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诗问题

——讨论《诗经》文字曾否经过修改的封信

××同志：

关于《诗经》里的文字是否经过统修改的问题（可以简称为改《诗》问题），我看你用不着怀疑。如果你不否认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产生于南北东西，各方各地，那就不能不设想其中应该有方言的歧异。这些诗既然汇集到周王廷，为周天子和周的贵族们歌唱，就不能不更改其中的土语方言为周人的普通话，以求使周人听来明白、谐适，能够欣赏。我们从《楚辞》里可以见到楚地的方言，而《周南》、《召南》里虽有楚风，不见楚语，正是由于经过周人修改的缘故。

如果你不否认《诗经》各篇都是乐歌，也可以设想到将诗合乐的时候难免有损益词句以就乐律的情况。某些诗篇经历两周，演唱了几百年，乐律上如果有些变化，分章如果有些改变，文字上或许也不得不因之而有些增减。我们看晋乐所奏的汉乐府歌辞，很多是经过增减修改的，其增减修改的字句有时还很多。难保《诗经》不曾有过类似的情形。

《论语·子罕》篇记孔子自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从这几句话可以想象春秋末年雅、颂之乐在鲁、卫有了歧异，所以孔子据卫乐以正鲁乐。这种歧异是否只存在于鲁卫之间？是否只限于雅、颂？这当然是无法推究的，但是由于《论语》这段话，使我们相信风、雅、颂之乐流传日久，在各国传习之中有产生变化的可能。乐的变化引起辞的增减修改同样是有可能的。孔子订正了雅、颂之乐是否因而也更订了雅、颂之辞呢？这当然也不能确知，但也不能说无此可能。至于那些以音乐为专业的周王廷和各诸侯之国的太师，修改风、雅、颂之乐和修改风、雅、颂之辞的可能比孔子当然又多得多了。

以上只是说《诗经》中的文字经过修改的可能性是不小的，它被修改的机会也是不少的。这都是推测之词。到底《诗经》被修改的实际情况如何，从《诗经》本身有无痕迹可寻呢？这才是我要和你讨论的主要问题。

相信《诗经》文字经过统修改的人提出过这样些理由：《诗经》各篇音韵差不多律，句式主要是四言，而散见于先秦子史的“逸诗”都不像这样整齐谐适。《诗经》里还有不少相同的句子重复出现于许多诗篇，如“之子于归”，“彼其之子”，“王事靡盬”，“有杕之杜”等等，这些诗篇产生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原作者彼此借用诗句是不大可能的。当然更不可能有这样多次的偶同巧合。这些现象都是后来统加工的结果。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有定的说服力，不晓得你是否同感，我在这里想从《诗经》中其他些现象考察这个问题。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诗经》里有几个套子，反复运用，如出手。例如《小雅·采薇》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出车》篇有“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小明》又有“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暮”。这“昔我……今我……”就是套子之。这个套子同见于《小雅》同是周人之作，或许可以说是后出的诗模仿流行之词。至于另外些套子，屡见于各地的风诗，产地相距很远，就不可能以辗转模仿来解释。例如“山有……隰有……”的套子，出于五篇诗，凡九见：

山有榛，隰有苓。（《邶风·简兮》）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同上）

山有枢，隰有榆。（《唐风·山有枢》）

山有栲，隰有杻。（同上）

山有漆，隰有栗。（同上）

山村苞栎，隰有六驳。（《秦风·晨风》）

山有苞棣，隰有树檖。（同上）

阪有漆，隰有栗。（《秦风·车邻》）

又如“未见……既见……”的套子，出于五篇诗，凡七见：

未见君子，惄如调饥，……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周南·汝坟》）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

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同上）

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见君子，并坐鼓簧。（《秦风·车邻》）

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小雅·頍弁》）

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有臧。（同上）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小雅·出车》）

又如用“岂不尔思”个问句引起下文，这也是个套子，它出于四篇诗，凡七见：

岂不尔思？远莫致之。（《卫风·竹竿》）

岂不尔思？畏子不敢。（《王风·大车》）

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同上）

岂不尔思？子不我即。（《郑风·东门之墠》）

岂不尔思？劳心忉忉。（《桧风·羔裘》）

岂不尔思？我心忧伤。（同上）

岂不尔思？中心是悼。（同上）

以上举了三个套子，此外还有“岂无他人”“岂不怀归”“曷其有×”“维其×矣”等等套子，不备举。单就以上三例而论，它们所属的诗篇，有风，有雅。有出于南国，有出于西秦，有出于贵族，有出于民间，有产于西周，有产于东周。论时代，西周贵族之作在前（例如《出车》），要说模仿只能是后出之作模仿前出之作，很难想象民间歌谣（例如《草虫》）模仿贵族的诗。也难想象距离很远的东西南北的歌谣作者彼此模仿。这些套子重复出现的次数这么多，当然也不能说是偶同巧合。如果说这是出于后来统加工者之手，那倒是比较合理的推测。

