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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七载云烟》原文

七载云烟

天地一瞬

我在云南住过七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准确地说,只能说在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密的叫作斗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各住过一年,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贯通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闲看。

我们去逛书店。当时书店都是开架售书,可以自己抽出书来看。有的穷大学生会靠在柜台一边,看一本书,一看两三个小时。

逛裱画店。昆明几乎家家都有钱南园的写得四方四正的颜字对联。还有一个吴忠荩老先生写得极其流利但用笔扁如竹篾的行书四扇屏。慰情聊胜无,看看也是享受。

武成路后街有两家做锡箔的作坊。我每次经过,都要停下来看做锡箔的师傅在一个木墩上垫了很厚的粗草纸,草纸间衬了锡片,用一柄很大的木槌,使劲夯砸那一垛草纸。师傅浑身是汗,于是锡箔就捶成了。没有人愿意陪我欣赏这种捶锡箔艺术,他们都以为:“这有什么看头!”

逛茶叶店。茶叶店有什么逛头?有!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字写得好,联语尤好:

静对古碑临黑女

闲吟绝句比红儿

我觉得这对得很巧,但至今不知道这是谁的句子。尤其使我不明白的,是这家茶叶店为什么要挂这样一副对子?

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是大西门一带。大西门里的文林街,大西门外的凤翥街、龙翔街。“凤翥”“龙翔”,不知道是哪位擅于辞藻的文人起下的富丽堂皇的街名,其实这只是两条丁字形的小小的横竖街。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夫卸货、装货、喝酒、吃饭、抽鸦片、睡女人的地方。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

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骑了毛驴考大学

万里长征,

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

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

情弥切。

……

——西南联大校歌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喔,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联大!

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飞向昆明的大学生,大概有几条路径。

一条是陆路。三校部分同学组成“西南旅行团”,由北平出发,走向大西南。一路夜宿晓行,埋锅造饭,过的完全是军旅生活。他们的“着装”是短衣,打绑腿,布条编的草鞋,背负薄薄的一卷行李,行李卷上横置一把红油纸伞,有点像后来的大串联的红卫兵。除了摆渡过河外,全是徒步。自北平至昆明,全程三千五百里,算得是一个壮举。旅行团有部分教授参加,闻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闻先生一路画了不少铅笔速写。其时闻先生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闻先生曾发愿,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另一路是海程。由天津或上海搭乘怡和或太古轮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然后坐滇越铁路火车,由老街入境,至昆明。

有意思的是,轮船上开饭,除了白米饭之外,还有一箩高粱米饭。这是给东北学生预备的。吃高粱米饭,就咸鱼、小虾,可以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的流亡学生得到一点安慰,这种举措很有人情味。

我们在上海就听到滇越路有瘴气,易得恶性疟疾,沿路的水不能喝,于是带了好多瓶矿泉水。当时的矿泉水是从法国进口的,很贵。

没有想到恶性疟疾照顾上了我!到了昆明,就发了病,高烧超过四十摄氏度,进了医院,医生就给我打了强心针(我还跟护士开玩笑,问“要不要写遗书”)。用的药是606,我赶快声明:我没有生梅毒!

出了院,晕晕乎乎地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上帝保佑,竟以第一志愿被录取,我当时真是像做梦一样。

当时到昆明来考大学的,取道各有不同。

有一位历史系学生姓刘的同学是自己挑了一担行李,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人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农民,说话乡音极重,而且四年不改。

有一位姓应的物理系的同学,是在西康买了一头毛驴,一路骑到昆明来的。此人精瘦,外号“黑鬼”,宁波人。

这样的莘莘学子,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来,考入西南联大,他们来干什么,寻找什么?

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

也有些没有明确目的、糊里糊涂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斯是陋室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自建的,集中,成片的校舍叫“新校舍”。

新校舍大门南向,进了大门是一条南北大路。这条路是土路,下雨天滑不留足,摔倒的人很多。这条土路把新校舍划分成东西两区。

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昆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肥皂箱,很便宜,男生女生多数都有这样一笔“财产”。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窝,也有占了一个床位却不来住的。有的不是这个大学的,却住在这里。有一位,姓曹,是同济大学的,学的是机械工程,可是他从来不到同济大学去上课,却从早到晚趴在木箱上写小说。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乐数晨夕,堪称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来,几乎等于不认识的。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却很少见面。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即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大路的东侧,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唯一的一座瓦顶的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人等在门外“抢图书馆”——抢位置,抢指定参考书。大图书馆藏书不少,但指定参考书总是不够用的。

每月月初要在这里开一次“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简称“国民月会”。把图书馆大门关上,钉了两面交叉的党国旗,便是会场。所谓月会,就是由学校的负责人讲一通话。讲的次数最多的是梅贻琦,他当时是主持日常校务的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梅先生相貌清癯,人很严肃,但讲话有时很幽默。有一个时期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告诫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说:“有同学说‘我在外面乱吃了好多次,也没有得一次霍乱’,同学们!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更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的《黄岗竹楼记》。

