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山于渐兴的宗唐风气，亦有所接受，其一，标“风雅”之遗旨，亦取以唐上追风雅之意。其《题僧南浦诗卷》云：“齐己诸人壳已蝉，不传诗印又多年。水萍粘瓦终无用，风絮沾泥不是禅。谁识咸酸居味外，要追风雅到删前。”其二，重视诗歌抒情的艺术本质。王义山曾专论诗之“性情”：

余读赵侯文溪吟稿自序，首之以吟咏性情。余因是而于《诗》之大序有感于《中庸》……《诗》与《中庸》，未尝不可以互观也。余尝读《诗大序》，皆自《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两句发出来。未发之中，性也；既发之和，情也。诗，总言之，则吟咏性情；析言之，则由性而情。《诗三百》皆情也。情者，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之谓也。（《赵文溪诗序性情说》，《稼村类稿》卷一一）

王义山大倡“天然”、“天机”、“天籁”，倡言行云流水之无碍、天人相契之和谐，因而也力主“吟咏性情”，但其“性情说”完全本于儒家立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之中，性也；既发之和，情也。”“情者，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之谓也。”因而，他所谓“情”，乃是中和之情、中节之情，而非本然之情。其“吟咏性情”之说，实质也是吟咏性情之正，而非性情之真。但是诗咏“性情”，“情”的因素再次被提出来了，此虽为老生长谈，但也显示着宋元之际的诗坛，诗歌抒情功能的一大回归，唐型诗歌范式的抬头。其重性情，则重感兴，重与外物相触而生的诗意感受，这些对其后江西之赵文、刘壎、刘将孙诸人的诗之性灵化倾向都有一定的影响。

二、刘壎

刘壎（1240—1319），字起潜，别号水村，南丰（今属江西）人。研经究史，纲罗百氏，文思如涌泉，宋末即以诗文鸣。年三十七而宋亡，越十八年，署昭郡学正。年七十，为延平路教授。所著有《经说讲义》、《水云村稿》、《泯稿》、《哀鉴》、《英华录》、《隐居通议》，共125卷。

《隐居通议》是其晚年所作，分理学、古赋、诗歌、文章、骈俪、经史、礼乐等11门。虽内容驳杂，但有独到的价值。其论学，以悟为宗，尊陆九渊为正传，亦推崇浙东事功派；论诗则颇能折衷唐宋，且上溯汉魏、直追风雅。顾易生等著《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中也论及此：“当时东南地区宗唐抑宋之风颇盛，而如方回者犹坚守宋江西派的门户，刘壎则折衷于其间。”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页975。

刘壎论诗，“浩瀚流转，颇为有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水云村稿》），其唐诗学思想可归为两个关键：

（一）从诗史的角度，确立唐诗之至高地位，然亦不薄宋诗。

刘壎在《新编七言律诗序》中写道：

七言近体，肇基盛唐，应虞韶协汉律不传之妙，风韵掩映千古，花萼夹城……意旨高骞，音节遒丽。宋三百年，理学接洙泗，文章追秦汉，视此若不屑为。然桃李春风，弓刀行色，犹堪并辔分镳。近世诗宗数大家，拔出风尘，各擅体致，皆自出机轴。则工古体有人，工绝句有人，而桂舟谌氏律体尤精，咸谓唐律中兴焉。

此段追溯七言律诗的发展与现状。唐人七律，“风韵掩映千古，花萼夹城”，“意旨高骞，音节遒丽”，推为其极；宋代虽有理学对诗赋之道深为“不屑”，但宋人七律，实堪“并辔分镳”，亦有擅场；当世“诗宗数大家，拔出风尘，各擅体致，皆自出机轴……咸谓唐律中兴焉”，可见对宋元之际的诗坛评价亦高。此文作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当时南北统一，文坛诗界逐步繁盛，宗唐之风亦日渐浓厚，诗人间多以学唐、得唐相标举，刘壎以“唐律中兴”称道谌氏律体，虽不免溢美，但正反映了当时诗坛竞相摹唐之风。

