十二沽。”一边说一边又掰手指，一个一个地数起来：塘沽、东沽、西沽、咸水沽……一直数了十好几个。
“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
据1986年9月5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毛主席非常重视地方志，他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见了省里、县里的干部，他总要先讲讲开玩笑的话。比如到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他就讲，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后来我看到笔记小说上有这样说的。毛主席大概也是从这种书里看来的。像这类的掌故，毛主席知道的很多，他谈这些掌故有什么道理呢？他对我说，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
1950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新中国将要派出的大使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边界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哪！”
“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
1950年9月，毛泽东根据淮河灾情，借鉴历史经验，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理好。
毛泽东的爱好：下车伊始问志书
1959年6月30日，正在庐山的毛泽东对地方接待人员讲了个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说的是朱熹初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甫一下轿，就开口问迎接他的当地官员是否带来《南康郡志》，迫切地想通过方志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治下的人文风土。
讲了这个典故，毛泽东微笑着“问志书”——要求看《庐山志》。当地的干部很快从庐山图书馆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随后他又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成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千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转身对周小舟等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
时隔两年的1961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美庐别墅中留影，影像中他捧在手上凝神细读的，依然是吴宗慈修的《庐山志》。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开完庐山会议返京途中路过金华，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开座谈会。会间，他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山搔了一会儿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问浙江歌舞团的一位演员是哪里人，当回答是“浙江海宁硖石人”时，他马上引用《海宁州志稿》，说明硖山是由“两山相夹而名也，秦以前本连为一，始皇过此瞻山有王气，凿为二；今大虹桥下，山根犹露”，等等，如数家珍。
地方志，简称“方志”。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其作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有“信史”之说和“经世致用”之特殊功能。中国传世志书8700余种，11万余卷，占了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毛泽东历来喜欢通过阅读地方志书，摸清、摸准国情、地情，了解和掌握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从而在决策的关键时刻发挥其重要作用。毛泽东深知地方志的价值，他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1929年红军打开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住下，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得到清代续修的一部8卷集《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战斗频繁，毛泽东仍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托秘书到所在地图书馆借阅，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有一次毛泽东到无锡，第二天就讲了无锡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生动事例，在场的同志感到惊奇，原来毛泽东到无锡市的当晚就浏览了《无锡县志》。
1958年3月，毛泽东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华阳国志》等认真阅读。以后还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他提倡党政干部学会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
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毛泽东说的汉武帝时有人建议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入海，在《汉书·沟洫志》里确有记载。原文是：“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在和毛泽东谈话中，陶鲁笳还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说到这里，毛泽东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鲁笳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说的闻喜县的来历，《汉书·武帝本纪》里也有记载。原文是：“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越南破，以为闻喜县。”
1960年5月，毛泽东在武昌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荆门县委书记梅白同志谈到地方志工作，具体谈了《荆门县志》。谈话中，毛泽东说：“我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乾隆年间修的《荆门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反映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官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第二，我发现《荆门县志》里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你到那里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三，要科学种田。完全靠老农不够，要靠新人，有文化的人。要尊重老工人、老农民，但不能每一句话都照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薄一波、谷牧、余秋里等谈到三线工程建设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白帝城吗？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为什么叫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薄一波曾回忆说：“解放后，有一次我到福建考察，曾粗略地翻了翻《福建通志》。那时毛主席有个指示，到外地考察、调查工作的同志，都要看一看当地的地方志，以便了解那里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
下车伊始问志书，山河风物胸中收。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和认真阅读地方志书，是因为他认为地方志书是了解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情势，就能帮助我们在工作中取得胜利和成绩，减少挫折和失误。再者，与地方干部、工作人员讲话，穿插有关地方志书记载的传说典故，也可以把气氛搞得生动活泼些、和谐轻松一点，使大家不感到拘束，实乃大家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