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诗

游仙诗，原指专写企慕神仙或游历仙境的诗，得名于曹植的一首游仙慕道的诗，其题即为《游仙》。唐代李善注《文选》郭璞《游仙诗》时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其简单地指出游仙诗追求生命的永恒，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层面，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容。第一个揭示游仙诗别有寄托本质特征的文学批评家是钟嵘，其在《诗品》卷中评郭璞《游仙诗》“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实际上是把游仙诗分为了“列仙之趣”和“坎壈咏怀”两大类。所谓“列仙之趣”指的是前者——单纯表达追求长生、求仙慕道的诗作；“坎壈咏怀”则指借游仙以咏怀的别有寄托之作。这一论断一直影响着学术界对游仙诗的界定，至今学者们对游仙诗的定义分类也往往由此出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学术界的争议有多复杂，游仙诗存在“坎壈咏怀”是普遍认定的事实。清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作，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朱自清先生将“游仙诗”列为四大类比体诗之一，另外三类分别是咏史、艳情、咏物。关于游仙咏怀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屈原《楚辞》，汉代王逸《楚辞章句·远游第五》精辟地指出：“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债所潜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清人朱乾《乐府正义》曰：“屈子《远游》，乃后世游仙诗之祖。君子重其志而纬其辞，谓其才可辅世而终不见谅于君，无所控诉而托配仙人，东南西北入无可有之乡”（《乐府正义》卷十二），即谓屈原《远游》开创了游仙诗的兴寄传统。

魏晋时期，游仙诗的创作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诗人辈出，如“三曹”、阮籍、嵇康、张华、郭璞、刘琨、何劭、葛玄、杨羲、许谧等，特别是“三曹”继承和发扬的游仙诗的“兴寄”传统。曹操是建安风骨的代表，而整个建安时代被誉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这时期的诗人的身上无一不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就曹操本人而言他是不信神鬼的，但他仍留下不少关于神鬼的诗，如《秋胡行》《连尽行》《蒿里行》《苦寒行》。为什么？其不过是在完成魏武“诗言志”的审美传统。仙境的宁静美好、仙人生活的自由无拘与曹操希望迅即完成统一大业的理想产生共鸣，所以诗词激昂慷慨，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政治报复。曹操首先是个政治家，而后才是诗人，政治是他生命的第一要旨，而非诗歌。因此，他的诗歌多为激情洋溢、慷慨豪迈的政治抒情，游仙诗只是他抒发抱负的另一诗歌种类、辅助工具而已。他通过仙人畅快自在的生活状态和仙境宁静美好境界与现实动荡、百姓灾难深重的对比，仙人的长生不死与现实人生短促的极大反差，产生“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的及时勉励、时不我待之感和“不戚年住，忧世不治”的深沉忧患，并借神仙抒发超越有限的企求，从而更加坚定了完成理想的决心。正是多民族融合、君主贤能、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的大一统理想追求和“人生几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与晚年时理想还未实现的心理矛盾冲突，使得他将这有限生命中的政治理想寄于神仙世界，融化于游仙诗中。曹操对自己游仙诗的美学界定极为准确，《秋胡行》中有三句话：“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基于以上原因，曹操的游仙诗不仅以其独特的政治情感内涵激人奋进，而且创造出一种阔大深远的意境，闪烁着理性的光辉，是言志诗，更是立志诗。另外，曹丕则以仙境之渺邈难测，抒发其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曹植的游仙诗主要是挥斥其身受迫害，政治上无路可走之幽愤，寄托了其孤独无依、渴望自由、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及情怀。可以说，游仙诗的“坎壈咏怀”的兴寄传统自“三曹”始奠定了基础。从“三曹”到郭璞都是假游仙以寄慨，阮籍、嵇康则反抗权贵、嫉世鄙俗，抒发世途险恶、生命难保之愤；郭璞游仙诗则寄托乱世之中有志之士进退彷徨的诸多人生感慨，抒发其才高位卑之悲愤。

