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唐格调派之形成
南方江浙之地，人杰地灵，文物粲然，至南、北统一之后，一批诗坛名流宿老，更以廓清宋末诗弊、复兴诗道为己任。与北方理学家以教化为重、“宗唐”通于“宗经”相比，他们更具诗家本色，推尊唐诗之格，追汉魏高古之风，以济宋末生硬、肤廓之病。但他们又多为正统文士，在价值评判上亦以儒家为旨归。因而，虽重在从艺术的角度来思考、接受唐诗，但亦以“风雅”为旗帜，由此而与北方理学家们遥相呼应，且渐渐相合，到元中期，即延祐、天历时期汇流，成为有元一代诗学之主潮。
一、戴表元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宋咸淳中登进士乙科，元成宗大德八年，荐信州教授，再调婺州，以疾辞。后徜徉于浙东山水，游历于杭州、宣州、湖州一带，谈诗论艺，才名擅于四海。著有《剡源集》30卷。
戴表元为元初南方名重一时的诗文大家。宋濂在《剡源集序》中称：“濂尝学文于黄文献公，公于宋季词章之士，乐道之而弗已者，惟剡源戴先生为然。”借黄溍之语，视戴表元为元初南方诗文第一大家。《元史·儒学传二》称道戴表元曰：“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卷一九○）可见，他在元初文坛的地位与影响。事实上，正是戴表元举起了元初南方“宗唐得古”的诗学之帜。
中统、至元前期的南方诗坛，宋诗的影响还较为深广，尤以江西诗派为甚。当时诗坛的另一大家方回编选《瀛奎律髓》，为江西诗派修证、护法，其标举“一祖三宗”，欲以此来确立江西诗派在诗坛的正宗地位，然方回的重振江西诗风，已不能给元初诗坛带来真正的生机。戴表元较方回小17岁，二人相交甚笃，戴表元曾作《方使君诗序》、《桐江诗集序》称誉方回：“平生于诗无所不学，盖于陶、谢学其纡徐，于韩、白学其条达，于黄、陈学其沉鸷。”（《桐江诗集序》，《剡源集》卷八）“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晋宋间人醉语，虽甚亵不及声利；小篇沉鸷峻整，如李将军游骑远击，自成部伍。”（《方使君诗序》，《剡源集》卷八）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方回在创作上并不囿于“江西”，而且，戴表元并不以“江西”推许方回，这里面事实上已透露出了元初诗坛风气之变。
与二人的私交甚契相反，从诗学思想而言，二人颇异其趣，方回是江西诗派之殿军，戴表元则是力矫宋诗之弊最着力者。《元诗选》初集《戴表元小传》云：“宋季文章气萎而辞骫骳，帅初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可见他有扭转宋诗风气，确立元诗发展方向之功，后世所称道者正在于此。
戴表元生于宋末，对宋诗之弊深有所感，故在对整个宋代诗坛进行反思、清理之后，主张径师唐人，以臻于古。他倡扬唐音、批驳宋调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1 宋之理学家废诗不为；2唐宋科举之异，使诗道风气不同；3宋之诗人囿于时风，深于门户，更使诗道衰颓。
戴表元力陈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两宋之理学家，倡导“文以载道”，甚或“文以废道”之说，及其末流，大抵以躬行明经为本，不喜吟咏，不屑为诗，更视唐音为末流，戴表元在《张仲实诗序》中描述了此种风气：
异时搢绅先生无所事诗，见有攒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其为唐诗者，汩然无所与于世则已耳。
又《仇仁近诗序》云：
景定、咸淳之间，余初客杭……时余虽学诗，方从事进取，每每为人所厌薄，以为兹技，乃天之所以畀于穷退之人，使其吟谣山林，以泄其无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