《诗经》里还有些常见的语首助词，为《诗经》以外的先秦书中所少见，如“薄”和“言”。“薄”字用为语首助词如“薄污我私”（《周南·葛覃》），“薄送我畿”（《邶风·谷风》），“薄伐猃狁”（《小雅·六月》），“薄采其芹”（《鲁颂·泮水》）等。“言”字用为语首助词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周南·葛覃》），“言采其蕨”（《召南·草虫》），“言既遂矣”（《卫风·氓》），“言念君子”（《秦风·小戎》），“言私其豵”（《豳风·七月》），“言旋言归”（《小雅·黄鸟》），“言缗之丝”（《大雅·抑》）等。又有“薄”“言”连用者如“薄言采之”，“薄言有之”，“薄言掇之”，“薄言捋之”，“薄言袺之”“薄言襭之”（《周南·芣苢》），“薄言还归”（《召南·采蘩》），“薄言往诉”（《邶风·柏舟》），“薄言采芑”（《小雅·采芑》），“薄言观者”（《小雅·采绿》），“薄言震之”（《周颂·时迈》），“薄言追之”（《周颂·有客》），“薄言襭者”（《鲁颂·駉之什》）等，这些语首助词普遍于风、雅、颂，为《诗经》所特有。

助词出于口语，诗歌和口语比较接近，所以《诗经》里助词特多。《诗经》以四言句为主，经过整齐划。因为要求句式整齐律，有时不得不凑字以足句。《诗经》里多用助词，也因为助词无义，便于用来凑足个句子的缘故。说到口语，我们不能不想到方言。许多《风》诗里的语首助词中何以不约而同都有这个“薄”、“言”？“逸诗”中又何以不见这个“薄”、“言”？回答这些问题仍然要提出那个推断，就是《诗经》里的文字是经过统修改的，某些助词的统也正是修改的结果。

《诗经》里文字经过统修改也表现于某些称谓语的致。上文提到“未见君子”，“既见君子”，那十多个“君子”里十分之九是妻称夫之词。此外还有“振振君子”（《召南·殷其雷》），“展矣君子”（《邶风·雄雉》），“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言念君子”（《秦风·小戎》），“君子宜之”，“君子有之”（《小雅·裳裳者华》）等句中的“君子”也都是妻称其夫之词。《诗经》女子对丈夫的称谓，除个别处用“良人”以外几乎全统为“君子”。这种称谓可能是当时上层社会通行的。有人说：“大抵其时妇人之称其夫，皆止就其社会地位而言；统治阶级之妻，称其夫为君子，被统治阶级之妻，不称其夫为君子也。正同后代官腔。妻则称夫为老爷，夫亦称妻为太太，如是而已。”这话似属可信。但是我不因此便相信这些称夫为“君子”的诗都出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倒是觉得这些诗中的“君子”字样乃是由于统治阶级的修改。我们纵然不能立刻判明这些作品属于什么阶级，总该相信它们是产于不同的地方。很难想象四方各地的妇女对丈夫的称谓本来就是这样统的。以后世的情况而论，即使在同城市，妇女提到丈夫也还有多种多样的说法。解放前的北京妇女对人提到丈夫的时候最普通的说法是“我们先生”、“当家的”、“孩子他爹”，也有说“我们掌柜的”。“粗”些说法是“我汉子”、“我男人”，或“我们那口子”。最“文雅”的说法是“外子”。官派十足的说法是“我们老爷”。上了年纪的有时也说“我家老头子”。其义都同于“丈夫”。当然也有干脆说“我丈夫”的。这样数来也就不止十种了。以此推论，上面所举的那些诗篇既然不是同地方所产，称谓应该更不统。现在的统显然是按照周贵族阶级的习惯加以修改的结果。