作于同年的《新编绝句序》中，刘壎更充分地阐述了他的观念，其云：

唐人翻空幻奇，首变律绝，独步一时。广寒霓裳，节拍余韵，飘落人间，犹挟青冥浩邈之响。后世乃以社鼓渔榔，欲追仙韵，千古吟魂，应为之窃笑矣。诗至于唐，光岳英灵之气为之汇聚，发为风雅，殆千年一瑞世。为律，为绝，又为五言绝，去唐愈远而光景如新。欧、苏、黄、陈诸大家，不以不古废其篇什品诣，殆未易言。世俗士下此数百级，乃或卑之。昔人天然秀发，得独自高。

这段话有三个层面：1 极赞唐人律绝：“翻空幻奇”、“独步一时”，“广寒霓裳……飘落人间”。他所称誉唐诗，与郝经、戴表元辈又不尽相同，郝、戴好言唐诗之“正”，他则极言其“幻奇”：“广寒霓裳”、“青冥浩邈”，与后世犹仙凡相隔，可见他更关注于唐诗艺术精神的独特性。同时，与宋人独尊杜体、明人独尊盛唐皆有不同，他以“千年一瑞世”来推尊整个唐代，不甚过于分别，这也是元代较为盛行的风气。2 肯定宋诗的价值：“去唐愈远而光景如新，欧、苏、黄、陈诸大家，不以不古废其篇什品诣”，刘壎较为辩证地评价了宋诗在诗史上的地位，“光景如新”几字，颇有史家襟怀。3 提出“天然秀发，得独自高”的艺术原则，以此融通唐宋，探求二者本质的一致性。唐诗、宋调，并非情若冰炭，在体制、风格之外，刘壎欲寻找二者乃至一切艺术更本质的属性。并以此折衷、融通、超越唐宋，乃至古今。其云“天然秀发，得独自高”用心在此。综观刘壎诗论，大致而言，这种更为本质的艺术精神，一以天然为宗，一以性情为本，于此，则其诗论又有了性灵化的倾向。因而，他的诗学思路，渐为清晰，即：宗唐——折衷唐宋——标举性灵。“性灵”为刘壎折衷唐宋、融通古今的一条通径。

关于元人不甚分别唐诗各期，确切地说，是不分初、盛、中唐，对于晚唐诗则多为不屑，刘壎亦然。在《诗说》中，刘壎引人论诗语云：

问：“何以有盛唐、晚唐、江湖之分。”赵公曰：“此当以斤两论，如‘齐鲁青未了’，如‘乾坤绕汉宫’，如‘吴楚东南坼’，如‘天兵斩断青海戎，杀气南行动坤轴’……等句，是多少斤两？比‘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即轻重见矣。此盛唐、晚唐之分，江湖不必论也。”

可见也是泾渭在胸。除此之外，则对李、杜、王、韦、孟等皆深为推许，《曾从道诗跋》中，刘壎对诗体的辨析甚为细致，其云：“混合陶、韦、柳三家，以昌其五古；孰复少陵诸大篇，以昌其七古，则又取法少陵五律，以昌其五律；取牧、锡、浑、沧诸作，以昌其七律。如登华岳，不止于中峰寺；解包驻锡，必登绝顶。”谓陶、韦、柳、杜等皆各擅胜场，宜分别师法，则必登绝顶。

元代，李白之地位，几与杜甫并尊。如郝经、刘因、戴表元、赵孟頫诸人，皆持此观点，然而在江西诗人群中，虽对李白亦加赞赏，如刘壎曾作《题李翰林像》云：“锦袍玉色，神游八极，真昆阆蓬瀛中人。落月照梁，诚非虚语。醉眼一视，殊有傲睨万物态。”倾心之意，溢于言表。但是，杜甫不二之地位，并未撼动。此为折衷唐宋派异于其他二派处。刘壎叙述年轻时学诗经历，可见一斑：

