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拉》主题思想与人物形象新解

黎跃进

《戈拉》是泰戈尔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对于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的理解，国内学界有些分歧，有人认为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爱国”，有的认为小说的创作目的是“社会改革”。有人甚至认为小说所反映的19世纪70年代，印度无产阶级已经起来，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领导了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些看法都是立足于社会反映论的层面对作品做出接受性阐释，只是各自强调不同的侧重点。从作品表现的题材和对象看，这些理解都不能说错了。但泰戈尔是一个追求统一性的思想家，他注重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理解《戈拉》也应透过题材和事象，探寻蕴涵其中的意义。

结合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从整体上把握泰戈尔文学创作的内涵，恐怕更能接近泰戈尔创作的初衷。我们试图以此对《戈拉》这部被称为“史诗”的长篇小说做出尝试性阐释。

外在的现实内容与内在的精神运动

《戈拉》于1907~1909年在《外乡人》杂志连载，1910年出版单行本。提出这一创作时间，意在强调两点：第一，经过40余年的人生体验和精神探索，到1905年前后，泰戈尔的以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宗教哲学思想已经定型成熟。之后直到逝世前的几年，一直坚持并不断充实他的思想体系。第二，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掀起高潮，经过19世纪后半期印度民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印度民族意识觉醒，以反对分割孟加拉为导火索，国大党提出了司瓦拉吉（自治）、司瓦西德（国货）、抵制英货和民族教育“四大纲领”。随着运动深入，对民族解放的道路存在分歧，1907年国大党分裂成激进派和温和派，前者积极行动，以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后者努力以宪政方法争取自治。最终以温和派向殖民当局的妥协和激进派被镇压，宣告运动失败。泰戈尔在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亲自参与了运动，但他不赞成极端派的做法，也不接受温和派的妥协，只好退出运动，更加深入冷静地思考印度民族的未来道路和命运。

在这样的前提下创作的《戈拉》，一方面泰戈尔定型的宗教哲学思想在小说中得到艺术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宗教哲学思想的表现中，包含着民族解放的现实内容。理解《戈拉》，对这两者都不能偏废。我们理解泰戈尔的创作原意，是将二者统一起来，以小说的艺术形象体系，通过民族矛盾中人们的人生道路选择来表现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戈拉》情节展开的背景，并不是取材于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看不到轰轰烈烈的宏大场面，没有抵制英货的群情激愤描写，也没有秘密组织的地下活动场景，更没有武装抗英的战火硝烟。泰戈尔不喜欢暴力和喧嚣，他更看重人的内在精神的运动，灵魂深处的革命，在外在的宁静中获得内在自我的提升。因而他把小说背景摆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思想交锋的年代，围绕着民族传统和西方文化而展开观念上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主张以西方文化变革印度传统的梵社，另一方是倡导回归民族传统、纯洁民族文化的正统印度教派，小说的情节主线是两个教派成员之间的思想冲突、两个家庭（安纳达摩伊一家、帕勒席一家）成员之间的爱情、亲情和友情，再交织穿插主要人物活动范围所及的其他人物的遭遇与经历，如南德的死、哈里摩赫妮的命运、戈希布尔村村民的悲惨处境、布朗县长家的生日宴会等。然而，贯穿小说始终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这些表面情节在人物心灵的投影，主要人物面对外在的这一切所产生的困惑以及困惑破解后的欢欣。对于泰戈尔来说，表现人物精神的变化才是创作的目的，情节故事只是人物前后变化的一种触媒、某种契机。