当时风气习染乃如此，诗道之寖衰可知矣！
另一方面，唐、宋科举之异，亦使得唐诗兴而宋诗衰。在《陈晦父诗序》中详言及此：
唐人乃设此（诗）以备科目，人不能诗，自无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江浙诸公，既不以名取人，诗事几废，人不攻诗，不害为通儒。余犹记与陈晦父昆弟为儿童时，持笔橐出里门，所见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其得之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久之，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
务道学者高谈性命，务科举者驰骛于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皆不屑亦无暇为诗。诗道之衰，于斯已极。
除了学术、文化的风气之外，戴表元还从诗歌传统接受的角度，指出宋诗不及唐诗的内在原因，其《洪潜甫诗序》云：
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其博赡者谓之义山，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圣俞不为。然及其久也，人知为圣俞而不知为唐。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鲁直不发。然及其久也，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非圣俞、鲁直之不使人为唐也，安于圣俞、鲁直而不自暇为唐也。迩来百年间，圣俞、鲁直之学皆厌。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益不暇为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
宋代梅尧臣的“冲淡”、黄庭坚的“雄厚”、“四灵”派的“清圆”，皆为宋代一时之雄，然皆源自唐人，但宋人却不知溯源，反而溺于时风众势，只知奉时人为宗主，致使宋诗风气愈转愈下，这是宋诗不及唐诗的内在原因。因此，元代“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然欲振兴诗道，仍必革除宋诗习气，必追唐音，以至于古，“宗唐得古”遂为其标出之宏旨，成为其论诗之法门。
这种主张，前与严羽为近，后与明七子相类，但戴表元虽主唐音，却不拘一格，因而，少了明七子的流弊。如唐之“冲淡”、“雄厚”、“清圆”、“散朗”、“沉郁”、“峻整”皆须学，且学而融通，要当以“酿蜜之法”来学唐。在《蜜喻赠李元忠秀才》中云：“酿诗如酿蜜，酿诗法如酿蜜法。山蜂穷日之力，营营村廛薮泽间，杂采众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咸甘苦之味，无可定名，而后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嚼其所从来，则不为蜜矣。诗，三四百年来，大抵并缘唐人数家：豁达者主乐天，精赡者主义山，刻苦者主阆仙，古澹者主子昂，整健者主许浑。惟豫章黄太史主子美。子美之于唐为大家。豫章之于子美，又亢其大宗者也；故一时名人大老，举倾下之，无问诸子，自是以后，学豫章之徒一以为豫章支流余裔，复自分别标置，专其名为江西派，规标音节，岂不甚似，似而伤于似矣。”采众卉之芳，乃成一蜜；陶钧诸家，方得佳品。若偏于一家，则“似而伤于似矣”，此为知言。这既是针对江西独尊杜体而言，亦是告诫元人宗唐不可有偏嗜之习。