翁曰：“君作丰，大合作颠诗一番，然后约而归之，正乃有长进。”（壎）问：“何谓颠诗？”曰：“若太白、长吉、卢仝是已。”然性不喜此体，竟不果学。（《诗说》，《水云村稿》卷一一）

又，刘壎在《许尹黄陈诗序》中引许尹之序，独尊杜甫之意更为鲜明，许曰：“曹刘沈谢之诗……可施之贵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渊明、韦苏州之诗，寂寞枯槁，如丛兰幽桂，宜于山林而不可置于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诘之诗，如乱云敷空，寒月照水，虽千变万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贾岛之诗，酸寒俭陋”；“惟杜少陵之诗，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蔼然有忠义之气，后之作者，未有加焉”。所举汉魏、唐诸诗人，虽各有胜场，但终有其弊，惟杜甫，衣被天下，千古独绝。刘壎称此序“深合绳尺”，“靡不的确”，可见也为同调。

以杜诗为唐诗冠冕，以黄诗为宋诗极至，取径杜、黄，则标示出唐宋之兼美，“其正派单传，上接《风》、《雅》，下逮汉唐，宋惟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渊深广博，自成一家……学诗不以杜、黄为宗，岂所谓识其大者”（刘壎《禁题绝句序》，《水云村稿》卷五），这些地方，刘壎与方回之论颇为接近。但是，不同于方回之一意护法“江西”，刘壎颇不满于“江西”执守杜、黄之皮相，他评论晚唐与江西诗派云：“晚唐学杜不至，则曰：‘咏情性，写生态足矣。恋事适自缚，说理适自障。’江西学山谷不至，则曰：‘理路何可差，学力何可诿？宁拙毋弱，宁核毋疏。’”（《隐居通议》卷一○）“江西”之陋毕见。又云：“山谷负修能，倡古律，事宁核毋疏，意宁苦毋俗，句宁拙毋弱，一时号江西宗派。此犹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也。”（《隐居通议》卷一○）言山谷创辟的独特诗风，为江西取法，终难免如“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落入偏锋。这些都能深中肯絜，切中诗弊。

刘壎之折衷唐音宋调，还在于他努力探索历代诗歌之间，更为深层的“因”与“革”，而非简单的“是”与“非”，因而，更能辩证地评判“得”与“失”，少去偏胜之习，多了融通之度、折衷之意。因而，他善用比较的眼光、辩证的态度来论诗。在《隐居通议》中刘壎论道：

少陵诗似《史记》，太白诗似《庄子》，不似而实似也；东坡诗似太白，黄、陈诗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卷六）

太白以天分驱学力，少陵以学力融天分；渊明俯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严。（卷一○）

唐自少陵外，大抵风兴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颂长。（卷一○）

融骚、选、唐者半山，驾骚、选、唐者黄、陈，混骚、选以汨唐者梅、欧、苏。（卷一○）

从时间上打通汉魏、唐宋，从文体上不分诗、文，乃至经、史、子、集，皆纳入比较的范围，所以《四库全书总目》以“浩瀚流转”誉之。少陵似《史记》，太白似《庄子》，不似实似；东坡似太白，黄、陈似少陵，似而不似。未强加褒贬，但能脱落形迹。唐，风、兴工；江西，雅、颂长，亦以唐、宋并美。“融骚、选、唐者半山，驾骚、选、唐者黄、陈，混骚、选以汨唐者梅、欧、苏。”刘壎以“骚”、“选”、“唐”为宋诗三大渊源，半山能“融”之，黄、陈能“驾”之，梅、欧、苏则“混”而“汨”于其中。这里推崇宋诗之意甚浓。这些结论皆是本于其“宗唐”而不薄宋的立场。