由于东晋以来讲求哲理思辨的玄言诗和南朝范山模水的山水诗对游仙诗的冲击，文人游仙诗的“兴寄”功能渐渐消歇。其间，除鲍照《白云诗》《登庐山二首》《代升天行》等兴寄感慨诗具有现实意义外，基本难见游仙诗寄托的踪影。直至唐代，陈子昂提出了“兴寄”理论，主张诗歌体现诗人对社会与自身的关注，突出创作主体的情感表达，文人游仙诗才重新回归“兴寄”传统。据统计，《全唐诗》收录游仙题材诗歌300余首。其中初唐33首、盛唐103首、中唐90首、晚唐127首，诗歌和诗人数量都大大地超过前代，其中著名的诗人有初唐王绩、卢照邻、王勃、陈子昂，盛唐李白、王维、李颀、储光羲，中唐李贺、卢仝、韦应物、李益，晚唐李商隐、曹唐、鲍溶、张祜等，其中曹唐一人存世的游仙诗就有121首之多。李白的游仙诗以强烈的主体精神、天马行空的想象、宏大的气魄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冲击力；李贺的游仙诗则以奇诡的想象、凄冷的意境建构了光怪陆离的神鬼世界，具有意味幽深的审美价值；李商隐的游仙诗寄寓咏怀，或讽喻美刺，或兴寄感慨，朦胧迷茫中彰显现实主义的光芒。由此，可以将游仙诗作为唐代“兴寄”理论及手法的考察对象。下面我们就从游仙诗的现实主义价值、审美价值和“比兴”艺术手法等多方面入手进行具体论述：

一、游仙诗的“兴寄”内容及社会现实价值

唐代的游仙诗在思想内容、题材类型上较之前代有所变化，即继承了魏晋以来“坎壈咏怀”的传统，又呈现出自身的特征。一般而言，中唐以前的游仙诗基本上还是以寄托理想情怀，抒发政治感慨为主；中唐以后的游仙诗，题材和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寄托的思想情感也从单一的“坎壈咏怀”转变为反映现实、讽喻批判与超越现实、理想情怀相交织。

（一）超越现实，坎壈咏怀

唐代游仙诗借用假想幻境折射现实斗争之残酷，表达诗人在强权政治打压下，幽愤抑郁的心境。诗人深感时代和现实造成的个人悲剧，假游仙而“挥斥幽愤”，现实超越显示出他对现实的愤懑和批判。诗人从关注个人命运的角度出发，借以寄托诗人现实受挫后幽愤感慨。这种幽愤寄托与前面游仙诗所表现的现实受挫，借以超越现实的游仙，得以心灵释放的理想情怀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虽然现实失落但是仍然怀抱理想，从情感上来说是积极进取的，有所作为的；而后者在表达现实失落的同时，进行理想的反思、人生的拷问，思维上更为客观、冷静。诗人对理想神仙世界的描摹，借求仙不遇，营造了并非完美的仙界，塑造了尚有缺陷的仙人形象，加强了诗人在现实世界遭遇的挫折，在理想世界中再度绝望，悲恸、感人的失落情绪，加深了游仙诗的寄托意义。

如李白《古风》其五：“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亦不语，冥栖在岩穴。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粲然启玉齿，授以炼药说。铭骨传其语，竦身已电灭。仰望不可及，苍然五情热。吾将营丹砂，永世与人别。”诗人借寻仙求道幻想的破灭，寄托了现实政治生活的深层失落感。又如，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之时作的游仙诗《送毛仙翁》：“轩昊旧为侣，松乔难比肩。每嗟人世人，役役如狂颠。孰能脱羁鞅，尽遭名利牵。貌随岁律换，神逐光阴迁。惟余负忧谴，憔悴湓江壖。衰鬓忽霜白，愁肠如火煎。羁旅坐多感，裴回私自怜。”其借毛仙翁之口抒发自身郁郁之情。再如，李商隐《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诗中嫦娥作为神仙的优越性丧失，反而对自己的登天行为进行反思，其中不免寄托了诗人对政治理想的怀疑和失望。又如《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峦仙仗俨云旗。天泉水暖龙吟细，露碗春多风舞迟。榆荚散来星斗转，桂花寻去月轮移。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遣佳期更后期。”《重过圣女祠》：“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以上皆是借爱情遇合，寄托现实世界政治失意、理想失落，进而引发的自身身世之悲的幽愤，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达到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

