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云：“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如稍加留意，不难发现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于男性作家之外，还长期存在着一个以闺阁为中心的女性作家群体，尽管她们的才华限于当时体制及话语权的问题，长期被男性作家的锋芒所遮蔽，但她们的才华仍如雨后彩虹，于短暂瞬间惊艳了时人并令后人所钦敬，明初周藩宫女夏云英即是其中一位。

夏云英，山东莒州（今山东莒县）人，早年事迹阙如，据宪王朱有燉所作《夏云英墓志铭》（《诚斋录》卷四）略知，云英自幼聪慧，“五岁能孝经，七岁学佛，背诵《法华》《楞严》等经，琴棋音律，剪制结簇，一经耳目，便皆造妙”。此后诸如清代彭际清《善女人传》、徐《本事诗》皆从此说。云英家世，《墓志铭》云，其“祖任济南卫千户，世为令族。父亨，任通州卫指挥佥事，娶杨氏女，生宫人”。另据《端清阁诗序》：“夏氏讳云英，通州卫指挥亨之次女，祖居青州府莒州人。”知夏氏母姓杨，云英为夏亨次女。夏亨，官通州卫指挥签事。通州卫，按，明代军队编制实行“卫所制”，一府设所，几府设卫。通州卫初设于吴元九年，《明太祖实录》卷二五载是年九月癸卯“置金吾左、金吾右、虎贲左、虎贲右，及兴化、和阳、广陵、通州、天长、怀远、崇仁、长河、神策等卫”。洪武三年正月庚子“置通州卫指挥使司，以安吉卫军隶之”（《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永乐迁都后，通州卫与燕山前、左、右等诸卫俱为朝廷亲军（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五一）。作为亲军，通州卫内设正三品指挥使一人，从三品指挥同知二人，正四品指挥签事四人，且多“以恩荫寄禄，无定员”（陆容《菽园杂记》卷四）。夏亨为四品指挥签事，职位较高，或亦出于“恩荫”，朱有燉言夏氏“世为令族”可证。惜夏亨生平明代史料文献如《明史》《明实录》《通州志》皆未见载。新修《临沂地区志·古代人物传》云：“夏亨，又名夏鼎，生平善书画，尤擅长白描。云英自幼随父读书，十岁即能诗文、书画，并通琴棋音律，才女之名著闻全州。夏氏卒后，夏鼎悲伤过度，不久病死于莒城文昌阁僧舍。”而《莒城史话》“文昌宫”条载：夏鼎“偕其才女云英曾居此设帐讲经、传艺”，“因云英才艺超群”，被选为周宪王宫人，“在此骨肉分离”（刘树芬等《莒城史话》，山东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似乎云英入宫迫于无奈，夏鼎则俨如困顿场屋郁郁而终的一介寒儒，与宪王所载方枘圆凿，去之甚远，不知编纂者所据，大误。

事实上，明代宫人制度沿自隋朝，入宫需经过层层筛选。云英能够进入周藩，的确得益于才德。夏氏“生而聪慧异于寻常”，其才已如前述。宪王言夏氏“年十三，以才德选入周府，为周世子宫人”（《墓志铭》）。其中“周世子”即周藩宪王朱有燉，朱氏于洪熙元年十月袭封周王，故云。夏氏十三岁入宫，其入宫时间，据《墓志铭》云，“宫人生于大明洪武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卒于永乐十六年六月十九日，享年二十四岁”，夏氏生卒年甚明，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言“不详”（刘刚《中华节令风俗文化》“明夏云英《立秋》”条，沈阳出版社2013年版）。夏氏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出生，十三岁入宫，下推十三年，其时当在永乐五年，即公元1407年，是年朱有燉二十九岁。

入宫后，云英“孝敬雍睦，小心谦顺，众皆称之。父母眷爱，恩同己出”。“初，司香药，观医书，颇明其理。后掌图史，终日读书，手不释卷”（《墓志铭》）。兹按，明制：朝廷及藩王宫廷设六局二十四司，由宫人职掌。其中尚食局领四司：司膳、司药、司酝、司；尚仪局领四司：司籍、司乐、司宾、司赞。云英初入宫年龄尚小，然因家教甚好，于偌大王府深得人心，颇受宪王父母“眷爱”。入宫不久，或即充任周藩王府尚食局女官，后改职尚仪局。朱有燉博学工书，尤爱文墨，云英聪慧好学及对文学的喜爱，无形中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感情日增，以至学者认为，朱有燉身边不乏女人，而最爱则是夏氏（赵晓红《天潢贵胄，北曲大家——明初皇室戏曲家朱有燉》，《明代南京学术人物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宪王深爱夏氏，才学以外，德、貌亦很重要，甚至可以说，德更为宪王看重。在《题夏氏端清阁》一诗中，宪王写道：“惟顺惟贤德之固，惟才惟色恩之坚。世人得一尚可羡，尔皆有之岂非天。”《墓志铭》亦云：“古称贤妇惟德为先，才则次之，色又次之，若宫人，可谓全此美矣。”夏氏之美，“姿色绝伦，淡妆素服，虽仙姝不足多也”。而其德，不仅“居宠能畏，无骄慢志”，也且“正色端操”，贞顺谦和。德、才、貌集于一身，在宪王看来，几近完人。故嘉靖十二年敬斋重刻宪王诗文集《诚斋录》于《题夏氏端清阁》一诗批曰：“如夏氏者，真是闺房之福。”