在泰戈尔的宗教哲学体系中，人具有两个自我：一个有限自我，一个无限自我。有限自我也称肉体自我、孤立自我、小我，他变化易逝，受时间、地点、环境诸多条件的限制，表现为人的日常世俗性。无限自我又称为灵魂自我、普遍自我、大我，他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他是人的精神深处的梵，是人中的神性。有限自我的各种想法基本上是为肉体生存而考虑的问题，他最突出的特点是自私和贪得无厌，他通过占有和获取物质财富而感到最大的满足，满足过后又有新的欲望，从而使自我成为外在的物质世界的奴仆，陷入束缚之中；而且他以自我为中心，走向利己主义，排斥他人，从而为自我筑起无形的高墙，封闭孤立自我。无限自我则不断推动人超越自身，突破有限自我的束缚，追求与永恒精神的合一，渴望证悟统一性的自由。泰戈尔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无限自我引导人与神结合后的情景：“这时候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之间的一切对立都将冰消云散，这时候没有战胜，只有福乐；没有斗争，只有嬉戏；没有分裂，只有相合；没有个人，只有大众；没有外界，也没有内心；只有梵——闪耀着神圣光辉的梵。这时候作为个体灵魂的我与作为终极灵魂的梵合为一体，这就是梵我一如。这时候只有无私的怜悯、温和的宽容、纯洁的爱——一个智、信、业互不分离的完美无缺的整体。”

因而人生就得不断突破有限自我而走向无限自我，由独特自我走向普遍自我，证悟自我的真正本性，达到梵我统一的和谐、自由境界。而这一切，都在人自身，在人的内在世界里进行。因此，人的一生是不断变化、不断提升的过程。

戈拉：人格完善过程的艺术表现

《戈拉》里被肯定的几个青年人——戈拉、维纳耶、苏查丽达、纳丽妲，他们的内在世界都经历了一番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主人公戈拉。对于戈拉，学界一直把他当做爱国主义者的标本来分析。从小说中戈拉的身份（爱国者协会主席）、言论和行动来看，这样的分析肯定没有错。他尊崇祖国的传统，与侮辱、损害印度的任何言行势不两立，愿意为印度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并以自己的坚定信心去感染身边的知识分子，唤醒麻木中的广大民众等等，从中我们感受到的确是一位爱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但泰戈尔不仅仅把他当做爱国主义者来刻画，同时还把他当做一个“人”，表现他如何突破有限自我的束缚，抛却小我的遮蔽，显露自我内在的无限性、证悟真理、获得自由快乐的过程。至少，泰戈尔是把他的爱国主义与人格完善结合在一起加以表现，“爱国主义”是他外在的行为模式，“人格完善”是他内在的性格运动；“爱国主义”是戈拉人格完善得以彰显的实体，“人格完善”在背后牵引着他的爱国主义的演进方向。

小说开始时的戈拉，有限自我的遮蔽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一种“天降大任于斯”的自傲。用他的朋友维纳耶的话说，“你以为上天把力量都给予你一个人了，而我们其他人都不过是软弱无能之辈。”他从小就是“领袖”，习惯于指挥别人，教训别人。“自傲”有悖于平等对话，在泰戈尔的思想词典中是自我中心的“小我”表现。第二，拒绝、回避对异性的恋情。青年男女的纯洁相恋，是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是双方内在神性的彼此呼唤。泰戈尔在许多场合下赞美这种美好的感情。他曾从女性角度写道：“女子有两个形象——母性的形象和情人的形象。……在情人的形象里，女子的苦行使得男子的一切卓越的努力富有生命力。”也就是说，男女恋情只要不是单纯的情欲，就能使双方的人格获得提升。但戈拉以责任感或其他的各种理由，回避、拒绝这种自然的感情，当他与苏查丽达在内心中彼此相恋时，他犹豫彷徨，不敢面对，自我压抑，甚至自欺欺人。第三，盲目受制于传统习惯。戈拉是出于爱国，而对印度教的一切都加以维护，把教规习俗当做自身的枷锁束缚自己，种姓制、不可接触制、对妇女的歧视都努力遵守，设法寻找理由为其存在加以辩护。尽管他的初衷是出于维护祖国尊严，但过于固执，发展到不顾事实，在现实面前碰壁还违心地盲目遵守，这无疑与真理的融合是相悖的。泰戈尔在一篇题为《习俗的压迫》的文章中写道：“这也碰不得，那也沾不得，坐要有坐态，走要有走姿，别人的米饭不能吃，别人的女儿不能娶，要这样起立，要这样坐下，要这样走路，指手画脚地去评论日月之短长，将无所事事的短暂生命割碎，再堆积起来。这难道是我们的生活目标。”