李贺的游仙诗把兴寄感慨表现得最为九曲回肠、耐人回味，如《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诗中的神仙世界看似美好，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许多不可预测的变化和因素。诗人凭借奇崛的想象描绘了一个并非完美的神仙世界，借以抒发对现实及个人命运的感慨。如“鬼”诗《秋来》表面看是一首悲秋诗，实为恨志诗，全诗由“惊”秋转到志“苦”，着重描写诗人是如何忍受着志“苦”的煎熬。“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诗人彻夜无眠，辗转反侧，为世无知音、英雄无主的忧愤所缠绕，似乎九曲回肠都要被拉直，这种痛苦常人无法想象，只有秋坟中唱着鲍照的“长恨”诗的鬼魂才能体会，用鬼魂来凭吊自己这个不幸的生者，最后落在了“恨”的主题上。诗人心中的遗恨就像碧血那样永远难以消释，李贺借与鲍照的同样遭遇，以抒志士怀才不遇的千古同恨。哭志和恨志都无所用了，诗人开始对“志”的存在产生质疑，大丈夫在世还有没有胸怀大志的必要？志向远大对诗人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于是有了哀志诗《浩歌》。诗作全篇荡气回肠，笔触豪迈、景象雄奇，“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本应大抒特抒的壮志情怀——“筝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问谁？不需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却被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所困扰——“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漏催水咽玉蟾蜍，卫娘发薄不胜梳”，既然世上没有像平原君那样识才爱士的伯乐，又何必作建功立业的非分之想，徒有满腔热血而无用武之地有何用啊。“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生出欢乐和哀怨、明丽和幽冷的矛盾糅合，造成悲郁的气氛和起落的情势，感叹用有限的生命去冲击无限的时空的无谓，感叹在稍纵即逝的人世间追名逐利的可悲。从而更引发出“看见秋眉换新绿，二十男儿那刺促”，面对美女琼浆、秋眉新绿纵情开怀，莫辜负二十儿男的风华正茂，产生及时行乐、游戏人间的愤世嫉俗的感情，诗人的情感从哀志转到弃志。再者，《帝子歌》之类的神鬼诗中虽然仍可看出怀志的踪迹（“山头老桂吹古香，雌龙怨吟寒水光”），但却更进一步淡化了志的因素，抱负志向已如游戏一般，在诗人心中再也激荡不起一丝涟漪，现在的诗人可以闲庭信步、泰然处之（“沙浦走鱼白石郎，闲取真珠掷龙堂”），将“志”如同掷珠一样，将其排斥在了他的“彼岸世界”之外，这是李贺的主观意愿。由此，李贺终于从立志，到隐志、哭志、恨志、哀志、弃志，最终走向了破志，与政治理想彻底诀别。

（二）反映现实，讽刺批判

唐代游仙诗的一大特征就是现实批判性，盛唐时期这种现实批判性是通过仙境与现实对比完成的。例如，李白《西上莲花山》，诗人意在将美好洁净的仙境和血腥污秽的人间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对叛乱者的无比憎恶，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对整个豺狼当道、人民遭殃的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显然，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中唐出现了反映现实、批判讽刺的现实主义游仙诗，这是由于社会政治局面的巨大变迁，引起诗人政治上的觉醒，诗人深刻地认识到所谓超现实的理想奢望，对于唐王朝日益衰落的残酷现实终究无补于事，于是颠覆传统游仙诗理想情怀寄托，而呈现出讽刺批判的现实主义情怀。其中，以“韩孟诗派”诗人的游仙诗最具代表性，如卢仝的《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君爱炼药药难成，我爱炼骨骨已清。试自比校得仙者，也应合得天上行。天门九重高崔鬼，清空凿出黄金堆。夜叉守门昼不启，夜半蘸祭夜半开。夜叉喜欢动关锁，锁声扑地生风雷。地上禽兽重血食，性命血化飞黄埃。太上道君莲花台，九门隔阔安在哉。呜呼沈群大药成，兼须巧会鬼神情。无求长生丧此生。”仙境包裹的美丽外衣完全被剥离，仙界变得恐怖、黑暗，洪水滔天、血流滂沱，这是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在诗人心中的毁灭，隐含着诗人对中唐政治局面彻底失望的悲痛心境。更有天才诗人李贺将“游仙诗”异变为“神鬼诗”。再如李绅《赠毛仙翁》：“九州争夺无时休，八骏垂头避豺虎。我亦玄允千世孙，眼穿望断苍烟根。金麟白凤竟冥冥，飞花走月劳神昏。百年命促奔马痪，愁肠盘结心摧碎。”诗人借神话传说中日行万里的神驹八骏垂头避豺虎的故事，批判、感叹唐代藩镇割据、兵祸连年的现实。李贺一变游仙为神鬼诗，极力描写光怪陆离的鬼怪世界，阴森恐怖成为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仙境不再神秘和理想化，变成了充斥着势力之人、名利之徒，男盗女娼，无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可寻的混乱世界。仙境成为了人境的真实反映，折射出中唐社会客观存在的弊端，君不君、臣不臣暗喻藩镇割据，混乱的男女关系暗喻宦官误国，仙人尔虞我诈暗喻党争倾轧。