戴表元之主唐体，重在唐诗的“清严有法度”（《陈无逸诗序》，《剡源集》卷八），此就其“形”而言；至重其兴象玲珑、浑然无迹的意味，则是就其“神”而言。他特为标举诗“无迹之迹”的境界，号之为“诗之神”，其云：
酸咸甘苦之于食，各不胜其味也，而善庖者调之，能使之无味；温凉平烈之于药，各不胜其性也，而善医者制之，能使之无性，风云月露，虫鱼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托于诸物，各不胜其为迹也，而善诗者用之，能使之无迹。是三者所为其事不同，而同于为之之妙。何者？无味之味食始珍，无性之性药始匀，无迹之迹诗始神也。（《许长卿诗序》，《剡源集》卷九）
宋诗生硬、刻削，且为理障，诗之神韵已少；唐诗感兴丰沛，以情为媒，调风云月露于无迹，惟见性情，是为真诗，得诗之神，学唐诗当在于此。从某一角度而言，戴表元追求的这种不露圭角，浑然无迹的审美境界，正通于严羽所称誉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沧浪诗话·诗辨》）。由此，对唐诗之美的欣赏和把捉，一定程度地超越了对某家某体之迹的追摹，接近了更为深层、内在的审美之域。
这种“无迹之迹”难以言及，能达至此境界者无言，言者未必能达。其曰：“余自五岁受诗家庭，于是四十有三年矣。于诗之时事，忧乐、险易、老穉，知其概，然而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为知诗？然惟知诗者为不能言也。”（《李时可诗序》，《剡源集》卷八）复举“二人射”为例，言及此中真意：
昔尝有二人射，其一百发百中，若矢生于手而侯生于目，其一时而中焉。时而中者，每中辄言，百发百中者未尝言也。揖百发百中者问之，其人哑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问：“可学乎？”曰：“可学而不可言学之法。”固问之，曰：“日射而已矣。”（《李时可诗序》，《剡源集》卷八）
这一段话颇得学诗之真谛：诗有法，乃“日射而已矣”，此即古人所谓“真积力久、优游序进”；诗无法，“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因为最精妙的精神是无以言传的。正因此，他虽立“宗唐得古”之旨，倡言“反本趋古”之径，又能立而不泥，虽建唐音为理想的范式，然“宗唐”之外，又言“能为唐而不为唐”（《张仲实诗序》，《剡源集》卷八），正因此，获得学而至于不学之妙，这是他虽开明七子之格调一派此观点可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页114。然终高于明前、后七子的地方。
二、仇远、牟巘、赵孟頫
宋亡，“铨改举废，诗事渐出”，两浙之地，诗事更为繁兴，钱塘号为诗国，风流雅集，联社唱和，“客主诸人，谈谑庄谐，啸歌起止，各尽其趣”，“分韵赋诗……气清而能群，乐最而有文”（戴表元《八月十五日张园玩月诗序》，《剡源集》卷一一），风气兴于一时。活跃于此间者，戴表元外，尚有仇远、白珽、牟巘、方凤、顾伯玉、王义山、赵孟頫等名流逸士，其诗学观点较为接近，诗歌创作亦颇同调，因而，皆与戴表元之“宗唐得古”相类。仇远、牟巘、赵孟頫为这群江南诗人中影响甚大者，他们亦以其诗论和创作，呼应着戴表元的倡导，为崇唐抑宋之风推波兴澜。
仇远（1247—1328？），字仁近，号山村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咸淳年间即以诗名与白珽并称吴下，人谓之“仇白”，而游其门者，如张雨、张翥、莫维贤，皆以诗鸣于时。曾任溧阳州儒学教授，旋即辞去，优游山水，结交方外，足迹遍于江南，影响一方，与周密、萧立之、张炎、戴表元、方回、吾衍、鲜于枢、黄溍、赵孟頫、马臻等名士均有唱和往还。今存《金渊集》6卷、《山村遗集》1卷。
