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续养生论》看苏轼对儒释道的融摄

四库馆臣在为《周易参同契通真义》这本著作写的《提要》中说道：“后葛洪《神仙传》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是《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云云。今案其书多借纳甲之法，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要，以阴阳五行昏旦时刻为进退持行之候，后来言炉火者皆以是书为鼻祖。……《唐志》列《参同契》于五行类，固为失当；朱彝尊《经义考》列《周易》之中，则又不伦；惟葛洪所云得魏伯阳作书本旨，若预睹陈抟以后牵异学以乱圣经者。”四库馆臣既不赞同将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列入五行家，也不同意将此书归入《周易》之中，而认为此书主要是谈论炼丹之作。这个观点抓住了该书的中心，反映了该书所谈论的实际内容。而本书所论述的龙虎铅汞说在该书中的论述在道教炼丹史上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故而后来者多是祖述其说。

《参同契》有关龙虎铅汞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九章，其中说道：“《火记》不虚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炉，白虎为熬枢，汞日为流珠，青龙与之俱，举东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任法融在《周易参同契释义》中对此解释道：“白虎铅居于坎炉之内，（下弦）隐于丹田之中，炉下是燃火之枢机，因此说‘白虎为熬枢’。青龙汞在离鼎之中（上弦）藏于泥丸之心，汞性如水之流，体若珠之圆，滚动不定，故曰‘汞日为流珠’。驱使鼎中青龙汞下与炉内白虎铅相与俱会，丹胎由之而立。故曰‘青龙与之俱’。”任道长在此解释了青龙与白虎相会凝结为丹，由此可见，《参同契》的龙虎铅汞说是阐述内丹凝结的理论。而这个名称的由来，任道长也做了解释，他接着说道：“青龙属阳居离宫，列东方为木，为魂，白虎属阴居坎宫，寄体于西为金，为魄。青龙与白虎相交之后，自然水火既济，金木交并，魂魄相拘，东西合会，当此之际，铅汞相接。故曰‘举东以合西，魂魄自相拘’。”原来龙虎、铅汞、木火、金水、坎离这些两两相对的说法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意思则是相近的。因而，朱熹总结道：“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结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成丹。”《参同契》的龙虎铅汞说基本上主导了后世内丹的发展，之后道教的又一经典《悟真篇》更是具体而微地发展了这种学说。其中有言道：“震龙汞出自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因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

苏轼正是在《参同契》与《悟真篇》以及道士们的修炼内丹背景下来阐述他的龙虎铅汞说的，我们来看看苏轼龙虎铅汞说的内容及有关思想的特点。

苏轼在《续养生论》中说道：“郑子产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论六情十二律，其论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廉贞故为君子，贪狼故为小人。’予参二人之学，而为之说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为心，水为肾。故五脏之性，心正而肾邪。肾无不邪者，虽上智之肾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肾听命也。心无不正者，虽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肾为政也。知此，则知铅汞龙虎之说也。”心正而肾邪，故上智常不淫者，肾听命于心；下愚常淫者，心听命于肾也。而龙虎铅汞说也是主张以心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提出的学说。

在该文中，苏轼说道：“何谓铅？凡气之谓铅，或趋火蹶，或呼或吸，或执或击，凡动者皆铅也。肺实出纳之。肺为金，为白虎，故为铅，又曰虎。何谓汞？凡水之谓汞，唾涕脓血，精汗便利，凡湿者皆汞也。肝实宿藏之。肝为木，为青龙，故曰汞，又曰龙。古之真人论内丹者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说者也，方五行之顺行也，则龙出于水，虎出于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肾为政，声色外诱，邪淫内发，壬癸之英，下流为人，或为腐壤。是汞龙之出于水者也。喜怒哀乐皆出于心者也。喜则攫拿随之，怒则殴击随之，哀则擗踊随之，乐则抃舞随之。心动于内，而气应于外，是铅虎之出于火者也。汞龙之出于水，铅虎之出于火，有能出而复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苏轼将铅与肺心关联在一起，相应地，汞就与肝肾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与朱熹相同，而与《参同契》、《悟真篇》等道教经典中的关联正好相反。对此差异，笔者在其他书中做了探讨，在此不再赘述。苏轼此段的中心意思是汞龙出于坎卦，为水，铅虎出于离卦，为气。如果“心不官而肾为政”，则“声色外诱，邪淫内发，壬癸之英，下流为人，或为腐壤”。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得“心之官正而肾听命”，实现五行颠倒，龙出于火，虎出于水，龙虎交媾，凝结成丹。

