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注释看鲁迅的亲人

不论是谁，作家也好百姓也好，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亲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肯定是非比寻常的，对于有些人来讲亲情甚至是一个人前进的全部动力和支柱。鲁迅对于亲情也是相当重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他还有两位同在文坛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亲兄弟，那就是周作人和周建人。在《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中，这两位兄弟所占的分量自然是不同一般，周作人在文中被注释的次数多达22次，周建人则多达15次。从文学造诣来讲，周作人和鲁迅的成就都要高过周建人，而且周作人在散文、小品文方面甚至强过鲁迅。所以鲁迅和周作人在文学方面的交集更多一些，鲁迅在文中提到周作人的次数也要多过周建人。“五四”运动之后，周作人与郑振铎、沈雁冰、叶邵钧、许地山等人共同发起“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和孙伏园等人创办了语丝社和《语丝》周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语丝社以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为中坚。《鲁迅全集》第4卷里就专门有一篇为语丝社写的《吊与贺》，是为《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所写的杂文，里面就提到“岂明老人再不兴风作浪，叛徒首领无从发令施威”，这里的岂明老人和叛徒首领分别在文后注释中解释即指语丝社的两位台柱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俩。周作人同时还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他散文中的民俗趣味显示出了鲜明的个性化审美特色，如《故乡的野菜》、《乌篷船》、《喝茶》等故乡系列的散文，这种审美趣味给京派散文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鲁迅评价周作人为“真正老京派”，《鲁迅全集》第6卷的《“京派”与“海派”》一文里就说到“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这里的“真正老京派”在文后就有专门注释表示指的是周作人，可见鲁迅对周作人的散文是持非常肯定的态度的。当然周作人这个真正的老京派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还有待商榷，因为文学史上对于京派的梳理有很多不同的线索，但是对于长兄，鲁迅不仅在文学造诣上给予了他及时的肯定和支持，还一边受到了周作人治学风格的影响。比如《鲁迅全集》第10卷的为翻译日本武士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所写的《译者序》，开篇就提到周作人在《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曾说起过《一个青年的梦》，鲁迅因此也便搜求了一本将它看完，并表示“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这种对于一位作家的作品推荐如此信奉、看完后如此信服的态度在鲁迅的文笔中是很少见的，这样的叙述在文章中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包括在评价自己的左翼战友茅盾的小说《子夜》时，他的言语间也是透露着一种谨慎的风格的，说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计三十余万字，是国内文坛其他一些作家所不及的。只是“所不及”，话语透出保留和谨慎的口吻，而没有轻易讲出特别认同和赞誉之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周作人的肯定和支持，不仅出于文学上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的支持。周作人还在日本立教大学学习的时候，已和羽太信子结婚，那时鲁迅还在给周作人按月寄予生活费，这在《鲁迅全集》第11卷的100815号《致许寿裳》的信尾就有提到：今至杭为起孟寄月费，因寄此书。这里的起孟即为周作人的字号，在文后的注释中特别标出。至于周作人后来与鲁迅决裂之事，则给鲁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打击，被迫搬出八道湾一时也成为鲁迅一生中最为困窘和郁闷之时，这种来自于亲情的伤痛是无法磨灭的，但是鲁迅自始至终没有在文章中提起过事情的缘由，仅仅在日记中记录了一点当天发生的状况。很自然的，所有关于周作人的注释中也最多只说兄弟二人失和，而对他俩究竟是怎样失和的避而不谈。《鲁迅全集》中提到周作人的地方很多，但和其他人物的处理办法一样，并不是每一处都给予了注释，有的前面已经注过后面就不再重复。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的字号较多，笔名也很多，因此鲁迅对他的称呼也是纷繁众多，如第1卷的《鸭的喜剧》里称他为仲密，第4卷的《吊与贺》里称他为岂明老人，第8卷的《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里称其为中弟起明，《题照赠仲弟》里称其为星杓仲弟，第10卷的《译者序》里称其为周起明，第11卷100815号《致许寿裳》信尾称其为起孟，180104号《致许寿裳》信尾称其为作，190704号《致钱玄同》信首称其为子秘，等等。这些称呼都有注释在文后一一标明为周作人。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周建人和鲁迅的关系远不及周作人和他的联系紧密，因为周建人是学生物专业出身，和文学的距离较远。不过周建人仍然写过文章发表，并给了鲁迅的文学事业一定的帮助。