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道淡泊做宰相——读许衡、刘秉忠词

皇粮虽陈，不好白吃。这是历代为官之人的感叹。

元朝前期，有一位大儒叫许衡，他有一阕很直白很平淡的述怀之作《沁园春·垦田东城》：

月下檐西，日出篱东，晓枕睡馀。唤老妻忙起，早餐供具：新炊藜糁，旧腌盐蔬。饱后安排，城边垦劚，要占苍烟十亩居。闲谈里，把从前荒秽，一旦驱除。为农换却为儒，任人笑、谋身拙更迂。念老来生业，无他长技；欲期安稳，敢避崎岖。达士声名，贵家骄蹇，此好胸中一点无。欢然处，有膝前儿女，几上诗书。

许衡是曾经官至正二品的宰辅大臣（中书左丞），因常常在朝堂之上向皇帝忽必烈没完没了地讲述儒家的义理王道，教化人心，被急于增加朝廷财富、讲求功利的忽必烈冷淡，被多数官员嘲笑而辞官。后来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授蒙古贵族子弟。学生中官至宰辅大臣的十来人，任地方长官的数十人，但是始终与最高统治者若即若离，内心深怀道殊途异之悲，最终选择退居乡里，躬耕自适的生存方式，不在乎被人说牛说马，说迂说拙；不在乎官家职务，达士名声；不在乎粗茶淡饭，垦荒辛苦。从心底完全满足于“膝前儿女，几上诗书”。

这是一位坦荡脱俗的真儒家，其无怨无悔让人敬佩。另有一位与许衡同朝为官，内心深怀归隐之志，长年以僧道之身跟随忽必烈鞍前马后建功立业的奇人刘秉忠，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他有一阕表白心志的《洞仙歌》：

仓陈五斗，价重珠千斛。陶令家贫苦无畜。倦折腰闾里，弃印归来，门外柳，春至无言自绿。山明水秀，清胜宜茅屋。二顷田园一生足。乐琴书雅意，无个事，卧看北窗松竹。忽清风、吹梦破鸿荒，爱满院秋香，数丛黄菊。

这阕词借写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隐晦地感叹为官之难，表达出归隐赋闲的心愿。

说来也怪，古来胸有大志，腹有才学，以至君尧舜为己任的许多才子，大多不得志，有的甚至非常不幸，悲愤而终。倒是像许衡、刘秉忠这种恬淡之人，不求官而得官，不求名而得名，不求利而得利，真让人不可思议。

说刘秉忠身世奇特，一点也不夸张。刘秉忠祖辈是辽宁人，曾祖和祖父是金国邢州（今河北邢台）的地方官。金国灭亡之后，其父又被蒙古人任命为地方官，但必须以刘秉忠到帅府作人质为条件。当时刘秉忠才十三岁，元帅看他聪明可爱，便请老师教他读书习艺，四年后便在邢台节度使官府任命了一个官职给他。当官五年之后，他厌烦于官吏的种种束缚，又时逢创立不久的全真道在各地兴起。全真道把道、释、儒三教合一，以“摒弃幻妄，独全其真”的宗旨给自己命名“全真”，主张以“除情去欲，忍耻含垢”，“柔弱为本”的方式去寻求事物的本真和为人处世。刘秉忠被其吸引，于是弃官入山，隐居拜师学全真道。后来又入佛寺为僧，研习佛理、天文、阴阳、术数。被当时为王子的忽必烈发现并器重，以僧人身份成为忽必烈最早的汉人谋士。那时刘秉忠才二十六岁。此后三十多年，他一直跟随忽必烈鞍前马后打天下、治天下。他帮助忽必烈招揽汉人人才；提出万言治国方略；向忽必烈阐明“可以马上取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随忽必烈征云南时，大理城杀害了忽必烈派去招降的使者，城破时忽必烈欲屠城，被刘秉忠苦谏而止。

刘秉忠对元朝的巩固和发展有三项最伟大的功绩：一是糅合蒙古部落氏族制度与中原传统制度，制定出元朝崭新的政治制度，从衙门设置到官员选任，从统治思想之确立到朝廷礼仪，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规范，一直被沿用；二是主持规划新建燕京都城，他选定在旧城东北边开阔地上，按中国传统的都城宫阙制度，规划建设皇宫、宗庙、衙门、商市、城垣、民居等，这是当今北京市城市建设最早的框架雏形；三是为元朝提出新的国号。元朝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一直称“大蒙古国”的国号，后来统治区域逐渐南移至全中国，刘秉忠以为秦、汉以兴起之地为名，隋、唐以始封之爵邑为名，都不足以表明本朝之伟大辉煌，他认为这是一个继承百代先王正统的新王朝，应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立国号为“大元”。忽必烈采用了刘秉忠的建议，这就是元朝国号的来历。

刘秉忠虽然几十年深得元朝皇帝的赏识、信任，随时在天子堂上出谋划策，但他内心深处憧憬的是闲散自由的江湖生活。在这阕《洞仙歌》里，上片第一韵“仓陈五斗，价重珠千斛”，这句话说得很重，意思是为官换来的五斗陈仓老米的俸禄，其价值之重，远远超过千斛珍珠。古代一斛为十斗，至宋代末年改一斛为五斗，千斛该有五千斗，这五千斗不是老米而是珍珠，其价值和五斗老米相比，应是天文数字的差别，但是词人却说，五斗老米俸禄的成本，比千斛珍珠的价钱还贵，这不是耸人听闻吗？不是，这是词人用重话向人们表明，吃皇粮的代价很大很大，哪怕那么不起眼的一丁点儿，也是用牺牲最可宝贵的自由和人格换取的，即现代人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见自由和人格比生命和爱情还重要，何止是千斛珍珠可比。这是极言词人立身朝堂付出之多，代价之大。他有一阕《南乡子》描写为官羁旅之累：

南北短长亭，行路无情客有情。年去年来鞍马上，何成！短鬓垂垂雪几茎。孤舍一檠灯。夜夜看书夜夜明。窗外几竿君子竹，凄清，时作西风散雨声。

刘秉忠从二十六岁就跟随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北战，四处奔波，一直是僧人身份，无家无室，生活过得很单调，很清苦，很寂寞。词中词人直接站出来说自己毕竟是个活物，是个有情有知觉的人，但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过着鞍马劳顿、孤竹风雨之声伴青灯夜读的凄清日子。和身边蒙古战将、官员红尘翠幕，酒肉歌舞，俊男靓女形成鲜明的对比，纵有僧道清修的意志把持，也不容易抵挡身边的这些诱惑。幸好有同事朋友的撮合，忽必烈特别关心，诏命还俗，又赐名秉忠，五十三岁这年终于结婚成家，生活上有了一些照顾。

刘秉忠与忽必烈、元帝国的关系和作用，相当于诸葛亮与刘备、蜀国，相当于谢安与孝武帝、东晋的关系，不可或缺，国父一般。

不过刘秉忠确实生性恬淡，他在顺应天命了却尘缘俗务之际，骨子里向往的还是如他《洞仙歌》里描述的生活方式：山清水秀的环境，一间清幽的茅屋，十多亩田地种粮种菜，闲来读书，兴起弹琴，卧看北窗松竹，静听山风过耳，细数秋菊满园。

许衡、刘秉忠二人都有用世之心，但无强求之意，有经世之才，无沽名之嫌，有用不张扬，无用不忌恨，是真正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