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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道淡泊做宰相——读许衡、刘秉忠词

僧道淡泊做宰相——读许衡、刘秉忠词

皇粮虽陈,不好白吃。这是历代为官之人的感叹。

元朝前期,有一位大儒叫许衡,他有一阕很直白很平淡的述怀之作《沁园春·垦田东城》:

月下檐西,日出篱东,晓枕睡馀。唤老妻忙起,早餐供具:新炊藜糁,旧腌盐蔬。饱后安排,城边垦劚,要占苍烟十亩居。闲谈里,把从前荒秽,一旦驱除。为农换却为儒,任人笑、谋身拙更迂。念老来生业,无他长技;欲期安稳,敢避崎岖。达士声名,贵家骄蹇,此好胸中一点无。欢然处,有膝前儿女,几上诗书。

许衡是曾经官至正二品的宰辅大臣(中书左丞),因常常在朝堂之上向皇帝忽必烈没完没了地讲述儒家的义理王道,教化人心,被急于增加朝廷财富、讲求功利的忽必烈冷淡,被多数官员嘲笑而辞官。后来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授蒙古贵族子弟。学生中官至宰辅大臣的十来人,任地方长官的数十人,但是始终与最高统治者若即若离,内心深怀道殊途异之悲,最终选择退居乡里,躬耕自适的生存方式,不在乎被人说牛说马,说迂说拙;不在乎官家职务,达士名声;不在乎粗茶淡饭,垦荒辛苦。从心底完全满足于“膝前儿女,几上诗书”。

这是一位坦荡脱俗的真儒家,其无怨无悔让人敬佩。另有一位与许衡同朝为官,内心深怀归隐之志,长年以僧道之身跟随忽必烈鞍前马后建功立业的奇人刘秉忠,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他有一阕表白心志的《洞仙歌》:

仓陈五斗,价重珠千斛。陶令家贫苦无畜。倦折腰闾里,弃印归来,门外柳,春至无言自绿。山明水秀,清胜宜茅屋。二顷田园一生足。乐琴书雅意,无个事,卧看北窗松竹。忽清风、吹梦破鸿荒,爱满院秋香,数丛黄菊。

这阕词借写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隐晦地感叹为官之难,表达出归隐赋闲的心愿。

说来也怪,古来胸有大志,腹有才学,以至君尧舜为己任的许多才子,大多不得志,有的甚至非常不幸,悲愤而终。倒是像许衡、刘秉忠这种恬淡之人,不求官而得官,不求名而得名,不求利而得利,真让人不可思议。

说刘秉忠身世奇特,一点也不夸张。刘秉忠祖辈是辽宁人,曾祖和祖父是金国邢州(今河北邢台)的地方官。金国灭亡之后,其父又被蒙古人任命为地方官,但必须以刘秉忠到帅府作人质为条件。当时刘秉忠才十三岁,元帅看他聪明可爱,便请老师教他读书习艺,四年后便在邢台节度使官府任命了一个官职给他。当官五年之后,他厌烦于官吏的种种束缚,又时逢创立不久的全真道在各地兴起。全真道把道、释、儒三教合一,以“摒弃幻妄,独全其真”的宗旨给自己命名“全真”,主张以“除情去欲,忍耻含垢”,“柔弱为本”的方式去寻求事物的本真和为人处世。刘秉忠被其吸引,于是弃官入山,隐居拜师学全真道。后来又入佛寺为僧,研习佛理、天文、阴阳、术数。被当时为王子的忽必烈发现并器重,以僧人身份成为忽必烈最早的汉人谋士。那时刘秉忠才二十六岁。此后三十多年,他一直跟随忽必烈鞍前马后打天下、治天下。他帮助忽必烈招揽汉人人才;提出万言治国方略;向忽必烈阐明“可以马上取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随忽必烈征云南时,大理城杀害了忽必烈派去招降的使者,城破时忽必烈欲屠城,被刘秉忠苦谏而止。

刘秉忠对元朝的巩固和发展有三项最伟大的功绩:一是糅合蒙古部落氏族制度与中原传统制度,制定出元朝崭新的政治制度,从衙门设置到官员选任,从统治思想之确立到朝廷礼仪,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规范,一直被沿用;二是主持规划新建燕京都城,他选定在旧城东北边开阔地上,按中国传统的都城宫阙制度,规划建设皇宫、宗庙、衙门、商市、城垣、民居等,这是当今北京市城市建设最早的框架雏形;三是为元朝提出新的国号。元朝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一直称“大蒙古国”的国号,后来统治区域逐渐南移至全中国,刘秉忠以为秦、汉以兴起之地为名,隋、唐以始封之爵邑为名,都不足以表明本朝之伟大辉煌,他认为这是一个继承百代先王正统的新王朝,应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立国号为“大元”。忽必烈采用了刘秉忠的建议,这就是元朝国号的来历。

刘秉忠虽然几十年深得元朝皇帝的赏识、信任,随时在天子堂上出谋划策,但他内心深处憧憬的是闲散自由的江湖生活。在这阕《洞仙歌》里,上片第一韵“仓陈五斗,价重珠千斛”,这句话说得很重,意思是为官换来的五斗陈仓老米的俸禄,其价值之重,远远超过千斛珍珠。古代一斛为十斗,至宋代末年改一斛为五斗,千斛该有五千斗,这五千斗不是老米而是珍珠,其价值和五斗老米相比,应是天文数字的差别,但是词人却说,五斗老米俸禄的成本,比千斛珍珠的价钱还贵,这不是耸人听闻吗?不是,这是词人用重话向人们表明,吃皇粮的代价很大很大,哪怕那么不起眼的一丁点儿,也是用牺牲最可宝贵的自由和人格换取的,即现代人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见自由和人格比生命和爱情还重要,何止是千斛珍珠可比。这是极言词人立身朝堂付出之多,代价之大。他有一阕《南乡子》描写为官羁旅之累:

南北短长亭,行路无情客有情。年去年来鞍马上,何成!短鬓垂垂雪几茎。孤舍一檠灯。夜夜看书夜夜明。窗外几竿君子竹,凄清,时作西风散雨声。

刘秉忠从二十六岁就跟随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北战,四处奔波,一直是僧人身份,无家无室,生活过得很单调,很清苦,很寂寞。词中词人直接站出来说自己毕竟是个活物,是个有情有知觉的人,但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过着鞍马劳顿、孤竹风雨之声伴青灯夜读的凄清日子。和身边蒙古战将、官员红尘翠幕,酒肉歌舞,俊男靓女形成鲜明的对比,纵有僧道清修的意志把持,也不容易抵挡身边的这些诱惑。幸好有同事朋友的撮合,忽必烈特别关心,诏命还俗,又赐名秉忠,五十三岁这年终于结婚成家,生活上有了一些照顾。

刘秉忠与忽必烈、元帝国的关系和作用,相当于诸葛亮与刘备、蜀国,相当于谢安与孝武帝、东晋的关系,不可或缺,国父一般。

不过刘秉忠确实生性恬淡,他在顺应天命了却尘缘俗务之际,骨子里向往的还是如他《洞仙歌》里描述的生活方式:山清水秀的环境,一间清幽的茅屋,十多亩田地种粮种菜,闲来读书,兴起弹琴,卧看北窗松竹,静听山风过耳,细数秋菊满园。

许衡、刘秉忠二人都有用世之心,但无强求之意,有经世之才,无沽名之嫌,有用不张扬,无用不忌恨,是真正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