二、游仙诗的“比兴”艺术手法

在具体的“比兴”手法运用中，游仙诗最大的特征体现为联想、想象与意象象征。联想、想象是游仙诗最基本的艺术手法，这是由游仙诗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游仙诗所塑造的神仙世界是一种超现实的主观体验、审美感受，足以调动诗人最大限度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所以说整个游仙诗的创作过程就是丰富想象力自由驰骋的结果。游仙诗中的联想、想象更准确地说是幻想和梦境，是创造想象的一种最为特殊的形式。幻想、想象自由尺度最大，主观虚构性最强，最富艺术张力。诗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感受虚构物象，创造超越现实、打破时空逻辑的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世界充满着丰富诗意的审美情趣。同时，诗人利用幻想与梦境，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表达真假、善恶、美丑的审美世界，由许许多多复杂的意象组成，这些复杂的意象背后隐含的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成为唐人游仙诗的最大艺术特征。所以，这一部分将游仙诗独特的意象象征和审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论述。一般而言，游仙诗的审美意象可以分为仙境、仙人两类，各自呈现独特的游仙诗的审美价值。

（一）“仙境”的“比兴”意义

第一，真、善、美理想象征意义。游仙诗中反复出现的仙境意象有“十洲”“昆仑”“三岛”“阆苑”“瑶台”，其中“阆苑”出现16次，“十洲”出现38次，“三岛”出现46次，“瑶台”出现96次，“昆仑”出现124次。以“昆仑”为例，《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大禾……百神之所在”，《博物志》《海内十洲记》《拾遗记》对昆仑“鼎于五方，镇地理”“天地之根”的性质屡有记载。于是“昆仑”成为了独立于当世之外、“上通璇玑”的神仙国度的典型意象。魏晋游仙诗中对“昆仑”意象就多有描绘，如曹操《陌上桑》：“济天汉，至昆仑”。《秋胡行二首》其二：“经历昆仑山，到蓬莱”。至唐代游仙诗作中更将昆仑仙境描绘得美轮美奂，这里有四时同辉之光景、日月不变之山川，云英珍结、千年一谢，宝盖层台、琼楼玉宇，“格泽为君驾，虹蜺为君衣。西游昆仑墟，可与世人违”（储光羲《杂诗二首》其一）、“昆仑九层台，台上宫城峻”（鲍溶《怀仙二首》其一）、“宫阙重重闭玉林，昆仑高辟彩云深”（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这些仙境近乎于天堂，美丽、神奇、安详、恬静，与充斥着诡诈、丑恶、灾难、不平等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寄托了诗人对美好、理想、和平的追求，成为诗人冲破现实樊笼，宣泄内心烦恼、苦闷和惆怅的心灵家园象征。曹唐的游仙诗中，仙境还成为了理想现实社会形态的象征，如其二十八：“天上鸡鸣海日红，青腰侍女扫朱宫。洗花烝叶滤清酒，待与夫人邀五翁”；其五十六：“侍女亲擎玉酒厄，满厄倾酒劝安期”；其五十八：“行厨侍女催何物，满灶无烟玉炭红”。在这个神仙世界中，依然等级森严、尊卑有序，宛若一个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下的典型理想社会。