苏轼又说道：“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龙当使从火出，虎当使从水生也。’其说若何？孔曰：‘思无邪。’凡有思皆邪也，而无思皆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无思而非土木乎？盖必有无思之思焉。夫无思之思，端正庄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然卒无所思。”“无思之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扫除了一切不应有的念头。苏轼认为要做到五行颠倒就必须做到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就是内心不要受到外界诱惑、自我欲望的控制，所思所念都应当是“端正庄栗”的，这就是无思之思，实际上就是所思所念都是正当的，此即为正思。而依此正思行事，最后连这个正思的念头都不能有，这就是“无所思”。在苏轼那里就是道的境界，当然这个境界是与无思之思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什么也没有的无思，即苏轼所说的土木之无思。要做到五行颠倒就必须做到以上所说的“思无邪”。“思无邪”从根本上讲就是由自我之心做主，将自我之心确立起来。这就与前文苏轼说到的“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肾听命也。心无不正者，虽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肾为政也”相呼应。综合二者而言，苏轼以为只有做到了肾听命于心才能做到“思无邪”，才能做到五行颠倒。由于肾听命于心，铅气就不是“心动于内，而气应于外”。此气应于外否要受到自我之心的支配，该应的则应，不该应的则不应，那么气就不是受到自我欲望的驱使了。同理，汞水也不是“壬癸之英，下流为人，或为腐壤”，则铅气下沉，汞水上升，铅汞相交，坎离交媾，就实现了五行颠倒。

在《续养生论》中，苏轼不仅将儒家的“思无邪”与道教的修炼功夫联系起来，还引用了佛教的语句，其融合儒释道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苏轼是在“无思”这个儒释道共同点上进行融合的，即是说五行颠倒的关键就是要做到儒家“思无邪”，而“思无邪”也强调最终要做到无思，而道家也是以为只有做到无念才能实现五行颠倒。这在《龙虎铅汞说寄子由》中有很好的讨论。苏轼在阐释了儒家的思无邪之后就说道：“如龟毛兔角，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是之为戒。戒生定，定则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则心火不复炎上。火在《易》为离。离，丽也。比有所丽，未尝独立，而水其妃也，即不炎上，则从其妃矣。水火合则壬癸之英，上流于脑，而益于玄膺，若鼻液而不咸，非肾出故也，此汞龙之自火出者也。”在这里，三教思想互相交融，苏轼出入佛老而又坚持了儒家入世的精神。思无邪引自儒家经典，无疑有儒家的特色；从整体上讲亦是谈论内丹的修炼，中心思想渗透着道教修炼的内容；而其中的“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又是直接引自佛教经典，因而又有着佛教的思想。但这几句与佛经有关的话却遭到了多方误解。在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中，这句话的断句为“如龟毛兔角，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是之为戒”，而钟来茵也完全接受了这种断句，近年出版的《苏东坡全集》也是照样袭用这种断句，都没有察觉到这句话中的关键词句来自佛经，因而做出了错误的分析。对于“非作故无，本性无故”的理解，道源法师在《〈圆觉经〉之知是空华》中解释道：“‘非作故无，本性无故’，这叫彻底观空，不是你用功修行把它修无，因为它本来没有。虚空里生了花，我要怎样把虚空花扫除掉？你用不着扫除，虚空花不是你扫除才没有，它本来就没有，你把它观空就好了。‘非作故无’的‘作’是修行，不是你修行才没有，身心之相是空花，生死轮转还是空花。空中本来没有花，并不是你用什么功夫，把虚空打扫清净，把空中花除掉才没有花。空中的花是你病眼生的，你把病眼治好，自然看不到空中花。身心之相、生死轮转，是由你的妄心生出来的。你现在不但是正知，而且是真知，把妄心空掉，哪还有身心之相、生死轮转呢？大家都说佛教太高深了，因为信了佛，不见得修行；天天修行用功，不见得会修行。无明烦恼是从你的妄心生出来，修行用功是断烦恼、破无明，不是修圆觉妙性，圆觉妙性不是你修出来的。你会用功，先降伏你的妄心，再断除你的妄心，妄心没有，无明烦恼空了，无明烦恼本来空，因为没有本体、没有自性。”佛经认为人的本性本来是空无的，这种空无并非是我们的修养修炼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如此。苏轼认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有助于持戒。可见他是用佛教的思想来对治我们后天中容易超出一定规范的欲望，说到底就是治疗我们的贪欲，从而使得我们的行为符合规范，既有益于社会和他人，也有益于自身。苏轼在此援佛入儒的意图是一望而知的。总而言之，苏轼在此处一小段中融合了三教的思想，不拘一格地借鉴各家的思想来构建其独特的思想理论。