在《鲁迅全集》第6卷的《女吊》一文中，鲁迅描写绍兴戏里的上吊的女吊神，其中写女吊神唱的那两句唱词“奴奴本是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就说是刚从克士那里听来的，这里的克士在文后的第14条注释就注明为周建人的笔名。还有第10卷的《〈小约翰〉引言》里说到鲁迅翻译《小约翰》时里面动植物的名字也让他感到不少的困难，这些名字最后的译成要感谢周建人君在上海给他查考详细的辞典。文后第20条注释即说明了周建人为生物学家，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身为生物学家的周建人也写过文章发表，1925年就曾和章锡琛一起对有关一夫多妻制的话题写过批驳的文章，登载在鲁迅主编的《莽原》杂志上。《鲁迅全集》第8卷的《编者附白》一文及其文后注释就是针对这件事情进行的详细的叙述。《编者附白》开头便说《莽原》杂志的宗旨并不重在讨论这一类型的问题，这一类型的问题就是指连续两次刊登出来的关于讨论性道德的问题。文中说明前一次登出那两篇文章的原因是因为文章无处可登，所以偏要将它们登出。文后的第1条注释介绍了《编者附白》一文最早发表于1925年6月5日的《莽原》周刊，是对此次刊登的章锡琛的《与陈百年教授谈梦》及周建人的《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两篇文章的说明。注释的第2段还对这两篇文章的刊登背景作了详细介绍。缘由为1925年1月周建人和章锡琛二人在《妇女杂志》的第11卷第1号发表了关于性道德问题的文章，陈百年随即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文加以非难，而章、周二人紧接着投寄给《现代评论》杂志的答辩却被该刊压制下来不予刊发，因此鲁迅在他所主编的《莽原》周刊的第4、6、7期上分别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篇幅。文中所说的前一次登出的两篇文章在文后的第2条注释中有介绍，即为1925年5月15日的《莽原》刊载的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两篇文章。1925年3月14日的《现代评论》刊登陈百年非难章周二人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以后，周章二人分别写了《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与多妻》两篇文章答辩寄给《现代评论》，但是该刊直到第20期都不予发表，于是他们又再分别写了这两篇文章寄给《莽原》。文后第3条注释对文中的“陈先生的信”也作了解释，该信指的是1925年5月29日的《莽原》周刊刊载了陈百年的《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信中为《现代评论》杂志迟迟不刊发周章二人的文章作出辩解，并要求停止论战。而正文中说明这封信刊登之时，二人这回的文章已经在从上海寄到北京的路上了，因此还属于见到《现代评论》的答复后而未见《莽原》的短信之前的文章，文后第4条注释又对“《现代评论》的答复”作了解释，意指在1925年5月9日的《现代评论》上刊载的陈百年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而且还说明了直到这一期也就是第22期才将二人的《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与多妻》两篇文章放在最末的“通讯”栏里刊发出来。文后的第5条注释还专门介绍了章锡琛和周建人那时都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章锡琛还是《妇女杂志》的主编。可以看出，正因为双方经历了这个冗长复杂的过程，所以鲁迅才要在《编者附白》一文里将此事交待清楚，而该文后的5条注释对这件事情来来回回的背景作了最为详细的解释和补充。将正文和注释结合起来仔细反复梳理阅读，最终就可以理顺这个复杂冗长的过程。鲁迅和周建人亲兄弟之间彼此的关怀和帮助一直贯穿于鲁迅的事业和生活中，当然作为大哥，鲁迅对弟弟的照顾总是多过弟弟对哥哥的关爱，周建人受鲁迅的照顾在《鲁迅全集》里的注释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主要表现在对他的学业和工作的帮助上面。《鲁迅全集》第11卷的1920年8月16日和8月21日两次致蔡元培的信中就是专门为了周建人工作的事情。前一封说周建人想留学国外，因为经济牵连不可设法，听说里昂华法大学成立在即，想来会用若干办事之人，特请蔡元培帮忙想设办法。信后第2条注释对周建人进行了介绍，说他是于1919年12月随母亲举家迁往北京，经鲁迅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第3条注释则介绍里昂华法大学是由蔡元培等人于1920年创办的学校。后一封信中鲁迅再次向蔡元培申请此事，表示因为想留学经费为难，愿意在华法大学任一教科以外的事务，足以自给就行。信后第2、3条注释均对周建人履历进行了简单介绍。虽然曾经有这两次致信给蔡元培，但周建人并没有去这个华法大学工作，不过仍旧是靠兄弟的帮助找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工作。这个在鲁迅日记的注释中也有交待。《鲁迅全集》第15卷里鲁迅写于1921年9月2日的日记记载有：下午三弟启行往上海。此处在9月日记后的第1条注释中就有介绍，是经鲁迅和周作人的介绍，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到一职，该日赴任。全集第16卷里鲁迅写于1932年5月16日的日记记载有，夜晚三弟乘轮船往安徽大学教授生物学。随后5月日记后面的第4条注释对此有详细解释，“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毁，所有职工一律解聘，因此鲁迅托人介绍周建人去安徽大学任教。后来经蔡元培商洽，周建人在8月重回商务印书馆任职。从注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周建人得以长期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是与鲁迅的帮助息息相关的，兄弟之情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