《元诗选》二集《仇远小传》云：“其为诗尝曰：‘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往往于融畅圆美中，忽而凄楚蕴结，有《离骚》三致意之余韵。”近体由宋返唐，古体则以晋参唐，此正为仇远、白珽、戴表元诸诗人的共同写照。既得唐体之雅正、雍容、高华，亦得《选》体之古淡、浑廓、朴茂，出入于李、杜、韩、柳，亦辗转于阮、嵇、陶、谢，陶钧出一种古意、古雅，成为当时自居风流的江南诗人们所心摹力追的诗歌艺术境界。仇远诗中亦多见此意，如《怀古》：
吹杀青灯炯不眠，满衿怀古恨绵绵。江东曾识桓司马，沧海难追鲁仲连。吴岫月明吟木客，汉宫露冷泣铜仙。何时一酌桃源酒，醉倒春风数百年。
《董静传挂冠四圣观》：
静挼秋渌洗荷衣，问隐孤山只鹤随。得酒可谋千日醉，挂冠犹恨十年迟。云和家有仙人谱，石鼎今无道士诗。莫对梅花谈世事，此花曾见太平时。
其它如“阿母抱孙闲指点，疏林尽处是栖霞”（《卜居白池上》），“桂花满袖王孙远，空倚天风十二阑”（《再答元父》）等，此中意味，恰如其友释子弘道在《题仇远自书诗》中云：“吾爱山村友，诗工字亦工。波澜唐句法，潇洒晋贤风。结交论方外，英雄在彀中。”《四库全书总目·金渊集》中亦称：“其诗格高雅，往往颉颃古人，无宋末粗犷之习。”（卷一六六）皆赞其以学唐返古之姿态挺立于元初诗坛。
仇远论诗之语今存不多，然在诗中，亦能屡见其对唐诗风流的向往，如《题李公略示高郎中吴山观月图》云：
凭高宜晚更宜秋，下马归来即倚楼。纳纳乾坤双老眼，滔滔江汉一扁舟。满城明月空吴苑，隔岸青山认越州。李白酒豪高适笔，当时人物总风流。
又，仇远在《读陈去非集》一诗的自注中云：“近世习唐诗者，以不用事为第一格。少陵无一字无来处，众人固不识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读书之过耳。”可见当时习唐诗已成风气，然如何学唐则各有法门，甚而有矫枉过正之弊。针对江西诗派用典过甚，当时学唐者，以不用事为第一格，不免又失之滑易，因而仇远特予驳正。《四库全书总目·金渊集》中亦载此语，认为“颇中江湖、四灵二派之病”（卷一六六）。其实，元初诗坛，因厌弃江西诗格，学唐而不用典，以清新自然相倡的风气，非止于四灵、江湖二派遗绪。仇远、戴表元诸诗人才学兼备，自居风雅，虽反对宋人以才学为诗，却仍重视学问涵养之功，他们倡导宗唐，亦重在标举唐诗“雅正”之格，因而，对于率真而行、肆口而成的诗风颇不以为然。在涵养之功增多的同时，诗中之真趣也就相应地少了。这也是此派与宗唐性灵派的分际处。
牟巘（1227—1311），字献之，一字献甫。其先为蜀人，后徙居湖州（今属浙江），南宋时登进士第，官至大理少卿、浙东提刑。入元不仕，杜门隐居36年，著有《陵阳集》24卷。
后人对牟巘的才学、德行评价颇高，顾嗣立云：“是时宋之遗民故老，伊忧抑郁，每托之诗篇以自明其志。若谢皋羽、林德阳之流，邈乎其不可攀矣。其他仇仁近、戴帅初辈，犹不免出为儒师，以升斗自给。献之以先朝耆宿，皭然不缁。元贞、大德之间，年在耄耋，岿然备一时文献，为后生之所矜式。”（《元诗选》初集《牟巘小传》）谢、林之辈，以身殉节，高风可仰；仇、戴之流，出事二主，于节有亏；牟巘杜门隐居，独成就其清峻之志，这是后世正统史家之眼光。牟巘在元初文坛，“岿然备一时文献，为后生之所矜式”，可见其影响。他的诗学观念，与戴、仇、白、赵诸诗人可称同调。
牟巘之诗论，一以唐为宗，以李、杜为其极，其云：“太白平生，诗卷长留天地间。”（《俞好问刊诗集疏》，《陵阳集》卷二二）又云：“观水必于海，观其会也。李、杜，其诗之会乎？非精能之至，未易据其会而擅其名。”（《仇山村诗集序》，《陵阳集》卷一二）牟巘对晚唐诗风亦深加诋斥，在《潘善甫诗序》中评曰：“世之为晚唐者，不锻炼以为工，则糟粕以为淡，刻鹄不成，诗道日替。”必摒弃晚唐衰疲之习，方得诗之醇厚，“气脉厚，格力遒，自有意度”（《潘善甫诗序》，《陵阳集》卷一四）。
牟巘之宗唐，特为倡扬“唐人风致”。当时宗唐日盛，而效唐诗之流，或落于拟其形迹，殊少意态，牟巘自认与唐人“千古一月，当印此心”（《唐心月诗序》，《陵阳集》卷一三），因而发挥“风致”之论，其曰：