当然，戈拉之所以能在人生中突破小我遮蔽，是因为他身上有着趋向无限自我的动力因素。仔细分析作品，戈拉的这些因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牺牲精神和阔大的胸怀。戈拉为了印度的独立解放，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大学毕业后他全身心投入祖国解放事业，深入农村了解民间疾苦，为同胞的屈辱伸张正义，宁愿坐牢吃苦。这种牺牲精神是一种自我放弃，来源于他超出有限自我的博大胸怀，能舍弃生活的享乐，听从祖国解放事业的召唤，激发起他的热情和意志。他为打抱不平与警察冲突，被判处监禁，却放弃保释的机会，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在家里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体会不到自由地接触外面的世界是一种多么大的特权——有许多人，他们要么是由于自己的罪过，要么是出于无辜，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遭到禁锢或凌辱。迄今为止，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跟他们没有任何接触。现在，我要打上跟他们一样的烙印才出来，决不与大多数装扮得体体面面的伪君子为伍来保持自己的所谓名誉”。第二，执著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信念是对人生目标的专注，戈拉的爱国热情来源于他内心深处的信念：印度不仅有伟大的过去，也会有光明的未来，尽管现在的印度贫困、落后、愚昧、迷信，但他深信“另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印度，一个充实而富足的印度”。他在辩论中说：“我发现印度形形色色的表现和努力中，贯穿着一种深刻伟大的统一性，我为这统一性高兴得快发疯了。我为这种统一性所陶醉，愿意毫不畏缩、毫无顾忌地跟自己最无知的同胞同甘共苦。……我深信印度的深奥精神一定在暗暗地，然而长期不断地在他们中起着作用”。这种信念成为他灵魂深处的一盏明灯，明亮他的内外世界，使他能心无旁骛，一往直前，在行为上表现出刚强的意志。这种信念和意志对他周围的人产生无穷的人格魅力，好朋友维纳耶感叹：“多么坚强的戈拉！他的意志多么坚强！他会置人生中一切关系于不顾，以自己的意愿为最高目标，在胜利的旅途上前进——造物主赋予了戈拉如此伟大的天性”。第三，感觉敏锐，以小见大，有一种整体性思维。戈拉看问题不是就事论事，往往通过现象把握本质，从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中看待事物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木匠健壮的儿子南德死了，他的脚被凿伤，感染成破伤风，母亲不信医药，请巫师念咒而延误了治疗时间。他死于迷信和愚昧。戈拉由此看到的是民族的命运以及肩上的责任：“整个民族都把自己的智慧卖给骗子了。怕神、怕鬼、怕喷嚏、怕木星——什么都怕，没完没了。在这个世界上，要为真理进行多么顽强的斗争啊！……这一切恐怕和骗局就像一块沉重的巨石，跟喜马拉雅山一样重，压在印度上面，谁能把它搬走呢？不管什么伤害我们的祖国，无论伤害得有多重，都一定有办法治疗——治疗的办法就在我们手里。”正是这种敏锐，使他能从特殊把握普遍，能从有限自我透视到无限自我，能缩短小我与大我的距离。

