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骆老
不知不觉，骆老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里，虽然我们没有经常提起他，但从来没有忘记他。
我认识他是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我那时在英山文化馆工作，因一部故事集的修改，被当时的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安排来武汉改稿，住在位于汉口新华路的出版社的小招待所里。那时，湖北新闻出版局与湖北人民出版社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现在的各类专业出版社那时都没有，只是出版社下面设的一个组，如文艺组、儿童组、美术组等。文艺组即是现在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一天，改稿之余，我蹓跶到文艺组办公室，正与编辑们闲谈，忽然，一位身材偏瘦精神矍铄的老人走了进来，屋内的编辑几乎都站了起来，恭敬地喊着“骆文同志”。也许骆文同志发现了我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笑吟吟地朝我点了点头，责任编辑于是向他介绍了我。他主动伸出手来与我握手，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待他走后，责任编辑向我介绍，骆文同志是诗人、老革命、文革前是省文联主席，文革中成了“走资派”，批斗后住进牛棚，在“五七干校”回来后，重新安排工作，当了省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
这次邂逅，骆老的热情与谦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四人帮”尚未粉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结束，文艺的春天也远远没有到来。但是，一个来自偏僻山区的文艺青年，仍然从骆老睿智的眼神与儒雅的气质中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
自那以后，与骆老渐有交往，并通过他认识了他的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老伴王淑耘同志。两人都是从敌统区历尽千难万险奔赴延安的文艺青年，都亲耳聆听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说，遇到他们，并从此得到他们的培养与信任，是我一辈子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针对故乡在十年浩劫中发生的种种极左现象，写了一首政治抒情诗《致苏区人民》，寄给了《长江文艺》编辑部。其时，乘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中国的大地上，正鼓荡起思想大解放的热浪。但是，在这乍暖还寒的时节，一方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另一方面，“两个凡是”的极左思潮在党内与社会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下，这首诗能否发表在编辑部有不同意见。尽管当时主管诗歌的编辑部副主任欣秋与诗歌编辑刘益善对这首诗都给予了极大肯定，但在他们的层面上仍决定不了能否发表。当他们将这首诗送到时任省文联党组书记骆文同志以及时任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并兼任《长江文艺》主编王淑耘同志面前时，这一对德高望重的夫妻对这首诗给予了极高的肯定，不但迅速决定在一九八〇年元月号《长江文艺》上头条发表，骆文还将诗名改为《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
不曾料到的是，这首诗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赞誉与批判都很强烈。虽然，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和普通读者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但也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此情之下，骆文与淑耘同志又顶住压力作出决定：在《长江文艺》开辟专栏，以《诗的光荣》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这个专栏开了四期，发表了二十余篇文章。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上百家报刊都转载或刊发这首诗的评论。第二年，这首诗获得“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而这首诗的评论文章汇聚成册，有三十余万字之多。
作为领导与良师，骆文与淑耘夫妇两位长者，的确有太多值得我回忆的地方，但限于篇幅，这里只讲我们如何相识以及《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一诗发表前后情况。这首诗让我步入文坛，获得荣誉。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还形成了我一生的创作方向，即贴近时代，保持忧患，写大块文章，不作呻吟语。只要路选对了，我们就不会虚度年华，浪掷生命。因此我要感谢骆老，帮我选择了正确的文学道路。
2013年10月2日于廊坊新绎贵宾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