古人谓，粹其文，谓不间以诗，则不俊于口，不俊者，属辞不得流传也，此岂有风致可尚耶？诗固无取于鄙朴，使涩而重迟耶？世人朝摹夕拟，句煅字炼，以为唐诗，而终少风致，正如效叔孙敖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谈笑之意。故必有唐人风致，乃有唐人诗句。（《缪淡圃诗文序》，《陵阳集》卷一三）
效人衣冠者，难得意态，摹字句者，终遗字外精神，故必有“唐人风致，乃有唐人诗句”。何以得风致？牟巘认为必先得唐人之性情，“风骨整峻”、“正性挺然”、“温柔笃厚”（《陈一斋诗序》，《陵阳集》卷一三）云云，而后令诗之“句”、“意”、“韵”均有无限意味，则“句以意胜，意以韵胜，讽之而有遗音，挹之而有余味。风味蕴藉如此，非唐乎”（《缪淡圃诗文序》，卷一三）？又，在《唐月心诗序》中，牟巘也论及此：“世人往往苦心竭蹙，求合唐诗，而卒不近。师善则优为之，句意至到，音节谐美处，活脱唐诗。”也是说“句”、“意”、“韵”俱到，乃合唐诗。牟巘从创作实践中感悟到，取法唐诗，若仅拟其形貌，终究会落入生机俱丧、灵机俱无的境地，因而，他能在取法唐诗体制形貌之外，对唐诗的艺术精神有更深入地探寻、发掘。
从审美风格而言，牟巘也趋向于唐诗雅正、平和的诗风，其曰：“铲奇崛，趋平粹。”（《缪淡圃诗文序》，卷一三）尚精粹平和，为当时江南诗人颇为一致的审美趣味，此针对江西诗派好尚奇崛的诗风而发，牟巘发挥此意甚详，其云：“《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又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予读书至此，然后知和平者，物之极致。不但声之与味为然，虽诗亦然。夫和平之词，恬淡而难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声外之声、味外之味，而造夫《诗·颂》之所谓‘和且平’者乎？故精能之至，及造和平，此乃诗之极致也。”（《高景仁诗稿序》，卷一四）喜“和平”、“恬淡”的诗境，且推为极致，则其学唐，实倾向于王维、韦应物、柳宗元一派，因而，钱基博称：“恬澹夷犹，清音独远，不务奇气兀傲，而尚气韵冲澹。”又云：“其诗以苏学陶，而出入唐之王维、韦应物，一扫江西之伧音，则亦以唐变宋，以晋参唐，轨辙略与表元同。”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页791。所论甚是。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属浙江）人，宋秦王德芳之后。至元二十四年（1287），程钜夫奉诏至江南搜访遗逸，得二十余人，而以孟頫为首选，世祖甚为器重，授兵部郎中，迁集贤直学士。延祐中，累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卒谥文敏，追封魏国公。子昂以宋“宗室之亲”仕元，且“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遭人非议，然其诗、文、书、画、乐皆冠绝一时，实为艺术史上之奇才。《元史》本传称：“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卷一七二）著有《松雪斋集》10卷、外集1卷。
赵孟頫之诗文“清邃奇逸”，正是他，通过自己的诗篇“成功地拉开了元诗与宋诗的距离”杨镰：《元诗史》，页392。，创造了一代“元音”之始。《元史》载仁宗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李白、苏轼，推之甚隆，亦可见赵孟頫诗风的趋向，所谓“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正在于此。戴表元在《赵子昂诗文集序》中称：“子昂古赋凌历顿迅，在楚、汉之间；古诗沈潜鲍、谢，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可见赵孟頫也是近体宗唐，古体宗《选》，出入于汉、魏晋、唐之间。如《闻捣衣》：