这样的潜在素质，成为戈拉不断突破有限自我的基础，只要外在条件形成某种契机，他内在的大我就会得以呈现，人格获得提升。作品中人物和事件为戈拉人格的演进提供契机，最突出的有三次。首先是走出加尔各答，沿着大干道的徒步游历。他从城市来到农村，是对印度社会的一次深入的考察，了解到了印度真实的一面，他看到“这辽阔广袤的印度农村是多么分散，多么狭隘，多么软弱——对自己的力量何等无知，对自己的幸福是何等麻木，是何等漠不关心！”而正是传统的教规，把人分成不同的种姓和等级，给人以种种束缚，导致人们的愚昧和狭隘。在游历中，他对自己盲目遵从传统习俗产生了怀疑，在穆斯林理发师家里吃饭。他出狱后继续到农村漫游，对印度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有了实际的体验，以他敏锐的天性体会到“传统习惯只是把人分为各种等级，把不同等级分开，给人带来疾苦，不愿让人理智地处理问题，把仁爱远远地抛到一边，甚至给人前进的道路上处处设置障碍。”由此使他对原来固守的正统印度派的立场和信仰体系产生全面的怀疑，“他再也不可能用自己织成的幻想之网来束缚自己了”。其次，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感情的萌生。对于异性恋情戈拉一直不屑一顾，看成是事业的阻力，打算终身不娶，但在与苏查丽达接触的过程中，她的柔美、睿智、纯洁打动了戈拉的心。在理智上，戈拉不愿这份感情发展，但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爱的召唤又令他难以忘怀。尤其是在监牢中的一个月，“苏查丽达的身影总是浮现在他的眼前，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它从眼前赶走，从前有一个时期，戈拉心里没有想到印度还有女人这一事实，可是现在，因为苏查丽达的缘故，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真理。这样一个伟大而古老的事实突然全部呈现在他眼前，使他整个强劲的心灵都颤抖起来，仿佛突然受到极大的打击似的”。正是这份恋情拓展了他的视域，扫除了他在妇女问题上的荫翳，从苏查丽达身上看到印度新的力量和希望。最后的契机是他明白出生真相。他原来在血缘上与印度教没有任何联系，他一直背负的传统包袱纯粹是一个虚幻的幻影。前面的两次契机还使他难以从习俗和小我中彻底解脱，甚至陷入更深的疑惑和痛苦中。这一次使他彻底解脱了，以赤裸裸的真诚面对真理，拥抱无限自我。他难以抑制真正解脱后的欢欣与自由的喜悦：“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地理解印度，可是我处处碰壁——我一直力图把这些障碍变成信仰对象，为此日以继夜地工作。……我塑造了一个完善无瑕的印度，为了把自己的信仰完整地保存在她那坚不可摧的堡垒里，我进行了多么艰苦的斗争！可是今天，我那幻想的堡垒像海市蜃楼一样，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完全自由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巨大无边的真实之中，我的心感受到全印度的一切善与恶，苦与乐，智与愚。现在我真的有权为她服务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场所已经展现在我面前，这不是我幻想出来的——这是为两亿印度儿女谋幸福的真实场所。”到此，一个从小我走向大我的完善人格真实地站在读者面前。小说也至此结束，但读者可以想象出一个没有个人欲望，致力于印度各教派、各民族的团结，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平等、自由、幸福的印度而努力工作的完美形象。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不仅没有种姓、教派、民族之分，甚至没有国家的区分，他的爱尔兰血统使他的工作和努力超出了爱国主义，具有国际主义的意义。他为之奋斗的不是国家、民族，而是真理、人类。当他以解脱的自由心态、普世的梵的眼光来看人世社会，自然不为尘世的苦乐所累，而是一种爱、真诚、宽容、和乐的境界。就是作品中安纳达摩伊、帕勒席的境界。

理解戈拉形象异说辨识

学界对戈拉形象的理解，有些说法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戈拉的矛盾性格”。有论者认为：“爱国主义思想同宗教信仰的矛盾，是戈拉性格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有论者撰专文分析戈拉性格的矛盾与形成原因，得出结论：“戈拉的性格的确是矛盾的，表现出比较突出的双重性格：他顽固地维护印度教及其十分有害的陋习，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做出让传统的印度教徒认为是严重违背教规和宗教经典的事情来。”这样的分析和结论，从作品的表面意思看，确实有道理。但泰戈尔追求的是和谐统一，戈拉作为一个他赞美的人物，其着眼点不在表现他的“矛盾”，而是表现他克服矛盾趋向统一的根本性格特征。泰戈尔赞美戈拉的，是他的统一本性，是他的有限自我与无限自我的和谐统一。当然，戈拉的统一本性不同于安纳达摩伊和帕勒席，他们是在小说情节展开前已经完成统一的过程。而戈拉的统一展现了一个过程，正是这一过程构成小说的基本情节。在统一过程中，戈拉存在矛盾，这是事实。但对同一个事实，“矛盾”论者和泰戈尔看到的与强调的内涵却不一样。同样的深夜零点，有人强调是一天的终结，有人强调它是一天的开始。“终结”和“开始”在本质上是相反的。