又录《李文叔诗评》，曰：

出乎江西，则未免狂怪傲僻，而无隐括之妙；入乎江西，则又腐熟，窃袭而乏警拔之意……以警拔之意而寓之以隐括之妙，盖已能去二者之病矣。其于江西之宗，殆入而能也者邪？

不论其论点是否中肯，但能出能入之态度，较时人偏于一端，已颇为通脱，折衷之意，亦甚明显。

总体而言，刘壎对宋诗之赏誉，实集中于对黄、陈、梅、欧、苏诸大家的评价上，而对宋诗流弊，亦不乏针砭，如《隐居通议》卷一，特录人论宋诗之弊数语：“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宋三百年人各自集，诗各有体，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二三巨儒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唐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入宋则文人多诗人少”。皆深中其病，毫不讳言。

（二）诗之“四层次”

刘壎出入于唐、宋，于调和、折衷唐、宋，颇具苦心，在时人纷纷说此是彼非时，他则费心探寻着“唐中之宋”与“宋中之唐”，其结论或不免仅为一家之言，其态度则是融通的、辩证的，这一点与清人颇有接近处，在元人中实不多见。同时，刘壎在探寻了唐宋诗体制、风格等异同外，实欲寻求二者之间更本质、更深刻的一致性，即一切诗歌艺术最为根本的东西。因而，刘壎论诗遂有“四层次”之说。在《雪崖吟稿序》中，刘壎论道：

忆尝与君登峰远眺，竹树晚凉，星河夜横，君索予说诗，予为言杜、黄音响，又为言陶、柳风味，又为溯“江沱”“汝坟”之旧，《生民》、《瓜瓞》之遗，又为极论天地根原、生人性情。语未竟，君叹曰：“旨哉！敢不勉。”

这段话实为刘壎论诗之核心。亦体现了当时较为风行的“宗唐得古”之诗学思路，由唐之体格，追汉魏之风骨，再由汉魏风骨，直溯风雅之遗旨。但刘壎不止于此，他由风雅之遗，归宿于天地根源、生人性情。因而，刘壎论诗实有“四层次”：第一层为“音响”，杜、黄为其极，则以唐、宋得之，此为格律一层；第二层为“风味”，陶、柳最得风神，则以唐、汉魏而得之，此深入到意境一层；第三层为“风雅”境界，从“诗三百”、六经中涵濡，乃得本原之养，指诗人精神、人格、气质之获得；第四层为“天地”境界，指超越于古与今，超越于声律、辞章、风味，乃至风雅、六经，而具万古不移之永恒所在，此为天地之根源，而存于天地之根源者，惟“生人性情”。前三层为学，为涵养，由近及古，由浅入深；最后一层则为不学，为悟，为超越，为直见本心、性情处，为天、地、人相合相应处。既以“生人性情”为诗之极境，则门户之见、诗法之说在他眼里自落入下乘，而唐与宋亦有了沟通的甬道，一切艺术亦有了它不朽之根本。因有此第四层，刘壎之诗论遂有一定的性灵化色彩。

刘壎虽标举“生人性情”，但对第一层之格律，也颇重视。其云：“体物精切者，诗家一艺也。”（《禁题绝句序》，《水云村稿》卷五）又云：“盖必雄丽婉和，默合宫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为主乃善。傥止以七字成句，两句作对便谓之诗，而重滞臃肿，不协格调，恐于律法未合也。”（《水云村稿》卷八）论黄载《斗蟆图》诗中亦称：“结句苦不紧峭，故不得卓然名世。”可见对格律之重视。在这一层，他甚为推崇唐人，言唐人“应虞韶、协汉律不传之妙”，“音节遒丽”云云，对宋诗中苏、黄等大家也多有称誉，屡屡称扬“少陵句法”、“山谷句法”。但是，刘壎虽重“音响”，却能不泥于“音响”，不以“格”害“味”，其云：“辞弥寡，意弥深，格弥严，味弥远。”（《新编绝句序》，《水云村稿》卷五）