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木椅的设计可能还是从美国传来的,我在爱荷华——耶鲁都看见过。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雨僧)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这样的陋室之中,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联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校友从各地纷纷返校。一位从国外赶回来的老同学(是个男生),进了大门就跪在地下放声大哭。

前几年我重回昆明,到新校舍旧址(现在是云南师范大学)看了看,全都变了样,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东北角还保存了一间铁皮屋顶的教室,也岌岌可危了。

不衫不履

联大师生服装各异,但似乎又有一种比较一致的风格。

女生的衣着是比较整洁的。有的有几件华贵的衣服,那是少数军阀商人的小姐。但是她们也只是参加Party时才穿,上课时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的。一般女生都是一身阴丹士林旗袍,上身套一件红的毛衣。低年级的女生爱穿“工裤”——劳动布的长裤,上面有两条很宽的带子,白色或浅花的衬衫。这大概本是北京的女中学生流行的服装,这种风气被贝满等校的女生带到昆明来了。

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的,也有穿麂皮夹克的,后来就日渐少了,绝大多数是蓝布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

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曾见一幅旧画: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题目——“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这才真是“岁朝清供”!

——《岁朝清供》

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济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

——《茱萸小集二》

这些年来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

——《自得其乐》

我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

——《七十书怀》

联大师生破衣烂衫,却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真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精神,人天可感。

当时“下海”的,也有。有的学生跑仰光、腊戌,趸卖“玻璃丝袜”“旁氏口红”;有一个华侨同学在南屏街开了一家很大的咖啡馆,那是极少数。

采薇

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很旺,有两个钱都吃掉了。

初到昆明,带来的盘缠尚未用尽,有些同学和家乡邮汇尚通,不时可以得到接济,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处吃馆子。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一个遍。

钱逐渐用完了,吃不了大馆子,就只能到米线店里吃米线、饵块。当时米线的浇头很多,有焖鸡(其实只是酱油煮的小方块瘦肉,不是鸡)、爨肉(即肉末,音川,云南人不知道为什么爱写这样一个笔画繁多的怪字)、鳝鱼、叶子(油炸肉皮煮软,有的地方叫“响皮”,有的地方叫“假鱼肚”)。米线上桌,都加很多辣椒——“要解馋,辣加咸”。如果不吃辣,进门就得跟堂倌说:“免红!”

到连吃米线、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便只有老老实实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饭是“八宝饭”,通红的糙米,里面有沙子、木屑、老鼠屎。菜,偶尔有一碗回锅肉、炒猪血(云南谓之“旺子”),常备的菜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为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一九四四年,我在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了两个学期。这个中学是联大办的,没有固定经费,薪水很少,到后来连一点极少的薪水也发不出来,校长(也是同学)只能设法弄一点米来,让教员能吃上饭。菜,对不起,想不出办法。学校周围有很多野菜,我们就吃野菜。校工老鲁是我们的技术指导。老鲁是山东人,原是个老兵,照他说,可吃的野菜简直太多了,但我们吃得最多的是野苋菜(比园种的家苋菜味浓)、灰菜(云南叫作灰藋菜,“藋”字见于《庄子》,是个很古的字),还有一种样子像一根鸡毛掸子的扫帚苗。野菜吃得我们真有些面有菜色了。

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下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黑色,形状略似金龟子。老鲁说这叫豆壳虫,是可以吃的,好吃!他捉了一些,撕去硬翅,在锅里干爆了,撒了一点花椒盐,就起酒来。在他的示范下,我们也爆了一盘,闭着眼睛尝了尝,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别的树叶不吃。于是我们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这玩意儿多得很,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

要写一写我在昆明吃过的东西,可以写一大本,撮其大要写了一首打油。怕读者看不明白,加了一些注解,诗曰:

重升肆里陶杯绿 ,

饵块摊来炭火红 。

正义路边养正气 ,

小西门外试撩青 。

人间至味干巴菌 ,

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藋堪漫吃 ,

更循柏叶捉昆虫。

一束光阴付苦茶

昆明的大学生(男生)不坐茶馆的大概没有。不可一日无此君,有人一天不喝茶就难受。有人一天喝到晚,可称为“茶仙”。茶仙大抵有两派。一派是固定茶座。有一位姓陆的研究生,每天在一家茶馆里喝三遍茶,早、午、晚。他的牙刷、毛巾、洗脸盆就放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上茶馆。另一派是流动茶客,有一姓朱的,也是研究生,他爱到处溜,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全市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至被尿憋死。

关于喝茶,我写过一篇《泡茶馆》,已经发表过,写得相当详细,不再重复,有诗为证:

水厄囊空亦可赊 ,

枯肠三碗嗑葵花 。

昆明七载成何事?

一束光阴付苦茶。

水流云在

云南人对联大学生很好,我们对云南、对昆明也很有感情。我们为云南做了一些什么事,留下一点什么?

有些联大师生为云南做了一些有益的实事,比如地质系师生完成了《云南矿产普查报告》,生物系师生写出了《中国植物志·云南卷》的长编初稿,其他还有多少科研成果,我不大知道,我不是搞科研的。

比较明显的、普遍的影响是在教育方面。联大学生在中学兼课的很多,连闻一多先生都在中学教过国文,这对昆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
载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中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