（二）关于揭示出生之谜的结尾。印度学者圣笈多在其专著《伟大的哨兵——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研究》（汉译本题为《泰戈尔评传》）中，对泰戈尔的抒情诗倍加赞赏，对其小说和戏剧颇不以为然。对《戈拉》更是批评有加。其中对于小说揭示戈拉出生之谜的结尾，他认为这是人为地解决矛盾，“假如戈拉能够通过一场思想斗争来解决这个矛盾，那么他的故事一定可以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的。但是罗宾德罗那特在这一根本问题上表现了某种惰性；他没有描绘戈拉内心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而是几乎在思想斗争还刚刚开始时就机械地让它匆匆结束。……戈拉是从外面了解到这个秘密的，这并没有从内部使他发生根本改变，它只是使他摆脱了一切原有的束缚。”这种分析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正好相反。戈拉事实上在内在精神世界中一直经受着紧张的冲突，整个作品的主要线索就是戈拉两个自我的较量。出生真相的揭示作为一个关键性契机，使戈拉得以完全解脱，实现两个自我的真正的合一，从狭隘的爱国走向了人类立场，从教派主义走向真正的宗教，从各种习俗的束缚走向服从真理的自由，从经常碰壁的苦恼走向服务民众的喜悦等等。这些都是戈拉内在世界的深刻变化，怎么能说“没有从内部使他发生根本的改变”呢？

（三）关于戈拉的爱尔兰血统与小说思想。在泰戈尔的构思中，戈拉的爱尔兰血统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情节点”，甚至可以说，是小说展开的基础。这不仅表现在它是安纳德摩伊、克里希那德雅尔夫妇两人行为性格的前提，也不仅表现在它成为戈拉彻底解脱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泰戈尔在《戈拉》中的思想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爱国”，而走向宗教哲学的“一”。宇宙是一个整体，人类是一个整体，比之于服务国家民族，更重要的是服务真理、人类。但有论者从小说的“爱国”主题出发，认为戈拉的爱尔兰人血统对主题的表达有负面作用，如“一个印度的爱国主义者典型竟是一个英格兰人，这就严重削弱了作品的主题的严肃性。”再如：“泰戈尔把爱国者戈拉处理为一个在1857年全印度大起义中被杀的英国军官的后裔，无形中变成了对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嘲弄。”

我们知道，戈拉的原型是一位爱尔兰修女——尼倍提塔。这位推崇印度古老文化的外国修女于1898年来到印度，著书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深入到印度民众中，扶危济困，把自己的情感、智慧、财富和所有的一切献给印度。泰戈尔曾撰专文推崇赞美她的自我献身精神、高尚的品质、非凡的毅力和旺盛的热情，称她为“大众之母”，从尼倍提塔身上，泰戈尔看到人类一体的东西。这位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外国人成为泰戈尔创作《戈拉》的灵感之一，自然有超越爱国主义的东西融注于作品之中。

（四）关于戈拉的个人英雄主义。国内有论者分析《戈拉》的局限指出：“泰戈尔在小说中，把印度独立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上层知识分子身上，没有看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而戈拉这个人物的核心思想，也是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这段文字包括两个问题：首先对普通民众的态度的问题。的确，小说中除了戈希布尔村的穆斯林村民反抗靛青园主的压迫外，小说中的普通民众表现的都是愚昧、麻木、迷信、落后，以至于一直以自己的虔诚试图唤醒民众的戈拉感到无奈和困惑。从泰戈尔的社会思想看，泰戈尔的确认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解放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其次，戈拉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戈拉被小我遮蔽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天降大任于斯”的自傲，很长时期以唤起民众作为己任，这当然可以理解为“个人英雄主义”。但在他人格完善的过程中，他的自傲在减少，责任感在增强。他走向民众，深入到底层，看到了“赤裸裸的真实的印度”，但他声称：“全世界都已舍弃印度，对她百般辱骂，我却希望能够和她——这个种姓制度盛行、极端迷信、崇拜偶像的印度——一起受辱”。因而他自愿去坐牢，出狱后常到乡村漫游考察，到低等种姓人家做客，和他们一起感受印度的现实与命运。应该说，戈拉的本性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他的人格完善过程就是销蚀个我的过程，牺牲自我、服务大众才是他的本性。