对第二层之“风味”，亦多阐释，在《与赵仪可书》中特标“味胜”一语，且说明其境：“雍容委蛇，丰润畅达……虽其奔逸超绝处，正如天骥云，横视无际，而归沉郁倡叹。”可见其言“味”偏于情味盎然、意境浑然者。刘壎最推崇者乃“汉魏气骨”、“晋宋风度”。在《月厓吟月稿跋》中刘壎称道月厓君，“古体肖古，唐体逼唐，清丽圆活，言言冰雪”，“云行太虚”，“宛若晋宋间人”，“风韵如飞仙”，皆取其“风味”之长。其诗论中极重“诗味”，云：“味深以长，则骚坛百级，人人左次让先登矣。”（《李梅蹊燕台吟跋》，《水云村稿》卷七）评诗屡言“其味悠然以长”，“奇丽悲咤，趣味深长”，“殊有深味”（《新编绝句序》，《水云村稿》卷五）。

对第三层之以六经为涵养，得风雅之正旨，刘壎亦屡屡言及。他认为，作诗当取六经子史精读之，则“韵度不俗”（《跋石洲诗卷》，《水云村稿》卷七），“深严微婉，具有节度”（《傅庭茂诗跋》，《水云村稿》卷七）。刘壎甚重《六经》之涵养，在他看来，“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高明光大之学”（《答友人论时文书》，《水云村稿》卷一一），《六经》之文“俱出圣笔”，宜以为宗，调养性情，方能得诗之正旨。他赏誉傅庭茂：“诗和平酝藉，云闲霭润……识雅人深致。评者俱谓乃祖通守公六义正传，流芳至此。”（《傅庭茂诗跋》，《水云村稿》卷七）这些阐释，使刘壎之诗论，亦沾染了一些儒家正统色彩。

其重学、宗经、宗唐、得古融为一体，“汉魏气骨、晋宋风度、唐宋格法，当奄有之以集大成”（《雪崖吟稿序》，《水云村稿》卷五）），且最终皆归宿于“生人性情”。则“由学而至于不学”，以包罗万象之心灵，独运灵思，超迈万有，直见本心。刘壎所言“天地境界”，即“性情境界”，受到陆学之影响，陆九渊称：“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五）以“性”合于“心”，做学问、做诗文惟求理会本心，直见本心，则通于天地。

刘壎受陆九渊影响颇深，他在《朱、陆合辙序》中云：“陆学主于超卓，直指本心。”在《象山语类题辞》中盛称陆九渊“先生直天人也”，“天高日精，千古独步”，《隐居通议》中还多处引陆九渊论诗之语，因而刘壎论诗之“四层次”，折衷唐宋，实均沾染着较浓厚的心学色彩，这是元代江西诗人们的共通之处。欲超越于门户之见，唐宋之争，惟有寻求诗歌艺术更本质的一致性。因而，“天地性情”成为了他们最终的指归，赵文之“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萧汉杰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一），刘将孙之“诗本出于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本此诗序》，《养吾斋集》卷九），吴澄“品之高，其机在我”（《孙静可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三）皆由此而发。

刘壎以“生人性情”为诗之极境，虽有性灵化倾向，但与赵文、刘将孙、杨维桢诸人之以性灵论诗又有不同，后文再作申论。

宗唐性灵派之初音

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原文化、汉民族之精神亦受到重创，儒家之正统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与否定，因而，一部分儒者致力于保护和传承儒学之种子，欲使正统不坠，一部分士子则由此反思传统，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元初之遗民，深含着“千古之愤”，郁积着生命之悲感，因而，以诗歌来发抒一己之情怀，表达一己之思考的诗歌风气在元初诗坛开始兴起。元初之代表人物有赵文，元中叶有刘将孙、刘诜，元末有杨维桢、顾瑛、倪瓒等出来，光大此派。他们的诗学思想对于明清性灵派不无先导之功。