第二，现实批判象征意义。中唐时期，李贺、卢仝、李绅等人的笔下，游仙诗中的仙境不再是美好、和谐、理想的社会，而是呈现出世俗化、人间化、异化的倾向，充斥着暴戾、堕落、诡诈，是现实社会的缩影。神仙世界演变为鬼哭狼嚎、阴森恐怖的神鬼世界，如卢仝《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中，仙童、玉女应门把关的仙境变成了由夜叉把守的鬼蜮世界，夜叉无端滋事、恃权弄威；杂言《月蚀诗》，仙界中满身血丝的天狼天狗、赤口毒舌的毒虫肆意横行，牛郎、织女也不再是令人同情的爱情悲剧主人公，而是变成了“不肯事农桑，徒劳含淫思，旦夕遥相望”的懒惰淫荡、令人厌恶的男女；五言律诗《月蚀诗》，“如何万里光，遭此小物欺……旧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描绘了蛤蟆吞月、月光失色、暗无天日的近乎地狱的天界。其中，反复出现的“月蚀”，是具有明显寄托意义的典型意象，古有“日君象，月臣象”之说，此处“月蚀”喻指朝无贤臣、宦官弄权的中唐政治现实，《新唐书·卢仝传》也有“讥切元和逆党”的说法。诗人笔下的仙境成为了中唐宦官弄权、政治黑暗的现状的缩影，仙境成为了社会真实、典型、集中的反映，具有相当的现实象征意义。

（二）“仙人”的“比兴”意义

第一，美好人格的象征。游仙诗中经常出现的“仙人”形象有天帝、王母、东王公、九天玄女、蓬莱大人、麻姑、赤松子、王乔、彭祖等。传统的游仙之作中，仙人形象塑造旨在表达世人对长生不老，以及外在层面的物质的期许和期盼，没有太多精神层面的寄托内涵。但在一部分有“兴寄”价值的游仙诗中，仙人往往是诗人美好人格理想的象征。其一，自由、快适、逍遥意象的象征。李白《古风》其四：“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衔书且虚归，空入周与秦。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羽驾灭去影，飚车绝回轮。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徒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桃李何处开，此花非我春。唯应清都境，长与韩众亲。”诗中的“仙真”“鹤上人”“韩众”都是类型化的仙人意象，他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上天入地、往来古今，思想上不受任何牵绊，肉体上可以永享长生、超越生死，达到道家所谓的“以游无穷”的最高精神境界。其二，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英雄形象。如李白《飞龙引》二首，诗中的主角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帝。黄帝形象成为凡人成仙的英雄象征，以“荆山铸鼎”的原始仙话为素材，描述黄帝登仙的过程以及升天后的所闻所遇，以此表达自己对黄帝气质的追慕和升天的幻想。其三，贤明、亲民、友好的君主形象。例如西王母形象，陈羽《步虚词二首》其二：“楼殿层层阿母家，昆仑山顶驻红霞。笙歌出见穆天子，相引笑看琪树花”；李商隐《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曹唐《穆王宴王母于九光流霞馆》：“桑叶扶疏闭日华，穆王邀命宴流霞”。这三首诗中的西王母都是以穆天子这个凡人的友人身份出现的，凡人被仙化，仙人反倒被俗化了，这种有意的错位拉近了仙凡的距离，让人觉得仙人亲切可感。又如玉皇的典型意象，曹唐《小游仙诗》其五十一：“碧瓦彤轩月殿开，九天花落瑞风来。玉皇欲著红龙衮，亲唤金妃下手裁”；其七十五：“琼树扶疏压瑞烟，玉皇朝客满花前。东风小饮人皆醉，短尾青龙枕水眠”；其七十六：“彤阁钟鸣碧鹭飞，皇君催熨紫霞衣。丹房玉女心慵甚，贪看投壶不肯归”。玉皇让自己的妃子亲手裁衣、与臣子把酒共醉、对待侍女情同父女，这就是曹唐笔下的玉皇意象，体现了诗人在现实生活渴遇明主。

