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春天都是改革元年
又到了金秋十月，看到院子里的鸟不落树上，结满了玛瑙一样的小红果，忽然便生了乡情，眼前浮现出一叠叠岚气氤氲的云山。
我的故乡英山，是湖北最东的一个县。气势雄浑的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在其境内，这里不但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的故里，也是湖北为数不多的红军县之一。大革命时期，这个不足十七万人的小县，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就有七千多人。黄埔军校一至四期，英山籍的学员有四十八人，以县为单位来计算，这个数字为全国之最。这些学员大部分都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及大别山区的秋收暴动，并大多牺牲在各个不同的战场上。我的家族中，有一个黄埔四期的学生熊受暄，他八十一年前牺牲于河南白雀园，职务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在我的童年，滋养我心灵的是两种颜色：红色与绿色。红色指的是红军烈士鲜血浸染的土地，绿色指的是泉水澄澈山花纷披林木葱茏的家园。去年，当湖北省委提出战略规划要重建“红色大别山，绿色大别山，生态大别山”时，我的心中充满温暖，也生出感慨。
美国的罗威廉与日本的森正夫两位学者，都曾数次深入大别山鄂东地区实地调查。他们认为这个地区存在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即不但产生大将军，也产生大学者。文与武，是人中的两极，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为什么他们都在同一片土地上诞生呢？这一现象放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来考量，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三岁时，母亲教会我唱的第一首歌是《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大别山苏区流行的红色歌曲，没想到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一首儿歌。稍长，外祖父教我写毛笔字，最初写下的四个字是“耕读传家”。那个时候我才五岁，并不知道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农耕时代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的家乡代代延续的传统。多少年之后，当我成为家乡乃至鄂东地区无数文人中的一个，当我明白手中这支笔的分量并能够用它来回报家乡服务时代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生命中文化的历程，在三岁时就已开始了。记得一九八〇年，我因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而获得“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时，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丕显同志接见我，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老家英山，我去过，是革命老区，山水又很秀丽，你老家七千名烈士换回你一支笔杆子，你要珍惜啊！”
丕显书记说这话的时候，中国的改革才刚刚起步。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走过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发达地区，心中真有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即便到了大西北、大西南等偏远山区，也能让人感到眼底山河已非旧日城廓的景象。这些年我到过很多历史发生的现场，也亲临过不少史诗正在创造的工地。我由衷地感到，中国人载欣载奔，面对诸多的社会问题仍不离不弃，拧成一股绳谋求发展，这种巨大的凝聚力，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洪流还会澎湃向前。
在这种形势下来看我的家乡，不免有些惆怅，甚至有些失望。御改革之长风尽得其利者，一是有人才优势，二是有交通优势，三是有资源优势。这三者我的家乡都没有。不仅仅是英山，全国各地的偏远乡村都是人才的真空地带。一切的路都通向城市，一切的人才都向城市集中，这是世界性的不可逆转的规律。再说交通与资源，这两种优势英山也没有。所以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这个山区小县似乎被时代所忽略。前年，武汉至英山的高速公路终于建成通车，往日到省城需要半天的车程，现在一个多小时就够了。交通的改变，这一方被清代大戏剧家李渔赞赏的“处处水从千涧落，家家人在数峰间”的中国最美乡村，才一下子凸显出它的价值。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持续奔驰了二十多年后，一些有识之士就指出以破坏生态恶化环境的资源性经济发展模式不应该提倡。针对这样一种严峻的现实，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既是对过往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纠正，也是以负责任的态度，为中国的当下以及后代子孙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正是因为增长方式的改变，有着丰富的人文与旅游资源的英山，才一下子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机遇。
今年春节，一个四十岁的年轻人调入英山担任县委书记。他来拜访我，谈了他发展英山的打算，并讲到改革的滞后导致英山现在还戴着贫困县的帽子，言语间对我故乡落后的现状有些焦虑。我对他说：“改革并不是齐步走，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是正常的。但对于一个有志于为老百姓谋求福祉的人来说，每一个春天都是改革元年的开始。”讲这句话的用意，原是我为了鼓励他，转而一想，这又何尝不是激励我自己。我们总是在讲养心，我认为养心的最高境界就是将生命归零的能力。昨日的生命，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要带进新的一天。我们的未来每一天都应该是崭新的。对于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走了三十多个春夏秋冬的中国来说，每一个春天都应该是改革元年。
2012年10月21日于闲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