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言，这种尊重个体、崇尚抒写一己之真实性情的风气，在宋末已经出现。当四灵诗以其工巧、清新的律绝崛起于诗坛，实际上，已掀起了一场反对“以理为诗”的诗歌思潮。他们野逸而富有情韵的诗风，直接影响到其后的江湖诗派。包恢、戴复古、刘克庄皆曾提出重视个体情性的诗歌主张。包恢《论五言所始》称诗人要“自咏情性，自运意旨，以发越天机之妙，鼓舞天籁之鸣”；刘克庄主张诗人作诗要“流出肝肺”（《后村诗话》卷一）；戴复古诗云：“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论诗十绝》）元初有诗人汇于这股潮流中，北人胡祗遹之诗论已初露端倪，其云：“作家非悦人，形写胸中妙。”“人生各有嗜，一一岂同调”（《自适》，《紫山大全集》卷二），《文笔末事》中更称“若无一字从自己心肺中流出，真道听途说耳”。《四库全书总目·紫山大全集》评其诗文“自抒胸臆，无所依仿，亦无所雕饰”（卷一六六）。

赵文则为元初文学界全力张扬性灵的第一人，《四库全书总目·青山集》称其诗文：“皆自抒胸臆，绝无粉饰，亦可谓能践其言矣。”（卷一六六）他在《送罗山禺序》中自称：“余畸人也，畸人之言，率与时左。”且倡言：“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萧汉杰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一）其呼声为元代诗坛注入了颇为新锐的精神。

赵文（1238—1314），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庐陵（今属江西）人。宋景定、咸淳间三贡于乡，入太学为上舍，宋亡入闽，依文天祥。元兵破汀洲，遁归故里，后为东湖书院山长，寻授清江儒学教授。有《青山集》8卷。

《四库全书总目·青山集》颇责其“沧桑以后，独不深自晦匿，以迟暮余年重食元禄”（卷一六六），然亦称道其诗文，“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拟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亚乎”！赵文以一敏感文士，经历宋亡，又亲随文天祥，辗转流离，出生入死，沧桑历尽，感慨遂深，则文学之途，于他不复为逞才之场，亦难为“风雅”之寄，惟有“千古之愤”不得不发。因而极力主张写诗要抒写情怀，要无所傍依。《元诗选》二集《赵文小传》称：“青山为诗文，脱略涯岸，独自抒其所欲言。”刘壎《青山文集序》亦云：“盖君所著，体裁丰茂，新意川赴，抚事感怆，时有千古之愤。”脱略涯岸、纵意笔墨处，独抒性灵，独见血泪，独留千古怆然。其诗文、诗论都超越于宋代种种门户流派之上，率以“畸人之言”，独标性情。

赵文论诗，首标“性情”。其性情观较传统之“诗吟咏性情”，实有不同。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尚“真”，贵“天然”

赵文所谓“情性”，一归于“真”，一本于“天然”。其云“郎时杯酒不须名，最爱先生醉是真”（《寿王余庆》），此中之真味正是他所标举之“情性”。在《黄南卿齐州集序》中，赵文论及此意：

五方嗜欲不同，言语亦异，惟性情越宇宙如一。《离骚》崛起楚湘，盖未尝有闻于北方之学者；而清声沉着，独步千古，奇哉！后来《敕勒川》之歌，跌宕豪伟，彼何所得诗法？

“惟性情越宇宙如一”，视“性情”为天地间最为永恒所在。此“性情”《离骚》中有，《敕勒川》中有，所以二者皆可度越南北，“独步千古”。赵文多处对《离骚》评价极高，正是因其中流转着一股至真至性之情，哀感动人。历来人们对《离骚》有褒有贬，自司马迁“《离骚》，盖自怨生也”一语出而发挥此意者多。正统儒生，多以《离骚》有失中和之美、性情之正而有所贬抑，然赵文特以“性情”来推许，足见其所谓“性情”，乃至真之情。赵文作有不少汉魏乐府古题，如《婕妤怨》、《有所思》、《公无渡河》、《团扇歌》、《丁督护》、《上陵》等，这些乐府诗本身常蕴含着一个个悲感凄怆的故事，他诗前以小序叙之，情文流荡，感怆缠绵，绝少拟古者常有的刻画、矫揉，惟见真情真性而已。如《上陵》诗：“上古陵，古陵无可上。苔雨绣涩，草烟凄怆，鸱鸮号荒林，狐狸穴空圹。”《铜雀台》：“朝望西陵墓，夕望西陵墓。望望不复归，月朝又十五。月朝十五可奈何，更对空帷作歌舞。铜雀昂然飞不去，当时美人发垂素。我生不如陵上树，年年树根穿入土。”此类深于情者之传说，皆为赵文倾力传扬。