露下碧梧秋满天，砧声不断思绵绵。北来风俗犹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苜蓿总肥宛腰袅，琵琶曾泣汉婵娟。人间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
又如《大都遇平江龙兴寺僧闲上座话唐綦母潜宿龙兴寺诗因次其韵》：
闻说龙兴寺，多年未欵扉。风林发松籁，雨砌长苔衣。殿古灯光定，房深磬韵微。秋风动归兴，一锡向空飞。
其笔性柔和，虽未雄浑，然吟咏之间，开阖动宕，确有唐人风致。
创作外，赵孟頫诗论亦持“宗唐得古”之调。他曾为郝天挺所注之《唐诗鼓吹集》作序，序中云：“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蕴。世之学诗者，于是而之、绎之、厌之、饫之，则其为诗，将见隐如宫商，锵如金石，进而为诗中之韶濩矣。”虽是论《唐诗鼓吹集》的选与注，亦见其对唐诗之重视与倾心。
赵孟頫对唐诗的赏爱，一如他所创造的书画意境，偏于“清远”的风格。欧阳玄《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中谓：“嗟乾之资，唯一清气。人禀至清，乃精道气。天朗日晶，一清所为……清气所萃，乃臻瑰奇。”（《圭斋文集》卷九）直以天地间之“清气”誉之。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称赵孟頫拥有“清”的艺术心灵，由心灵之“清”，来领受天地万物之“清”，且创造艺术意境之“清”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页383～384。“清”既为其性情、气质所秉，亦为其艺术理想之境界。赵氏诗文亦屡屡言及对“清”美境界的向往，“清气焉钟，冲和攸集”（《吴兴赋》），“何当移四松，伴汝成清幽”（《赠道隆道人》），“历历山水郡，行行襟抱清”（《桐庐道中》），“图书左右列，花竹自清新”（《寄鲜于伯几》），“信手落笔笔清妍”（《题也先帖木儿开府完壁画山水歌》），“右军潇洒更清真”（《论书》），正是由“清”之境界，赵孟頫沟通了魏晋之清省、清虚、清雅与唐之清壮、清远、清和，纵意于陶、谢与太白、王、韦间，在“高情自清真”（《送姚子敬教授绍兴》）的性情世界，在“天清去雁高”（《清河道中》）、“露寒沙水清”（《次韵冯伯田秋兴》）的天地之间，获得其艺术灵魂的安顿之所。
戴表元、仇远、牟巘、赵孟頫诸江南诗人，优游于山水间，吟唱于清风明月下，他们在元初诗坛，皆力倡“宗唐得古”之主张，以唐诗为理想之范式，取其法度，从艺术的角度来复归唐音。同时，戴表元又能以“无迹之迹”的境界，牟巘以“唐人之风致”，一定程度地超越于对唐诗形迹的追摹，获得对唐诗更深一层的阐释与接受。这是“宗唐格调派”虽开明七子之先声，又终少其褊狭之气的地方。
第四节折衷唐宋派之出现
元初，江西文化圈有其较为独特的地位与特质。学术上既曾盛行陆派心学，朱学之一支双峰学派亦在此地光大；文学上更是名家辈出，渊流深长，因而背负着沉重的宋代文化与文学传统重荷。北方、江浙相对而言，皆可以隔着一定的距离来审视此种传统，而江西诗坛，则身当统绪传承与变革的两面夹击。在越来越兴盛的“崇唐抑宋”风气下，江西诗人们以其特有的视角思考诗道兴废、诗体变迁。他们既不同于北方理学家，从政治、理学的角度，取法唐音，亦不同于江浙文士，从艺术的角度，宗法唐体，更有别于方回之护法江西，苦心回天。他们更致力于探寻唐、宋诗“因”与“革”之关系，“宗唐”而不尽“黜宋”；能反思“江西”之种种流弊，又不一味推倒“江西”。他们徘徊于唐、宋之间，探索二者之渊承，欲调合唐诗宋调，成为“折衷唐宋派”。其主张是折衷的，亦有一定的超越性，属于“宗唐”诸派中之别支。元初之代表人物有王义山、刘壎等。
一、王义山
