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鲁儒
李 白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足着远游履，首戴方山巾。
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君非孙叔通，与我本殊论。
时事且未达，归耕汉水滨。
二十多个世纪以前，有位没落的贵族后裔面对着剧烈转型与嬗变中的东周社会，发出了“礼崩乐坏”的浩叹。于是，他开始寻找一种重建礼乐的方式。在悉心研究国家制度礼仪之后，他提出了一套叩其两端而执中的思想。他办了私学，在尼山脚下教授三千弟子；他周游列国，在诸侯争霸的烽火里种下“中庸”的种子。他就是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丘，他的思想后来被传承和发展成中国的儒学。
很明显，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确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对它的认可，也离不开它的思想内核本身。《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和《春秋》，用厚重的竹简张扬起儒学的博大混一和左右逢源，它没有法家苛刻寡恩的面孔，也极少黄老宁静无为的心境；它不能制止纷乱和战争，却以“克己复礼”的道德、面貌维持着社会的秩序。柔和的折衷理论深得中国人、中国文人、中国皇帝的欢心，尽管被梦魇吓得半夜惊起的秦始皇用一把大火烧毁了堆积如山的儒家经典，儒学的脚步还是健朗依然。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刚刚即位不久，正踌躇满志的汉武帝在整饬吏治、与民休息之后，便将治世的目光投在了意识形态的建立上。彼时，文景时代所尊崇的清静无为的黄老之说，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位意气风发的新皇帝，于是就在这一年，汉武帝将景帝时代的博士，深谙儒家思想的董仲舒请来，着令其建立完善一套独断专制的思想体系。在董仲舒的力推下，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君臣伦理观念和汉武帝的政治诉求达到了统一，兴奋之余，这位急于一统国内思想意识形态的皇帝迫不及待地颁布了一条颇显霸气的诏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快，备受宠幸的董仲舒便开始了将儒家学说扩大外延的工作，他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在这样的一个图式上，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当董仲舒用“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孔丘创立的儒学披上宗教的外衣，儒学就从中庸走向了独断，从柔韧转向了玄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风行天下，断章残简从焚书坑中走出，抖抖泥土和纸灰，摇身一变为封建政权的庇护神。经过汉武帝的钦定，原始的孔孟儒学正式从私家性质的子学上升为一门官方学术，儒学作为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地位，从此确立。当汉武帝以不容置疑的皇命将专制的“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定型成为国人思想的主流，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首次因为具备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汉武帝已经将儒学放大成为后世君主师法沿袭的封建宗法制国家的基石。
于是一群脚穿远游履、头戴方山巾的队伍成为中国文化中极富争议的阶层。他们走在科考的路上，他们走在赴任的途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他们在懵懂之中憧憬着河沚的阳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他们在森严的教化下麻木着学者的神情。事实上，儒学所张扬的中庸之道，始终在按循着一条极端的路途：铭心的大火是极端，被定为国教是极端，消耗着中国封建文人创造的伟力，仍是极端。
公元1912年，儒教走向式微，历时两千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