尚“真”，则必本于“天然”，赵文论述此意甚多。其云：“诗之为物，譬之大风之吹窍穴，唱于唱喁，各成一音；刁刁调调，各成一态；皆逍遥、皆天趣。”（《黄南卿齐州集序》，《青山集》卷二）谓诗之至者，如天风之吹窍穴，一音、一态，皆天真、天趣。在《萧汉杰青原樵唱序》中，赵文发挥此意更详：

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何独樵者？彼樵者，山林草野之人，其形全，其神不伤，其歌而成声，不烦绳削，而自合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清风吹衣、夕阳满地，忽焉而过之，偶焉而闻之，往往能使人感发兴起而不能已，是所以为诗之至也。后之为诗者，率以江湖自名。江湖者，富贵利达之求而饥寒之务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不全而神伤矣，而又拘拘于声韵，规规于体格，雕锼以为工，幻怪以为奇，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是以后世之诗人，不如中古之樵者。

这段话使赵文之性情说，有了颇明显的性灵化倾向，直导明清性灵之先声。这段话无疑亦使得赵文在唐、宋诗之间，获得了与唐人相通、而与宋人迥异之精神气质。唐诗情韵丰沛、兴发感动，此“情”与“兴”之特质，正合于赵文所倡扬的诗歌精神。而宋诗尚理、主意，重内省，少情致，“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与赵文所提倡的“感发兴起”、“不烦绳削”、一片天趣，自难相谐，因而，赵文对宋诗的反感，不仅限于宋诗末流刻画、雕锼，求工、求新之弊，整个宋诗范式，重学问而不重感发，重法度而不重灵机，重思而不重兴，重理而不重情，皆与他之倡扬相异，所以他自认与整个宋诗潮流相左。因而，从表面看，赵文直接称道唐诗、攻讦宋诗的地方并不多，然就其本质而言，他对宋诗范型之反叛最为彻底，对唐乃至汉魏精神的回归最见本质。又，赵文倡言“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在《此心堂记》中亦云：“自有天地，而此心行乎其间矣。《传》有之：人者，天地之心。均谓之人，则人人皆天地之心。”皆云人与人之无分别，标志着对个体性情之尊重，与儒家注重群体的、规范的性情已有了极大的区别。同时，他之所谓性情，必形全而神不伤，保有其天然之态，所谓“诗之至”者，亦不过“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清风吹衣、夕阳满地”时，感发兴起，率真而作，此亦天机自动，天籁和鸣。此之性情，实与明清之性灵，颇为接近，这里所谓的诗之“天”，“即是性灵二字之注脚，愈与尘世远，则其天愈全；天愈全，则情性愈真”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页121。

本于此，赵文对于好讲法度、诗法实有不满，“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郭氏诗话序》，《青山集》卷一），若“拘拘于声韵，规规于体格”，则“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侈言法度，分门别户，标榜某体某格，伤于天然，害于性情，实不足取。但是赵文也并非尽废“说诗”，尽废法度，惟以不伤性情为是。其云：“汉人称说诗解人颐，诗非痴物，说诗者必使人悠然，有得于眉睫之间，乃为善尔。”（《陈竹性岀后赘吟序》，《青山集》卷一）又云：

固，诗病也；有心于为不固，亦病也……近世诗人，高者以才气凌驾，无复细意熨帖；下者纤软稚弱，固不足论；工者刻削过当，去情性绝远；疏者则苟简灭裂，虽律诗亦不必留意属对矣。如此而谓之不固，是诚不固也。（《高信则诗集序》，《青山集》卷二）

