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三月三，兰亭禊事千年传。

一场兰亭修禊，累世所慕者，有“遒媚劲健，绝代更无”（赵构《翰墨志》评语）之墨宝，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盛举，有曲水流觞、一觞一咏之雅兴。通过这场禊事与文事，又让后人领略到江左禊风之浓郁、会稽山水之秀丽、两晋玄言之高妙、少长文士之欢娱。在这场集体的狂欢当中，秀丽的山水与丰富有趣的节俗项目让这些高士名流“足以畅叙幽情”，而有人却在集体狂欢之中选择了冷峻与孤独，纵使春光那么明媚，任凭岁月如何流逝，江南的柔风依旧抚不平中原故土沦丧之痛。如此“不合时宜”者是谁呢？魏滂是也。

魏滂其人，名不列正史，事不载杂传，依冯惟讷所辑《古诗纪》、万历年间所修《绍兴府志》等文献，其录《兰亭集诗》时在魏滂前标曰“郡功曹”。关于这个官职，据《晋书·职官志》记载系郡守之佐吏，由此可见魏滂是以地方官员的身份出席这场盛会。那么，他又是如何表达深沉与孤独之情的呢？且看诗云：

三春陶和气，万物齐一欢。明后欣时丰，驾言映清澜。亹亹德音畅，萧萧遗世难。望岩愧脱屣，临川谢揭竿。

前两句凝练地概括万物欣欣向荣之春景。而理解这首诗的难点在接下来两句，尤其是“明后”“驾言”的指称。关于“明后”，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即曰：“惟功曹魏滂所云‘明后欣时丰，驾言映清澜’，不知群贤少长中‘明后’属何他？”其实明人顾炎武对此已有一定考究，《日知录》卷二十四“主”条下云：“汉时郡守之于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称府主为‘后’者。”并引魏滂诗中这两句为例证之一。顾氏所言不差，到了晋代此尊称依然适用。那么魏滂的府主又是谁呢？根据正史记载稍加考证，便知其为王羲之。《晋书·王羲之列传》载云：“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又《职官志》言：“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记室……功曹史、功曹书佐、循行小吏、五官掾等职。”可见王羲之作为会稽内史实际上掌郡守之任。另外，《王羲之列传》亦明确记载，因与王述在政坛交恶，王羲之于永和十一年三月初九在父母墓前立誓辞官。这就暗示出永和九年上巳日组织兰亭集会时，王羲之在任会稽郡守。基于此，按照常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断定魏滂作为佐吏跟随上司王羲之参加了这场兰亭集会。搞清楚了“明后”，那么“驾言”所指为何呢？其实，“驾言”为《诗经》以来的一个习语，“言”为语助词。《诗经·邶风·泉水》言“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鄘风·竹竿》篇尾亦有此句；魏晋文人亦有“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阮籍《咏怀其九》）、“驾言游东邑，东邑纷禳禳”（张华《感婚诗》）、“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等，后世诗文中更是不胜枚举。钱钟书为《泉水》作注有云：“操舟曰‘驾’，苏轼《前赤壁赋》‘驾一叶之扁舟’，即此驾；御车亦曰‘驾’，苏轼《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驾言写我忧’，乃此驾，云云。”（《管锥编·毛诗正义》）“操舟曰‘驾’”之说，诚为灼见。受此启发，将魏滂诗中的“驾”亦理解为泛舟，“驾言映清澜”一句就其意自明，也更加契合当时场景以及符合生活常识。如此赘述，概而言之这两句诗实际上在赞美王羲之的同时描绘了一个泛舟的场景。

与其他人所作的《兰亭诗》于景物或场景描写之后谈玄析理或者表达欢畅之情不同，魏诗从“萧萧遗世难”始，在下半部分明显表达出了与众不同的深沉与悲痛。面对佳期美景，诗人想到的却是故土沦丧后偏安江左的艰难，一想到这些就惭愧得不忍心脱鞋登山，也谢绝临川垂竿，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群体狂欢下的孤寂者形象。

其实这份悲痛本应该超越个体而彰显宏大，但更令人沉思的是，它偏偏要以个体的形式在如此场合“不合时宜”地予以表达，孤独的魏滂压根找不到知音。周国平曾言：“孤独者必不合时宜。”（《论孤独》）魏滂的“不合时宜”不仅体现在兰亭聚会，与時下世风也是格格不入。比如他那尊敬的上司王羲之，“初度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晋书·王羲之列传》）；再如时任琅琊王的司马睿过江之后，吴地望族与士庶无归附之心，司马睿听从王导之计于上巳之日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政治秀”，“会三月上巳，帝亲现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结果吴地皆附（参《晋书·王导列传》）。当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在积极融入江左之时，魏滂却在独自哀伤，这样的孤独既难能可贵，却又无可奈何。

真可谓，过江名士多如鲫，哀故遗民唯魏郎。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