生活中，夏氏恪守妇德闺训，几近亦步亦趋。可贵的是，夏氏能够推己及物、及人，将妇德转化为对生命的尊重，铭云：“余尝令咏鹘诗，宫人乃以箴进，戒余勿伤生，乞令纵之，以全令德，其言甚忠厚也。”朱有燉宅心仁厚，对女子抱之以同情，其杂剧不仅以现实主义笔法塑造了大量下层受侮辱、受迫害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她们于爱情道路上执著坚贞的品质，而且还以虚幻浪漫的手法描绘了诸多幻形入世、美丽端方的花仙神女。凡此可见，后人斥责有燉“视女性为玩物”或反映了庸俗的贵族阶级的审美趣味等等皆系无根之谈。这不仅体现在剧中作者对女性同情、赞美与欣赏，更在于宪王临终之前违背祖训上书朝廷要求“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母者，遣归”（《明史·诸王列传》）。历史上，人殉制度以残忍著称，唐朝迄明前近于废除。明朝甫立，人殉之制死灰复燃，程嗣章《明宫词》“掖庭供奉已多年”下注：“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宫人十数人。”《明会要》卷一七亦载：“初，太祖崩，宮人多从死者。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葬，多者至数十人。”朱元璋疑心颇重，为防祖法改易，曾下诏敕谕礼部臣下，后世子孙“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皇明祖训·序》）。有燉要求废除人殉，风险之大可以想见。祝允明《前闻记》云：“我朝自太祖以来，皆以妃嫔殉葬，至景泰之薨犹然。迨英宗遗诏始革，自是累朝皆从之。呜呼！英庙之仁至矣。”人殉实由英庙革除，然无宪王临终上书，英宗是否革除尚很难说，故清人赵翼有言：“帝（英宗）之除葬，盖本于有燉之奏也。”（《廿二史札记》卷三二）甚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勇气、魄力，虽然与其对女性的一贯态度有关，但夏氏平日规谏亦当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云英于永乐五年入宫，前此一年，即永乐四年（1406），朱有燉正妻吕氏去世。吕氏为兵马指挥使吕贵之女，《太祖实录》卷二三六载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乙丑丙戌，册兵马指挥使吕贵女为周世子有燉妃”。《诚斋录》卷二存《挽诗》一首，所挽何人未详，然据该诗首句“十载糟糠结发初，心诚志一性全孚”，所谓“十载糟糠”，联系二人结婚及吕氏逝世时间，前后恰为十年，故此诗所挽当为吕氏。吕氏为宪王第一任王妃，自然称得上“糟糠之妻”。诗中“可怜白鹤归沧海，不见青鸾到碧梧。花柳精神随处有，松篁节操古今无。谩将几点凄然泪，洒向红绡烈女图”云云，足见宪王与吕氏感情之深。铭云：“昔自妃吕氏薨后，余不更娶，但以家事付之宫人，宫人治家严整，一遵妃之仪范，故内外安之，家道清吉。”吕氏死后，宪王并未旋即续娶，这在明代藩王中并不多见。迨至宣德元年五月“周王有燉奏妃位久虚，无以相祀事”（《宣宗实录》卷一七），才上书为巩氏请封，期间妃位空虚长达近二十年。二十年，时值有燉28岁至48岁间，亦系人生最可宝贵的阶段。其间虽有夏氏在焉，而其一生从未“僭越”为妃，可见吕氏于有燉心中地位之重。夏氏治家“一遵妃之仪范”既是对吕氏的尊重，亦是与宪王心灵相契进而体谅理解乃或缓解其精神苦痛的举措。盖因夏氏“情性端正，德行温良”，且“才高智广，处事明敏，又好之言，规余过失，聪明过人”。吕氏死后，夏氏不仅成了宪王最为亲近的女人，其过人的才能也促使其很快担负起王妃的职责，深受宪王信赖，“每有难决之事，问之，皆条对明白，识见高远”（《墓志铭》），在所作《端清阁诗序》中，宪王写道：“自妃薨后，委以治家，严敬齐整，内外称服，闺门清吉，实余良佐也。”