王义山（1214—1289），字符高，丰城（今属江西）人。善治《易》兼词赋，四以赋荐。宋景定间进士，知新喻县。入元，遂教授诸生。至元间，官江西学事，后退老东湖，四方学者皆称其“稼村先生”，著有《稼村类稿》30卷。
王义山对宋、元之际的江西诗坛有一定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稼村类稿》称：“诗文皆沿宋季单弱之习，绝少警策。”又云其“集中说经往往自出新意”（卷一六六），其创作或难洗宋人积习，但观其诗论，则不乏新意、创见，且于唐、宋之间颇有折衷，乃开“折衷唐宋”之先声。
王义山论诗，就其美学精神而言，仍以宋型文化为其神髓。即标举一种“简淡”之美，“清峭”之气。“简淡”则“剥浮落华”，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清峭”则清拔而奇峭，具瘦硬之骨力。“淡”而“峭”，正是构成江西诗派美学精神的两大元素。在《跋杨中斋诗词集》中，王义山着力渲染这一美学境界，诗云：
江西派已远，后来无闻人。许大能诗声，来自浙之滨。奚奴背锦囊，马蹄蹋青春。来派江西诗，风月浩无垠……把酒读君诗，一字一精神。句里带梅香，不涴半点尘。家本住孤山，和靖与卜邻。吾闻诗之天，不在巧与新。纤秾寄淡泊，清峭寓简淳。古律尤崛奇，可与子建亲。此诗实兼之，体具众美纯。
“句里带梅香，不涴半点尘”，“纤秾寄淡泊，清峭寓简淳”，皆是此种风致，正与东坡《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所云“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同趣。又王义山《题黄高士雪月集》云：“冰作丰姿水作神，群仙境界里诗人。敲从竹起韵不俗，吟到梅来相逼真。无己许令参后社，庭坚端的是前身。有时石鼎堪联句，还许平分坐上春。”这里亦甚为推崇庭坚、无己诗歌。“折衷唐宋派”对江西末学虽已不乏批评眼光，但对黄、陈仍深致推许，这是他们的一大立场。诗中呈现的仍是“江西”清峭不俗的审美境界：“冰水风神”、“敲竹不俗”、“吟梅逼真”，参以“石鼎联诗”、“春来分坐”，则有一种物我相融、万物自得的意趣。
另一方面，王义山论诗，又颇能超越江西诗人喜言诗法之习，且针对宋诗过于刻削、生硬之弊，倡言“诗之天”，即以“自然”为宗，师法造化。王义山正以此为径，欲调和唐、宋，沟通古今。以自然为宗，则古今无异，唐、宋无别，万法归一。然其“自然”观，实本于邵雍之理学，王义山在《题胡静得编祖黄溪诗集序》中云：“呜呼！诗至于工，病矣。康节不求工于诗，而行云流水，诗之天也。”弃绝工巧、一任自然，则归于“诗之天”。又曰：
诗至于无，妙矣！天地间皆诗也……东坡铭九成台，谓韶虽亡而有不亡者存。盖常与日月寒暑风雨晦冥并行乎天地间。尝试登韶石之上，望苍梧之渺莽，九疑之联绵，览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鸟兽鸣号，众族呼吸，往来唱和，非有度数而均节自成者，无声之韶也……天机自动，天籁自鸣，凡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诗也。（《西湖倡和诗序》，《稼村类稿》卷四）
“诗至于无，妙矣！天地间皆诗也”，正合于邵康节所言“以物观物”、“情累都忘”（邵雍《伊川击壤集序》）时，天理人性之和谐，天机自动、天籁自鸣之妙境。“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邵雍《伊川击壤集序》），这是一种光风霁月之襟怀，一种与造化会心的灵机，具有无限的超越精神。然而“诗至于无”之境界，与“大道无言”、“大音希声”一样，乃心灵至深处的体悟，乃近于“体道”的生命感受，纯乎以此论诗，虽对执泥于诗法的宋人有所超越，然终难免又落入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