第二，现实丑恶的象征。随着中唐游仙诗世俗化、人间化、异化的变化，现实中人性的丑恶、猥琐、虚伪、乖戾一样投射于仙界诸物之中，如卢仝《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中的“夜叉”，杂言《月蚀诗》中的天狼天狗、赤口毒舌的毒虫，五言律诗《月蚀诗》中的蛤蟆“小物”，皆是宦官丑恶形象的象征；又如，李贺《公无出门》中吃人魂魄的熊虺、毒虬、狻猊、猰貐等成为了现实社会中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的统治阶层的形象象征。以上所列举的游仙诗中的神性仙气的超自然生命体，在诗人笔下一一背离了神仙美好的神格本性，而赋予其人性的丑恶，并加以突出、扩大，使其具有象征的典型性。这些典型意象具有鲜明的时事针对性，讽刺意味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当世政治现状的担忧和关心，具有相当的现实批判意义和价值。

第三，自我形象象征。游仙诗中还有一些意象直指诗人自我形象，如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的“铜仙人”就是诗人自我形象的投射。诗人用铜人被迫辞汉远去、抚今追昔、思念故主、潸然泪下的想象描写，抒发自身急盼建功立业而报国无门的爱恨交织的凝重感情。其中，“忆君清泪如铅水”是非常奇异的一喻，最让人感怀伤逝。用“铅水”喻“泪水”，绘声绘色地写出了金铜仙人当时的悲痛，既是铜人掉泪，自然要比人的泪重一些，故有“清泪如铅水”之句，泪水涔涔而落地有声啊。这沉重的“铅水”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继而发出了“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千古绝唱。铜人眼泪是诗人为他的报国无望而流，为他壮志难酬而哭。所有情感急遽迸发，一泻千里，但还是无法舒缓诗人自身对“志”若即若离的矛盾心境。

李贺笔下的女神、女鬼同样也具有自我形象象征的意义，如《苏小小墓》《李夫人歌》《湘妃》《冯小怜》《兰香绅女庙》等，无论是女神还是女鬼，作者都极尽想象地描摹她们的音容笑貌、绝代风华，以及她们缠绵悱恻的哀怨游荡，其实在苏小小、湘妃、冯小怜形象上，隐约之间我们看到的是诗人的影子。诗人有着他的理想和追求，就是欲拯救风雨飘摇中的李唐王朝，但是没能实现理想，他的灵魂也如同苏小小、湘妃、冯小怜薄命红颜一般怀着不尽的忧愁，似孤魂野鬼般徘徊在不归的冥路上。通过层层的剥离，使我们看到了凄清凝冷的鬼诗外表包裹着炽热如焚的赤心肝胆，生不逢时的空寂幽冷心境隐藏在绮丽浓艳的诗句背后。

三、游仙诗的审美价值

唐代游仙诗继承了魏晋以来寄托理想情怀、人生感悟的传统价值，运用多种比兴艺术手法，丰富的联想、想象，奇妙的幻想，构建了一个超乎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诗中寄托了诗人美好人生理想、政治抱负，同时也是诗人遭遇挫折、逃离现实的避难所。理想情怀从宏观上来说，可以体现为诗人对世界的整体观照，即儒、道合流的审美理想，借游仙寄托光明、理想的追求，折射出诗人的哲学观和人生观。例如，王绩《游仙四首》，卢照邻《怀仙引》，王勃《怀仙》，陈子昂《春日登金华观》、《修竹篇》、《升天行》、《感遇诗》其三十六，常建《梦太白西峰》等，都是借游仙寄托诗人对理想境界的向往。从微观个体上来说，则体现为诗人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功业意识。此类寄托之作往往与诗人的政治遭遇密切相关，理想情怀中包含着明显的政治因素，寄托情感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由于唐代文人思想特征呈现道家“出世”和儒家“入世”两面性，所以他们大都怀抱经世理想积极入世，但一旦政治上受挫往往就逃离现实，到神仙世界中寻找理想的慰藉。儒、道思想矛盾冲突、此消彼长，常伴随诗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沉浮、情感的交替变化，完整地反映在其游仙诗作之中，进而使游仙诗增添了现实价值内涵。如“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游仙诗作《山居晚眺赠王道士》《八仙迳》《观内怀仙》《题玄武山道君庙》等，就是诗人因《斗鸡檄》事件被逐出沛王府之后的寄托之作，表达了诗人“仆生二十纪，有志数十年。下策图富贵，上策怀神仙”（《述怀拟古诗》）的青云失步、壮志难酬的激愤。

