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荆楚吟·荆州之旅·楚都遗址·辉煌灿烂楚文化
辉煌灿烂的楚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之一大精华。它的博大精深、风采卓异，常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叹为观止，感慨万分。它孕育、产生、繁荣于荆楚大地，渗透南方各地，甚至北浸中原，影响极大，为丰富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楚文化史专家张正明曾以实例证明楚文化的成就和水平超过周代其他任何一种区域文化：最早用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的青铜器为楚国;最早的铁器(除去个别的例外)是近三十年间出土的楚器;先秦的金、银币都是楚币;最早的精美丝织、丝绣衣衾出自楚墓;先秦漆器中，数量之大、类型之多、图案之美，以楚为最;已面世的先秦木雕、竹编工艺品，几乎全为楚国;最早的毛笔出自楚墓;先秦的竹简几乎全是楚简。仅见的先秦一幅帛书和两幅帛画，都为楚画;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亦出自楚地……
物质文化之彩
楚之祖先最早活动在中原一带，后南迁到江汉地区。其先祖祝融曾为火正之官，观象授时，既为火神，又为雷神。据说凤为祝融化身，《白虎通·五行篇》说：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故楚之先民崇火尊凤，凤鸟曾为童贞时代楚人的图腾，具神圣象征意味。
因此，江汉地区成为楚文化生长的温床。楚文化之滥觞，始自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早期的楚国，位于毗连豫西南的鄂西北，这种纵跨南北的有利地理位置，使楚人在与华夏、蛮夷的交往中，得以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到春秋中叶以后，楚国经济、国力不断增长，文化也极大发展。随着楚郢都纪南城的兴盛，楚文化遂至鼎盛。
农业生产方面，楚人综合利用南北农业文化之精华，创建了筑坡灌田的社会性水利工程。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修建了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期思陂，《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此举使大片农田受益。楚人还发明了“火耕水耨”的水稻耕作方式，这种耕作方式，在历史上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今日还可见其孑遗。
在冶金技术方面，楚人更是获得极大成功。当时楚国不仅普及了中原约在春秋中期推广的分铸、焊合技术，而且创造出中原尚无先例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并开镶嵌黑漆工艺风气之先。随着采铜与铸作技术的不断革新，铜器品种愈加丰富。特别是在青铜兵器的制作上得到长足发展，与中原兵器相比具有制作精良、器形长大和形式繁多的特点。而楚式青铜镜，更以其绚丽多姿的纹饰、精致轻巧的形态，达到了当时青铜工艺的高峰。大量的考古发现，都可证明这一点。
1965年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金银错龙凤鸟纹铁带钩，长46.2厘米，呈弧带形。整个带钩的正面和背面两端都用金丝、金片和银丝、银片嵌成花纹图案。背面两端和二钮钮面嵌云纹。正面图案作龙凤鸟纹，金银片镶嵌其身，金银丝嵌成其爪，流动云纹补白。凤长尾，作回首反顾状;鸟张口，作引吭长鸣状。图案活泼，错嵌精丽。带钩弧度与人腰腹弧度吻合，当是一种特殊的大型革带用钩。代表了楚国错嵌工艺的水平。1965年望山二号楚墓出土的战国铜质酒器龙凤纹樽，高17厘米，盖面及腹周皆饰错银花纹。全器计三十六条龙，二十四只凤。这些图案化的变形龙凤纹，既蜿转回环，又井然有序，表现出楚金错工艺的繁缛花丽和装饰特色。考古工作者还在纪南城西南部的陈家台发现铸炉两座，炉壁底部外张，四角内凹，炉底和四角有一层薄木炭灰。东北角发现铜棒一件，西半部发现锡渣一层，铸炉附近尚存鼓风管残片。
精美的丝织、丝绣也是楚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战国时期，楚纺织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缫丝、纺纱、织造、染整等一整套工艺，制造了许多手工纺织机械。《楚辞·招魂》描绘楚宫时，涉及到相当多的丝织品：“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帱多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1982年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楚丝织品，几乎囊括了先秦丝织物的所有类别：战国中期楚刺绣品素纱绵袍、浅黄绢舞凤飞龙纹绣绵袍、浅黄绢绵袍、深黄绢夹衣、紫红绢龙凤相蟠纹绣单衣、浅黄绢对龙对凤绣锦袍、小菱形纹锦绵袍、大菱形纹锦绵袍、素罗龙凤虎纹绣单衣、红棕绢凤鸟花卉纹绣绵袴、深黄绢单裙、深褐绢单裙、红棕绢凤鸟践蛇纹绣袴衣、浅黄绢蟠龙飞凤纹绣衾、凤鸟凫几何纹锦衾、浅黄绢对凤对龙纹绣衾，以及帽、鞋、镜衣、棺罩等。其品种有纱、绢、绨、罗、绮、锦、绦等，故被誉为“丝绸宝库”。