拘泥于诗法、刻意于破除诗法，都有失天然之道，“固”与“不固”，若“有心”而为，皆为诗病，他所诋斥的四种流弊：高者、下者、工者、疏者，都有刻意为之之病，因而去情性绝远，则他之对于法度，既非一味拘守，落于刻削；亦非一味肆意，不加收拾。因而，对于格律精严的杜诗，他亦深致称许，“少陵句妙惊山鬼，老子心闲养谷神”（《寿王余庆》）。可见，唐诗之美与老庄之闲足可相谐成趣，共同构成其理想之生活样式：“吟吾诗，可以写性情；涉吾园，可以观生意；扫地焚香，啜茶观画；弄琴临帖，投壸雅歌；丹经内典，潇洒送日，吾以为亦似足乐也。”（《乐此堂记》，《青山集》卷四）

（二）以“化”为学

赵文对诗法虽取不废亦不拘的态度，然皆以得“性情”为本。同样，赵文对于学诗之道，亦本于此。他对于当时人学唐、溯汉魏之风气，对于崇李、杜，宗韦、柳之主张，并无别见，但是，他反对高言学唐、学《选》，却学而不“化”，学其诗，却失其“人”，徒得皮相，心肺不异。因而，他极力倡导，学唐、学汉魏，乃至上古之诗，最重要的是要获得诗中人之性情、精神，即以古人之诗，化己之性情，使己之心灵得古人“萧然”之意，得古人“高标”之格，则其诗“意到语适，自清自好”（《郭氏诗话序》，《青山集》卷一）。在《诗人堂记》中，赵文较充分地阐述了这种主张：

近世士无四六时文之可为，而为诗者益众。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骚》，言《选》，言杜，出入韦柳诸家。下者晚唐、江西，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马队之间者，鲜矣。是虽山林介然自守之士，忍饥而长哦，抱膝而苦调，未尝无之，然终不能胜彼之多且雄也。故今世诗多而人甚少，其少者必穷必祸，虽有高古之诗，且将流落散逸泯焉以无传，甚可痛也。有常萧然山水间，无求于世，研朱点易，扫地焚香，庶几不失其所，以为人者，有能为诗以咏歌其情性，谓之诗人可也……以学为人，次学为诗，要使百年之后，诵其诗、论其人，而无愧于此文。

他所呼吁的是真诗人，是“翛然于溪水之上”，“浩然于天地之间”（《王奕诗序》，《青山集》卷一）的介然之士，是“宽闲之野、寂寞之滨”忽焉所感的“真人”，则赵文所称道的这类真性真情者，实带有宋元之际，隐居于山巅水涯、遗世独立的遗民意味，从这一点而言，赵文之倡言“性情”，既不同于刘壎，极力主张以学问为涵养性情之要径，“当使胸中有数百卷书，韵度不俗，乃可下笔”（刘壎《跋石洲诗卷》，《水云村稿》卷七），“取六经子史精读之，又取诸传记、百家杂说博读之。又取骚、选、陶、韦、柳与李、杜盛唐诸作，国朝黄、陈诸作熟读之”（刘壎《跋石洲诗卷》，《水云村稿》卷七），以学问与性情相济；又不同于元末杨维桢、顾瑛一类，嗜奇好新、标举特异的性情之论，后者更多张扬个性、以逸乐雅趣为其基调，融入了更多的批判意识和近代精神。

比较而言，宗唐性灵派之宗唐观念较其他几派要淡泊，更确切地说，要更含浑、脱略，他们没有强烈的宗唐主张。没有明确地宗法某家某体之论，但在唐诗、宋诗两种迥然的诗歌模式上，性情之说，性灵化的倾向，即是对宋诗主理、尚意思潮的一种反驳，是向唐诗主情风格的回归，尤其是对诗歌感兴力量的倡导，对诗之“人”的呼唤，都与唐诗之精神甚为相合。因而，亦推助了有元一代“宗唐抑宋”的诗学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