根据以上的引文，苏轼以为如果心火不向上炎，则必然要附丽于他物，因为火有依附的特性。“而水其妃也，即不炎上，则从其妃矣”，水火合则壬癸之英上流于脑，而从口中溢出。从口中流出的壬癸之英不咸，因为它不是从肾中流出，而是从火中出来的缘故。在该篇的末尾，苏轼说道：“汞龙之出于水，流于脑，溢于玄膺，必归于根心。火不炎上，必从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坚，达于四肢，洽于肌肤而日壮，究其极，则金刚之体也。此铅虎之自水生者也。龙虎生而内丹成矣。故曰顺行则为人，逆行则为道，道则未也，亦可谓长生不死之术矣。”与《龙虎铅汞说寄子由》中相关思想的语句合看，则其意思更加明显。苏轼说道：“仍以空气送至下丹田，常以意养之，久则化而为铅。此所谓‘虎向水中生’也。”意思是壬癸之英下流入下丹田，化而为铅虎，龙虎相交而凝结成内丹。

在《龙虎铅汞说寄子由》中，苏轼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道：“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离者。坎离交则生，分则死，必然之道也。离为心，坎为肾，心之所然，未有不正，虽桀、跖亦然。其所以为桀、跖者，以内轻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尔。肾强而溢，则有欲念，虽尧、颜亦然。其所以为尧、颜者，以内重尔外轻。由此观之，心之性法而正，肾之性淫而邪。”内轻外重，因而做出违反心意而迁就欲望的事情，就是受到欲望的支配，而不由内心做主，就不能实现坎离交媾，“分则死，必然之道也”。所以交媾的关键就是由心做主，而不能由肾做主，不能“内轻外重”，不能出现“心不官而肾为政”的情况。苏轼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解释怎样才能实现坎离交媾以及为什么不能做到坎离交媾。关键就是要将心的作用确立起来。这就将修炼功夫与平时的行为关联起来，不能以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修炼就一定能做到坎离交媾，要意识到做到这一点与平时的为人和行事大有关系，只有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加以专门的修炼和升华才有可能做到坎离交媾。而在做专门的修炼功夫中，一定要做到“思无邪”，“卒无所思”，“今吾寂然无所引于外”，才有可能修炼好此功夫。在苏轼看来，无所思是儒释道的共同点，因而苏轼以此为途径将儒释道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此龙虎铅汞说典型地体现出了苏轼对儒释道融合的思想。

当然道教也非常重视日常的功课，认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修炼好内功。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道：“炼己之要，莫先于惩忿窒欲。忿气者，躁性之邪火，磕着撞着，即便发作，性命不顾，生死不计。如大火烧山，莫可遏止。若不用功惩治，锻炼为无烟之物，最足陷真。”但是苏轼强调的是按照儒家的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这一点不为道教所赞同。因而虽然在律己的看法上相同，但是针对具体的行为规范，站在儒家立场上的苏轼与道教毕竟还有所不同。

综观全文，苏轼以为炼丹的关键是要使得心之官正而肾听命，如此才不使得心火与肾水放任自流。自立的主体能够使得心火与肾水改变方向发生上下交流。从其心之官正来看，这种思想无疑主要是属于儒家的，但是从其目标来看，其修炼的目的是要达到道教长生久视之效。这满足了我们想长生与年轻的梦想，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由此可见，这些思想融合儒释道的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与做专门的修炼相比，苏轼所认为的要实现坎离交媾必须将心的主宰作用确立起来是从平时的要求来说的。就是说，修炼内功不只是做专门的修炼功夫，它的修成与否与平时的为人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一个人日常生活中养成了阴险狡诈、贪婪忿躁的本性，则他是修炼不了坎离交媾的内功的。如果要修炼此内功，要在平时的生活和修炼的过程中逐步改变自己的这些品行，然后才能为此修炼扫清障碍。而在做专门的修炼功夫中苏轼强调了要做到心无所念，做到寂然无所引于外，要入定，“定则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则心火不复炎上”。所以，在修炼过程中心无所思是实现坎离交媾的关键。前面说到此专门的修炼功夫要得到平时的修养的支撑，否则也是纸上谈兵，一事无成。而苏轼也是注意平常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内心的平静和无思，如此，苏轼修炼此功夫就不仅限于做专门的修炼之时，平时的功夫不仅是修养自己的身心，也可以随时随地地修炼此功夫，贯穿在全部的生活之中。概言之，苏轼以为要修炼好此内功，必须做到两点，首先是将心的主宰作用确立起来，让肾听命于心。第二，要做到心无所思，心无所引于外，心火不复炎上，水为其妃，则必从之，就实现了水火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