综上所述，这些对戈拉形象理解与我们对戈拉形象理解的差异，根本点在于上述论者只着眼于从社会政治的层面理解《戈拉》和戈拉，只停留于作品的表面情节和爱国主义、反帝反封的意义框架内分析研究，这也许与泰戈尔的创作原意有一段距离。

接受美学理论的启示

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一部文学作品的文本本身具有丰富的“语义潜能”，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赋予作品以新的东西。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对《戈拉》的不同理解不是什么问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倒是对中国学界的《戈拉》接受，在社会接受和期待视野的层面上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题目。不过，我们认为不管运用什么批评方法，理解一部文学作品有三点是很重要的：（1）把握作家创作的原意。不管批评理论怎么变化，“还原”作为批评的一个客观标准，应该难以否定。（2）全面理解作品的内涵。若对一部作品的主题归纳或人物的分析，只能涵括作品的部分内容，或者是分析的结论与作品中的一些内容相互矛盾，这样的理解很难说是全面、准确的。（3）赋予作品的未定性以确定的含义，填补文本中的意义空白。这是接受理论特别推崇的文学研究范式，但它不是不顾文本的原有之义而随意杜撰，而是对作家感受到又还不甚明晰的内容的拓展，是在文本召唤结构下的意义开掘。

以此观照国内对《戈拉》的评论，很难说是对泰戈尔创作原意准确、全面的理解，更不能说是对其文本“意义空白”的深入掘进，而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的阐释，显得表面化和以偏概全。

在创作《戈拉》的同时，泰戈尔写了一篇题为《现代》的文章，其中的一段文字对我们理解《戈拉》有所启示：

如果我们只观察表面，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到处有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称为政治。但无论我们把它看得多么重要，它仍然不过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假如说有某种东西能唤醒我们的灵魂，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宗教。宗教绝大部分力量只能秘密地发挥作用，因而不易被我们察觉；而活跃的政治却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能看到翻滚于表面的滔天巨浪，却无法看清楚潜伏于深处的暗流。

也许，注重轰轰烈烈的政治，忽略悄悄浸染的宗教是“现代”的时代特征，这个时代特征表现在文学批评领域，内化为一种集体的期待视野。

从宗教哲学的层面把握《戈拉》，作品中还有很多论据，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这里略作提示，供进一步研究参考。第一，小说中安纳达摩伊和帕勒席两个人物，表现的是泰戈尔思想体系中小我大我融合的观念和境界，他们以宁静、宽容、爱来看待社会人世，超越教派、种族、血统的各种束缚，追求真理和自由。第二，小说中还刻画了一批受到“一切私己主义的冲动，一切自私的欲望”所支配，囿于“自身狭小的自我”的人物：恪守教规，只求自我超度的克里希那德雅尔；逢迎强者、讨好洋人、数典忘祖、造谣中伤的哈伦；贪图小利、只求安稳的摩希姆；庸俗无赖的盖拉希；虚荣刻薄的沃尔达松德丽等。他们远离真理，自我膨胀，虽然信神拜神，但内心依然一片黑暗。第三，亲证无限宇宙的神秘精神体验。小说中戈拉、维纳耶和苏查丽达，在他们情感波折，经历新感受的关键时刻，往往都有一次在大自然启示下，小我与无限大我融合浑然的神秘体验。这些文字既增强了小说的诗情画意，更是“梵我合一”神奇境界的艺术展现。

黎跃进，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