这些现象多少能够表明《诗经》经过统文字，消灭方言，加工润色之类的修改。另外些现象又表明《诗经》还经过增减章节，分割拼凑之类的修改，正如汉魏乐府的情形。

宋王柏《诗疑》曾指出《曹风·下泉》的第四章和上三章不类，却和《小雅·黍苗》相似，可能是错简。又指出。《召南·行露》的第章和后二章意思不贯，句法体格也不同，而刘向《列女传》说申人之女作此诗，提到后二章，而没有提前章。可知前章是窜乱进去的。他还指出《小雅·小弁》的最后四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既与上文意不贯，也不像对父亲说的话。这四句又见于《邶风·谷风》。王柏认为可能《小弁》亡脱末四句，而汉儒取《邶风·谷风》中的这四句补了上去。王氏所举三篇，除《下泉》篇内容有关历史事件，不能单从文字去讨论，而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解说这篇诗大致可通可以不论外，其余两篇确实是有问题。《行露》首章“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和下文“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等语，确实是毫不相干。《小弁》篇末的“无逝我梁”四句也确实是不伦不类。可以看出这些片段不是原作所有。王柏注意到这类现象，可谓目光锐利，虽然举例不多，对后人还是大有启发。不过这类现象所以产生的缘故却不是王氏所说的“错简”、“乱入”、“汉人补亡”等所能解释。

《诗经》各篇在战国时代尚为儒者所弦歌，脱离音乐很晚，它们既伴随着音乐而流传，又普遍被人诵习，错简窜乱的可能性不大，和其他古书不同。至于汉儒加以添补的可能性，那就更要小些，汉时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如果有人随意增减经文，岂有不被异派经师攻击之理？而且有些可判断为增补的章节，从文义看来显然是赘疣（详下），汉儒为什么要添补这些东西呢？

像《行露》第章那样和篇中其他部分“不贯”或“不类”的片段，实际是拼凑进去的。这种拼凑在《诗经》里还不是个别现象，拼凑的缘故应是增加章句以合乐。有时节取甲诗加入乙诗，被截取的诗有时就在流传的三百五篇之中，像王柏所举出的《小弁》末章“无逝我梁”四句，截取《邶风·谷风》就是例。现在另举几篇有拼凑痕迹的诗来看看。且看《邶风·雄雉》：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这篇朱熹《诗集传》以为是女子思念久役在外的丈夫之诗，刘克《刘氏诗说》以为是“女子属心于吉士之情而作”。总之，这里所写的是儿女之情。前三章都是相思之词，不需要多加解释。第四章忽然对般“君子”讲起“德行”来，要他们不忮很，不贪求，口吻类乎说教。既与上文意思不相贯，也与思妇之词不相类，不能说没有拼凑的嫌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句为《论语》所引，这里的拼凑定很早，当然不是后儒所为。再看《小雅·白华》：

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

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念子懆懆，视我迈迈。

有鹜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远，俾我疷兮。

这也是女子怀念爱人的诗。翻来覆去，说的无非朝思暮想。全诗八章，有拼凑嫌疑的是第七章。为什么独疑这章是拼凑呢？个理由是这章的词句原是从其他诗篇节取来的，其本身就是杂凑成章。“鸳鸯在梁，戢其左翼”本是《小雅·鸳鸯》篇第二章的头两句。“二三其德”见于《卫风·氓》篇。“之子无良”和《鄘风·鹑之奔奔》的“人之无良”只差字。这样凑成的四句，文义并不相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本是水鸟安宿的形象，可以用来象征幸福的生活，所以在《鸳鸯》篇下接“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在本篇，“鸳鸯”二句和下文“无良”、“二德”等语，却没有任何联系。另个理由是“之子”二句和全诗情调不能调和。全诗只是道怀念的深情，缠绵往复。虽然偶有点埋怨之词，仍然表现出柔情千结。这里“无良”的骂词，“二三其德”的指责，便完全是另种情调。试想当《氓》篇的女主人公说出“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时候表现多么强烈的悲愤？本诗和《氓》本不相类，从《氓》篇移植这样的句子，如何能不留斧凿之痕？再说，“硕人”二字在《诗经》里都属美称，本诗女主人公而再，再而三地称她所怀念的人为“硕人”，而在这章里忽然骂他为“无良”，这样的矛盾该如何解释？如果这章本非原作，和其余七章本不出于手，这些现象就都不足怪了。

《小雅·出车》篇也是有问题的。全诗六章，第五章却不似原作。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这首诗第章写南仲受命治车马。第二章写出师。第三章写城于朔方，战胜玁狁。第四章写怀归。第六章写凯旋。第五章却是写女子对征夫的怀念和团聚，又插进“薄伐西戎”，实在不成章法。“喓喓草虫”六句是从《召南·草虫》篇节取来的。拼凑的人可能并不考虑文义，所以使得笺释的人除了附会和曲解便无法解释诗中的矛盾。如果玁狁就是西戎，第三章已经交代“玁狁于襄（除）”，第五章如何又言“薄伐”？而且第六章明明写春天凯旋，而第五章写“既见君子”是在秋虫鸣跃的时节，又是什么缘故？如果说玁狁、西戎是两个族，南仲于第年的秋天回家后又出发征伐西戎，第二年春天平了西戎又回来，则何以下章只字不提到西戎而只说“玁狁于夷”？伐西戎的事前无引子，后无交代，又是为何？这都是无法解释的。这首诗的拼凑现象近人已经注意到。有人说这是“编诗者取南诗以凑成雅？整齐之篇章”〔，有人说这诗的“后三章几乎完全是借用词句拼凑出来的”〔二，这些意见都值得咱们参考。

