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诗塾 大家论诗

王国维《谈学人之词:朱孝臧为极则》

谈学人之词:

朱孝臧为极则

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疆村词》之隐秀,皆在半塘老人上。疆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见及。

这则词话评点的是清代大盛的学人之词。光绪年间,在谭献编选《箧中词》时,明确提出了“学人之词”的说法。清代词人多为学者,推动了学人之词的兴盛。在嘉庆道光以后,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和周济为了推尊词体,大力倡导词中要蕴含学问,提出“比兴寄托”的论词主张,认为重视寄托和强调学力是统一的,对吴文英晦涩多典的词作推崇愈高。

学人之词起源可追溯至宋代,以学治词在苏东坡、周邦彦、辛弃疾等人那里就有所体现。但那时学人词多被认为是词中充满理学气息,直到清代,学人以学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词体,为推尊词体而提出把学识融入词中的观点,因此学人词带有强调学力、注重学养的特点。

强调学力与推尊词体

王国维的这则词话,可能是因为涉及“近人”,所以说得颇为讲究。先是说谭献词“深婉”,朱祖谋词“隐秀”,并将他们都置于“半塘老人”王鹏运之上。在谭献与朱祖谋之间,又以朱祖谋为胜。朱祖谋是晚清时期师法吴文英词的引领者,按照王国维此前对吴文英词“肤浅”的贬斥,对朱祖谋也当持否定态度才对,可王国维居然认为朱祖谋的情味反在吴文英之上。

之所以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评价,是由于王国维认为,尽管朱祖谋在整体方向上不如吴文英,但所学习的并不限于吴文英一家。朱祖谋的作品,融合了王安石、欧阳修的“高华”,以及姜夔的“疏越”,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谓“高华”,可以理解为声调高逸,所谓“疏越”,则是形容余韵不绝。这样一来,学人之词也就具备一些传统词体的特征了。不过学人之词,终究是以“学”为基本,张扬了才学,却压抑了真性情。这样一来,王国推崇的“自然神妙”,自然难在学人之词中找到了。

宋代诗学的理化风气很重,但在词学上的表现并不明显,因为宋人认为词宜言情,与理学无关。理学家认为诗、词在文题价值上是有高下之分的,学问可以通过诗来阐述,没必要写入词中。对于这样的现象,钱锺书也注意到了:

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清代学人对词体的看法就较为多元了,既有以纪昀为代表的鄙夷词体的一派,也有许多对词持宽容态度的学者。王国维的词里就包含着学问,他的学问主要表现为人生境界、哲理境界,而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沈曾植则是“学人之词”的另一类代表。

沈曾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不仅精通经、史,对佛学、刑律等也很有研究。他十分注重经学,常化用儒家经义以为词,将经学典故融入词中,许多词在遣词造句上也运用了经学内容,使词意隐晦难懂,再融入玄言佛理,就更加难以理解了。这样极端的学人之词,蕴含了太多学问,没有笺注很难读懂,推尊了词体却掩盖了词人该有的才情。

开阔胸襟与提升词境

如何用词表现才学,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同的表现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境界。如只以“掉书袋”的形式,在词中一味使用冷词僻典,将词当成卖弄学问的手段,虽然也属于学人之词,但境界无疑是低的。如果能把词当作探讨学术之余的怡情娱乐,这样的词作并不堆垛典实,反而任情多趣,这样的学人之词比炫耀学问的作品当然境界有所不同。

还有一种词,将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相结合,强调学问对于词作的重要性,但也不主张直接把学问变成词的内容,或用词来探讨学问,而是提倡以学化情、以理融情,用学识来提高境界、开阔胸襟,也就是明末着名诗人冯班所说的“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词人与学人的身份才是统一的。

文学作品需要创新,这既是创作者的压力也是前进的动力。创新的方式很多,在词这种文学形式中,主要表现为意境的拓展和提升。清代的学人之词也是一种创新,经过净化与升华,塑造了更为深微的艺术境界。诚然,学人之词也无法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若将逞才使气当作词的重心,刻意追求艰深晦涩,就失去词的意义了。不过,整体说来,这些弊病并没有影响清代词人在推尊词体、提升境界等方面的成就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