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王维的山水诗久负盛名，《终南山》就是其代表作之一：“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清人王尧衢评曰：“右丞性爱山水，故于山水之胜游必探奇，诗必入妙。通首总见终南之高深，前写其大概，后写其幽胜。”（《古唐诗合解》卷八）到了现代，凡是论及唐代山水诗的论著，几乎都要举此诗为例，它已经成为唐代山水诗中的经典作品了。
但是从宋代开始，对此诗存在着另一种解读。北宋李颀曰：“说者谓王右丞《终南》诗，皆议时宰。‘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谓势位盘据朝野也。‘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言徒有外而无内也。‘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言恩泽偏也。‘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言畏祸深也。”（《古今诗话》）稍后，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一六中全引此语，惟将“议时宰也”改为“讥时也”。明人周珽亦引《古今诗话》语，且云：“程全之《绪笺》亦云王维《终南山》诗，刺杨国忠辈之宠幸也。珽谓以意逆志，果如寓言，则若‘合’若‘无’，借山势远近异观，状居高恃宠者之威福，为变为殊；假山态倏忽莫测，形奸时擅柄者之巧捷，何等蕴蓄，何等尖快！”（《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盛五律》上）清人吴乔亦对李颀之解大加赞许：“余谓看唐诗，常须作此想，方有入处。”（《围炉诗话》卷三）今按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下距杨国忠登上相位之天宝十一载（752）尚有十馀年，故所谓“刺杨国忠辈”之说不能成立。当然玄宗朝的另一位奸相李林甫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拜相，两年后即将贤相张九龄排挤出朝，朝廷实权渐渐落入李林甫的掌控。如将李颀所云“时宰”落实为李林甫，则无违史实。问题是，这样的理解符合王维的旨意吗？
如果仅仅论诗论诗，则李颀的说法似乎无懈可击。因为他对全诗的每一句都有文本分析，对诗意的阐释也都能落到实处，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其说呢？试看清人赵殿成在《王右丞集笺注》卷七中引王琦驳斥《唐诗纪事》之言：“诗有二义：或寄怀于景物，或寓情于讽谕，各有指归。乃好事之徒，每以附会为能。无论其诗之为兴、为赋、为比，而必曲为之说曰：‘此有为而言也。’无乃矫诬实甚欤！试思此诗，右丞自咏终南，于人何预？而或者云云若是。彼飞燕兴谗于太白，蛰龙腾谤于眉山，又何怪焉！黄山谷谓：‘杜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斯言也，岂仅读杜者当奉为金科哉！”我们完全同意王琦的看法，但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应当承认他的推论不够周密。因为既然古典诗歌确有“寓情于讽谕”的传统，王维此诗何独不然？王维其人，虽然没有像李白、杜甫那样强烈的用世之志，但也并非对政治毫不关心。开元二十三年（73），王维作《献始兴公》诗云：“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否？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对贤相张九龄一表敬仰之诚，而且颂扬张九龄“不问党仇”“不卖公器”的政治节操。王维对权贵子弟占据高位、贫寒贤士沦落草野的现象也有所讥刺：“翩翩繁华子，多出金张门。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童年且未学，肉食鹜华轩。岂乏中林士，无人献至尊。”（《济上四贤咏》）锋芒所向，多半是李林甫等恃宠弄权的奸臣。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肯定《终南山》一诗是“右丞自咏终南”，而不会寄寓着对朝政的讥讽呢？
首先，唐代的政治氛围在总体上比较宽松，文人在诗文中讥刺时政时较少顾忌，宋人洪迈特著《唐诗无讳避》一文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容斋续笔》卷二）语虽稍过，但大体合于史实。试看与王维同时代的诗人对开、天年间朝政渐趋昏暗的现实之讥讽，往往直言无讳，锋芒毕露，像李白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一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其三九）等，皆为显例。到了天宝年间李林甫将李邕、裴敦复等正直之士迫害致死后，李白诗中的讥刺更加激烈：“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古风》其五一）不但讥刺李林甫，而且涉及唐玄宗。杜甫也是如此，像“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之讥刺李林甫，“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丽人行》）之讥刺杨国忠，“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之嘲讽唐玄宗，皆作于长安十年时期，锋芒所向，无所隐避。即使是王维本人的诗作中，也有“朱绂谁家子，无乃金张孙。……问尔何功德，多承明主恩？”（《寓言》）的直斥权贵之句，语意直白显露。如果他果然想在诗中“议时宰”的话，有什么必要像《终南山》这般隐晦朦胧、深藏不露？
其次，解析一首诗的旨意，必须了解其写作背景，包括诗人的生活经历及心态，还须对同时所写的其他作品进行统一考察。开元二十九年（741）春，王维从岭南北归，回到长安后辞去官职，到终南山隐居。《终南山》一诗即作于此时，同时所作还有《终南别业》《白鼋涡》《戏赠张五弟三首》《答张五弟》等。当时王维对仕途极感失望，决心栖身山林，以遂隐遁之志。《答张五弟》云：“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长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不妨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还？”完全是一副隐士的口吻。最能与《终南山》参照对读的是《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明人唐汝询评曰：“维晚年长斋奉佛，故言好道而觅此幽居，以养静也。山水之游，同志者寡，故每独往其间，胜事亦自得于心，有未易语人者。即临山看云，其乐自在，世人畴能赏此哉！然我非有心违俗，若林叟相值，未尝不与谈笑忘还，则岂有间于佛耶！”（《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盛五律上》）即使是认为《终南山》诗为“刺杨国忠辈”的周珽，也评此诗曰：“按摩诘本传，晚年长斋奉佛，故首言‘好道’，次曰‘独往’、曰‘自知’，见山水钟情，所会心处，未易语人者。是‘林叟’不必有指，不必无指。玩‘偶然’二字，得趣幽深。……珽生平最喜诵此诗，尤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语。”（同上）遍检唐宋以来评论王诗者，未见有人认为《终南别业》含有讥刺之意。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于同时的《终南山》竟会是“议时宰”或“讥时”呢？平心而论，《终南别业》与《终南山》二诗都是“右丞自咏终南”，但前者重在抒发情思，后者重在描摹景物，它们是相得益彰的姐妹篇，这正体现出王维的匠心独运。
如上所述，所谓“议时宰”或“讥时”的旨意，在《终南山》诗中纯属子虚乌有。但是这种解诗方法在历代不绝如缕，前引王琦之言中“彼飞燕兴谗于太白，蛰龙腾谤于眉山”即是二例：一是指李白《清平调三首》中用“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来形容杨贵妃之美貌，后被高力士曲解成语含讥讽来挑拨杨贵妃，因为赵飞燕其人虽为著名美女，但名誉不佳、下场悲惨，李白作诗时只指前者，高力士却别有用心地联想后者。二是指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中用“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句形容桧树扎根之深，宰相王珪却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之语挑拨宋神宗，幸而神宗回答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见《石林诗话》卷上）高力士、王珪之流故意曲解诗意，意在陷害诗人，其心可诛，不足为训。但在古典诗歌阐释史上，这种一味求深、不惜穿凿附会的解析方式，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它往往披着现代理论的外衣借尸还魂，从而对文本进行“过度阐释”。这会从根本上歪曲诗歌的旨意，并消解诗歌的艺术价值。当我们遇到此类貌似深刻的解析文字时，重温王琦“右丞自咏终南，于人何预”以及宋神宗“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的话，不无裨益。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