以李白的游仙诗创作为例。李白是盛唐时期最好写游仙诗的诗人，他的游仙诗不限诗体，古体、乐府、律诗、绝句中均或多或少涉及游仙的内容。李白少时被道教名家司马承祯誉为“谪仙人”，入京时又被贺知章唤为“谪仙子”，其思想上深受道家影响，但他又是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世俗文人，他的一生既求仙问道，又对功名利禄至死不渝，一生陷于“出世”与“入世”两种思想争斗之中。说到底，李白思想本质特征为外“道”内“儒”。龚自珍就曾认为李白诗歌创作：“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安旗在《从〈庐山谣〉看李白游仙出世思想之实质》中认为，李白的游仙诗“实际上多是‘大不满现实之作’，不过是涂上一层虚无缥缈的保护色罢了”；李永平在《盛唐李白的游仙诗》中认为，“仙道的飘逸出尘与李白纵横入世的政治理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仙道思想与他的入世心态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李白游仙之作大多与他的政治经历密切相关，继承和发扬了魏晋游仙诗的假游仙以寄慨的精神传统。游仙诗中的仙人、仙境是诗人心灵世界自由、光明的象征，更寄托了诗人对理想政治生活的追求。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怳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陈沆《诗比兴笺》（卷三）云：“此篇即屈子远游之旨也，亦即太白《梁甫吟》之旨也。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安旗先生认为李白“写梦游天姥，也并非白日说梦，而是在写他‘攀龙坠天’的经过，借以反映他第二次入长安的始末”（《李白纵横探》）。天宝三载，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这是李白政治上的一次大失败。整首诗展现了诗人政治生活受挫时，陷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顿，是内心极度矛盾挣扎的真实写照。诗人首先描绘了“云霓明灭或可睹”“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理想、光明的梦游仙境，寄托诗人对玄宗开明政治的无限向往，表达诗人奉诏入京时满怀希望，踌躇满志，欲一展抱负的激动心情。然而“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的政治险恶环境、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是诗人始料未及的，更令人望而生畏，同时造成了诗人仕途之路的屡屡受挫。此时种种现实生活中的失意和迷茫涌上心头，诗人不免产生再借游仙逃离现实、寻找自由境界的期盼。此时，游仙幻境又成为了诗人心中“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虎鼓瑟兮鸾回车”美好理想世界的象征。陈沆说：“遁世避乱之词，托之游仙”（《诗比兴笺》卷三），方东树说：“托言仙人，放怀忘世”。萧士赟认为游仙诗是“太白感时忧世”，“自言其志”（《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同时诗人深受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影响，时时体现出士人的主体精神意识，“游仙”对他来说只是暂时的安慰，而非永久的归宿，他的归宿依然还是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诗歌结语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明诗人并没有由此而消沉，而是依然昂扬振奋、潇洒出尘，以一种不卑不屈的气概屹立于天地之间，始终保守了儒家积极用世的进取主体精神，显示出强烈的功业意识。

李白类似的游仙作品还有《古风》其十一：“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表达了时不我待，积极进取，实现理想功业意识和英雄意识。难怪宋人葛立方评说：“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摄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影，或欲留玉驾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岂非因贺李真有谪仙之目，而因为是以信其说耶？拟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耶。”（《韵语阳秋》）

唐代的游仙诗发展和继承了魏晋游仙诗的“兴寄”传统，在游仙的世界中寄托诗人对真、善、美的美好理想和追求，呈现出一个高度艺术化的、独立自主的审美境界。从寄托内容上而言，游仙诗是诗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所作为的政治理想，永不言弃的精神寄托；也是诗人痛快淋漓地表达愤世嫉俗之慨，强烈地传达出诗人对流俗的极度憎恶和对高洁人格的热切追求的心灵归属，同时具有批判社会的讽喻美刺功能和意义。从艺术性上而言，联想、想象、意象象征“比兴”手法贯穿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大大提高游仙诗的审美价值。

四、结语

本章选取了唐代最具“兴寄”特征的四类诗歌题材，从“兴寄”的四个基本内涵特征出发，探讨了这四类诗歌题材的社会现实价值、“比兴”艺术及审美价值。这四类诗歌题材具有鲜明的“美刺讽喻”的社会现实价值，“比兴”艺术各具特色，蕴含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价值，共同体现了唐诗“兴寄”的整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