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篇之中拼入个别的章节。这种情形另外还有，如《周南·卷耳》的第章为思妇之词，以下三章都是征夫之词。可能后三章是完整的篇，而第章是拼入。又《小雅·小明》前三章各十二句，都是写征夫怀归而怕得罪，后二章各六句，却是诫在位的“君子”不要习惯于安居。前后情调不致，语气不相贯，似乎后二章是拼入的部分。不过后二章也可以独立成为个短篇，因而本篇也可能是两篇的拼合，和前面所学的那些以单章拼整篇的例子又不同了。

两诗拼合为辞，在汉魏乐府里不乏其例，《诗经》里却很少见。孙作云先生在《诗经的错简》那篇文章里曾判断《大雅·卷阿》篇本是两诗，值得注意。《卷阿》诗云：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

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生），似（嗣）先公酋矣。

尔土宇昄（版）章，亦孔之厚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生），百神尔主矣。

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生），纯嘏尔常矣。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颙颙卬卬，如珪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

孙先生认为此诗第章至第六章为篇，自第七章至第十章为另篇。他举了四条理由，较有说服力的是：第，在赞美周天子的诗中篇末往往用“四方为纲”或“纲纪四方”作结，《大雅·棫朴》可资比较。本诗第六章有“四方为纲”之句，可知它是卒章。第二，前六章为赋体，后四章为兴体，作法不同。第三，最末两句说：“矢（陈）诗不多，维以遂歌。”若此诗自“凤凰于飞”以下为首，则仅得二十四句，确实是“不多”，如加前六章，则为五十四句，就不能算“不多”了。我看还可以补充些理由，就是前六章里的“君子”指周天子，而后四章里的“君子”指的是大臣。前六章里有“岂弟君子……似（嗣）先公酋矣”，“岂弟君子……百神尔主矣”，“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岂弟君子，四方为纲”等语，这个“君子”非周天子不能当。到了后四章，明明说“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就是说君子使那些吉士亲爱天子，“君子”和“天子”当然不是人。所以后人解说这个“君子”指在位的大臣。从内容观察，前六章确实是歌颂周天子的诗，而后四章歌颂的则是朝臣。末章“君子之车，既庶且多”云云，歌颂大臣的贵盛，还不为不得体，如用来颂天子就不相称了。这样看来《卷阿》可信是两篇诗拼合而成。如果《小明》也归入此类，则是无独有偶了。

《诗经》里还有首诗曾被人疑为从另篇分割出来的，那就是《豳风·伐柯》。吴闿生先生《诗义会通·豳风·九罭》篇注云：“先大夫曰：《伐柯》《九罭》当为篇。上言‘我觏之子，笾豆有践’，此言‘我觏之子，衮衣绣裳’，文义相应。后人误分为二，于是上篇无尾而此篇无首，其词皆割裂不完矣。”吴氏的怀疑不为无因，他的假定可备说。辞分作两曲的例子在汉乐府里是存在的。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可知挽歌曾经李延年分割。《诗经》既属乐歌，如果有同样的情形也没有什么可怪。就是上述的这些情况使我相信《诗经》里的篇章字句曾经被人增减分合，统修改。修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消灭方言歧异和便于合乐。修改的人应该主要是周太师。诸侯国家的乐官可能也有份。孔子是否也插过手？那也难说，因为孔子也曾做过“正乐”的工作。修改也未必限于次两次。那些由于唱法改变而作的修改，在这些诗篇脱离音乐以前都是可能有的。

《诗经》和汉魏乐府歌辞性质相同，所以不妨以汉魏乐府的修改情况推论《诗经》。不过汉魏乐府里许多改过的歌辞和原辞同时存在，甚至改作所依据的另作品也存在，比较之下，目了然，研究《诗经》里的修改就没有同样的条件，往往不能不从那些斧凿之痕去推敲。因此上面所谈，推测之词不少，错误定难免，姑且提出这些问题，以俟讨论。其中如果有些符合事实的地方，或许可以稍减你原来对这个问题的怀疑。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