这些丝织品，工艺极为精湛。以经纬密度而言，每平方厘米一般经密一百四十根，纬密六十根，最高的经密达一百七十根，纬密七十根，比今天降落伞的密度还高。论其柔软，薄如蝉翼，轻若笼烟。其中绣品更是巧夺天工，花纹典雅富丽，题材以珍禽异兽、奇花佳卉和自然物象为主，绕有神话意味。花纹以龙凤形象最为丰富，如素罗龙凤、虎纹绣单衣，在极薄的罗上，用红、黑、灰、土黄等色锁绣出龙、凤、虎三种图案。凤振翼展翅，花冠飘垂，居画面中心位置;龙、虎形象刚劲、生动传神，似搏击，似对舞。整件绣品呈凤鸟飞舞、龙腾虎跃的热烈气氛，又充满神奇色彩。特别是其中有复杂组织结构的大提花织物锦的出现，更证实了战国时期织机提花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可以这样说，楚国的丝织业足以代表了当时我国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
楚国的木器、竹器、漆器工艺品的制作也达到相当高的技艺。考古发掘中，楚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全。仅在纪南城一带就已出土楚国漆器上千件。这些漆木器造型生动，构造精巧，绘雕传神，色彩艳丽。如1965年冬出土于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的战国时期彩绘木雕小座屏，通高15厘米，长51.8厘米，屏面厚度仅3厘米，座宽12厘米。屏座两端着地，中部悬空，上置一雕屏，为长方形外框，外框内透雕五十一个动物，计有凤四只、雀四只、鹿四头、蛙二只、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周身黑漆为底，有朱红、金银漆绘凤纹等图案。所雕刻的各种动物，交错结合，互相争斗，变化复杂而有规律，栩栩如生。与彩绘木雕小座屏同时出土于望山一号楚墓的彩绘虎座凤架鼓，其形态为两虎相背匍匐，四足向前屈伸，呈欲起步奔跑状;虎背上，各立一只凤鸟，引颈昂首，目视前方，长喙微启;在两凤鸟头冠上，各牵出一条彩色绸带，系一圆鼓于两凤鸟长颈之间;虎座与飞鸟互相对称，形态协调;凤翅、虎斑和其他细部均以彩漆点出，颜色鲜艳。这件本供实用的乐器，又成了技艺精湛的工艺品。
精神文化之光
在特殊的历史渊源、生产条件，以及特殊的山林泽薮交错纵横的地理环境孕育之下，楚地的精神文化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并明显地区别于崇理性、尚人伦、重礼乐的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中原文化。它表现得更为绚烂热烈，更加自由奔放，更带神秘气息，更具浪漫精神，显示了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与大自然也更亲近。
当儒家创始人孔子已宣告“不语怪力乱神”的时候，楚地的巫风却刮得更盛。在楚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天地山川都具有神性，故楚人信奉太乙、东君、云中君、司命、风伯、雨神等，与自然保持着和谐亲近的关系。同时，诸夏之神高辛、轩辕和夷越之神伏羲、女娲，也是他们信奉的对象。由此，形成了多元的鬼神信仰。正因为“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故楚巫地位高，逢大事必卜。楚人这种崇巫重卜、尚鬼好祀的习俗，为许多考古材料所证实。楚墓中多有“镇墓兽”，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卜筮记录”，更为人们提供了楚人卜筮的情况。
楚文化丰厚的土壤，最适宜于艺术的生长。不朽的文学杰作《楚辞》，历史与神话相交织，社会与自然相融合，情感充沛，想象奇特，词采瑰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千古绝唱。它和《庄子》一起，代表了南方即楚地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
楚音乐文化令人倾倒。除1978年在随州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外，1970年在纪南城南2公里还发掘出战国石质乐器彩绘石编磬。石编磬共二十五件，其上有以凤鸟为主题的彩绘花纹。经测定，除四件断裂复原发音不准，一件残缺不全无法发音外，其余发音良好，音质优美，音域宽广，音阶准确，至今能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说明当时实用音至少有三个八度左右，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就已能制作出具有高水平音律的乐器。1970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就是用这批彩绘石编磬演奏的。
在音乐文化方面，楚人还有一大成就、一大创举，即建“地下金奏”。当代语言文字学家杨伯峻解释：“金指钟镈，奏九种《夏》乐，先击钟镈，后击鼓磬，谓之金奏。”这种以钟镈为主，辅之鼓磬的铺设，恰与曾侯乙墓中室乐器陈设的秩等相符。而楚人将乐队置于地下，则比当时乃至后世置乐工于堂陛或廊庑更显庄严雅致。另从声学效果看，地室具有音量集中、氛围浓烈的特点，更有利于抒发楚人强烈、奔放的情感。
楚国本是音乐舞蹈之乡，王逸《楚辞章句》称，“昔楚都南郢之邑，……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楚人在上祠时一边祭祀，一边唱歌跳舞，以博取诸神的好感。他们能在音乐文化方面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也就不足为怪了。
楚人在哲学方面也取得了十分伟大的成就。代表了南方即楚地哲学的老、庄，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