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学与工：
易学难工，难学易工
文、诗、词三种文类，在浩瀚的文学史上各有精彩的代表作，无法分出高下。那么，在难易程度上能否作出比较吗？对于这个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给出了答案：
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
散文容易学而难以精巧，骈文难学而容易精巧；近体诗容易学而难以精巧，古体诗难学而容易精巧；小令容易学而难以精巧，长调难学而容易精巧。王国维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观点，同样是以“境界”为标准的。
散文对形式上的要求较少，所以容易入手，但讲究的是在看似随意之中写出神采，这样的分寸其实是很难拿捏的，所以王国维说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在句式、对偶、用典等方面有许多规范要注意，所以初学者大多把握不好，然而这些不过是形式上的东西，只要多写多练，自然便熟悉了，所以王国维认为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对格律、对仗的要求甚是严格，所以入门也难，但领会之后，也不难做到工整，古体诗在形式方面的限制很少，所以初学容易，但要真的写好，却并不简单。至于小令与长调的区别，归根结底讲究的主要也就是伫兴而作和布局的差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反复表达过重北宋轻南宋的整体评价，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南宋词则多是长调，于是北宋词的文体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就在这种简单的比较中凸显出来了。
骈文与散文的区别
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其形式特点主要有两点——对与典。
所谓“对”，是说声调韵律要讲求平仄相对；遣词用字要讲求意义相对。言要对，事也要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正对，如吴均的“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反对，如庾信的“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
所谓“典”，是说应按照古文的言辞与话题来创作，达到意婉而尽、言不尽意的效果。例如，六朝崇尚“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是这样表现的：“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
若将骈文用来叙事会显得过于模糊，但作为情绪化、形象化的叙述，则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自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与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
散文讲求的是形散神聚。“形散”既指题材广泛、写法多样，又指结构自由。“神聚”既要求中心集中，又要有贯穿全文的线索。散文不管写人还是写事都是为情感服务的，情感体验就是“不散的神”。
古体诗与近体诗的易与同
古体诗也称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按诗句的字数不同，可分为四言、五言和七言等。《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多为四言，到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其中以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最为着名。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诗句长短不齐的则是杂言诗，《诗经》和汉乐府中都有不少杂言诗，到了唐朝这种诗歌发展的顶峰，杂言诗中也涌现出不少经典之作，如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或格律诗，对句数、字数、平仄、押韵都有严格的限制，分为律诗和绝句，又各有五言、七言之别。
古体诗和近体诗，在字数、句数、格律、用韵上有所不同，但对“意象”都是同样重视的。
意象是诗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诗一般不会整篇全用抽象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情感，于是就要借助意象了。所谓意象，是指融汇了诗人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诗人内心的主观世界和他面对的客观世界，要靠意象来沟通，因此不管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很重视意象的作用。
小令与慢词长调的难易
《花间集》收录的都是诗人所作的曲子词，其中多半都是小令。一方面因为小令的格式同诗相比，较为接近，诗人写小令更加顺手；另一方面，慢词长调当时是流行于市井的俗曲，而诗人通常自命高雅，他们不屑于写这样的里巷俗歌。
慢词长调虽不够高雅，可学起来却并不简单，由于要配合音乐的曲谱，所以对格律要求更加严格，字句也不能像诗那么随意。慢词长调要铺排，既然叙述得铺陈开来，自然不能只以一个重点的感发为主，初学者的难点多在这方面。
王国维认为小令比长调易学，却比长调难工。因其难工，所以更有文体意义和审美价值。
王国维的这则词话源于袁枚的《随园诗话》，“吴冠山先生言：‘散体文如围棋，易学而难工。骈体文如象棋，难学而易工。’余谓古诗如象棋，近体如围棋”。王国维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词的小令和长调也包括进来。
袁枚这样解释自己的观点：“作古体诗，极迟不过两日，可得佳构；作近体诗，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今人动轻近体，而重古风，盖于此道，未得甘苦者也。叶庶子书山曰：‘子言固然，然人功未及，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知言哉！”
不过，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任何一个文类都有其辉煌的佳作，简单地按照类型为它们分出难易高下并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