夏氏才德貌“全美”，可谓宪王最为理想的王妃人选。然天不假年，二十二岁患疾。加之其“七岁学佛，背诵《法华》《楞严》等经”，慧根善缘甚深，于日常即“留心内典，甘澹泊，尚清净，凝神定志”（《书〈夏氏赞法华经偈〉序》），对《法华》诸经讲生、老、病、死所谓人生四苦颇为了悟。夏氏病后，“遂欲闲静，恳求为尼，以了生死”，并授法名“悟莲”，“遍观佛典，精进修持，尝诵《楞严经》，至《清净》无漏”（《书〈夏氏赞法华经偈〉序》）。所撰《夏氏赞法华经二十八偈》，颇得“法华三昧者矣”（《墓志铭》）。在历经养病与学佛两年之后，也即永乐十六年（1418）六月十九日，这位陪伴宪王十二年的女人还是与世长辞。临终前，夏氏女使致其语于宪王：“宫人属纩之顷，遗言令启于殿下曰：‘妾自幼入宫，得奉巾栉，于今十二年矣。不幸造物者各有定数，今妾将危，是有生之常理，愿殿下勿致忧恸，以慰二亲之怀。然妾平生侍于殿下，掌职图史，钟爱逾人，倘殿下哀矜，愿赐一言于墓首以垂不朽，是妾生死皆荣幸莫大矣。’”（《墓志铭》）

夏氏离世无疑是吕氏死后对宪王最大的刺激，甚或超过前者。在今存嘉靖本《诚斋录》中，注明悼或挽夏氏之作甚多，如卷一《挽诗》，下注“永乐十六年为夏氏作”。他如《诚斋录》卷二《偶成悼亡为夏氏作》《忆夏氏》《漫兴》其三“仙人何处访遗踪”（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下“周宪王”条，清史梦兰《全史宫词》题署“云英诗”，首句作“云英何处访遗踪”），卷三《有怀》，卷四悼亡詞如《菩萨蛮·秋夜》《鹧鸪天·红绣鞋》等。诸如所云“一段最伤情，丹青画不成”（《菩萨蛮·秋夜》）、“仙已去，事犹存，阳台何处访朝云”（《鹧鸪天·红绣鞋》）、“肠断端清楼阁里，墨痕烛炧尚重重”（《全史宫词》“云英诗”）等等，意绪凄凉，词旨悲苦，曾永义言宪王对于一位宫女“钟情如此之深，死后如此眷恋，也惟有真性情才能写出真性情的文学”（《明杂剧概论》）。甚不妨言，宪王与夏氏虽无夫妻之名，然两情相悦处，却已超出主仆关系而具有夫妻之实，以“宪王的‘内人’”（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称之，看来亦无不妥。

夏氏“学余则喜吟诗”（《端清阁诗序》），其著述宪王《墓志铭》载有“《端清阁诗》一卷，著《女诫衍义》一部，作《法华经赞》七篇”。《女诫衍义》系夏氏读班昭《女诫》一书心得，为女教之书。《法华经赞》为夏氏学佛所作。唯《端清阁诗》一卷为夏氏文学著述。而所谓“端清阁”者，乃夏氏“暇日，因取班娅《女诫》‘正色端操清静自守’之义”（《诚斋录》卷一《题夏氏“端清阁”》诗序）为其居室所题之名。夏氏以“端清阁”作为诗集题名，内容不难测知，即“初则清新雅正，后则明达了悟”，要之，皆“清正忠厚之语”（《端清阁诗序》）。“夏氏以偈别众，奄然而逝”，序云所“遗诗稿一小册”者即是集（《端清阁诗序》）。可见，《端清阁诗》为夏氏遗作，“因寿诸梓以见治世之音”，说明此集系宪王汇编刻印，夏氏生前并未付梓行世。惜乎集中作品散佚殆尽，后人难窥全豹。其诗歌数量，宪王序称，集中收夏氏诗“六十九篇”。清查继佐《罪惟录·闺懿列传》卷二八“夏云英”本传“计六百六十九首”，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七所载与宪王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八著录“六十四首”。《端清阁诗》系宪王亲编亲刻，真实可信。查、黄递相转录，所载有误，查氏尤甚。

《端清阁诗》虽佚，夏氏部分诗作经由明末清初所编诗文总集留存下来，如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第四收其诗三首，分别为《立秋》：“秋风吹雨过南楼，一夜新凉是立秋。宝鸭香消沉火冷，侍儿闲自理空侯。”《雨晴》：“海棠初种竹新移，流水潺潺入小池。春雨乍晴风日好，一声啼鸟过花枝。”《秋夜即事》：“西风飒飒动罗帷，初夜焚香下玉墀。礼罢真如庭院静，银高照看围棋。”清王端淑《名媛诗纬》卷一、周寿昌《宫闺文选》卷二三收诗与之同。袁枚《随园诗话》卷一论文章流播与创作关系云：“自古文章所以流传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夏氏三诗情融景中，景含情致，“情景相触而莫分”（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确如化工肖物，感人至深。学者论夏氏诗“手法细腻，风格清淡娴雅，有宋人之韵”（沈立东《中国历代女作家传》，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版），的非虚言，洵为一代才女实不为过。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