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灼闽粤花·广州之旅·广州·羊城钟灵花城毓秀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边缘，面临南海。由于珠江三角洲是由若干大小不等的三角洲复合而成，故西、北、东三江没有统一的会合点。过去，西江由西南涌分出的一支和北江由芦苞涌分出的一支，相会于官窑附近，经石门至广州，东经黄埔与东江相会后，同出虎门注入南海。因此，广州实为三江航道和由伶仃洋经虎门而来、折向越秀山下的深水湾辐辏之地，是一个河港兼海港的城市。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番山之隅”，或番、禺二山之上。平时可免受洪水侵袭，而又紧邻来自白云山的甘溪，淡水丰盈，加之西北有石门之险，东有瘦狗岭之峻，越秀北峙，珠江南环，天然要地坐落于峭岭丛山之间。

五仙骑羊去

广州别称羊城、穗城。相传在海天苍茫的越秀山下，有五位仙人身着彩衣，手持稻穗，骑着五色羊飘然而至，祈祝人民安乐祥和。

在广州市惠福西路坡山有一五仙观，北宋时始建于十贤坊，即今北京路财厅前，相传此地为五仙人骑羊降落处。后迁西湖药洲，至明代迁今址。观中原有五仙五羊像，被当地居民奉为“谷神”。现存大殿及山门各一，门前有明代石雕麒麟一对，大殿为广州现存为数不多的明代木构建筑之一。大殿左侧有原生岩石，上呈脚印状凹穴，俗称“仙人拇迹”，传说此为仙人足印。故此，这里又被称为“穗石洞”。“穗石洞天”在明代还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关于广州别称和五仙观，民间有一个传说。

周夷王时，广州发生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但官府照旧催租要粮。坡山脚下的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无粮可缴，官家便将老父抓走。儿子当时不足十六，举目无援，哭祈上苍，泪水涟涟。五位仙人为其所感动，身着五彩衣，胯下五色羊，手持谷穗从天而降。仙人将谷穗赠给少年，说：“马上将谷子搓下来，今晚下种，浇水施肥，天明即可收获”。少年如是行事，果然在第二天一早收获到黄澄澄、金灿灿的谷子。少年一心救父，身挑谷子去赎父亲，官家一见心中生疑，一再追问之下，少年只好告以实情。官府在释放父子俩之后，决定捉拿这五位仙人。父子俩知恩图报，赶忙向仙人通风报信，仙人自是感激，嘱咐他们立刻回家，把剩余的谷种全部撒在地里。这样，官府抢夺不到，百姓也有饭吃了。正在这时，官府群衙蜂拥而至，五位仙人悠悠而起，腾空直升云端。衙役无法，便返身去抓仙人遗留下的五色神羊，但那五只羊立时化作顽石，推不动，扳不倒，官家奈何不得，只得作罢。

广东广州越秀山五羊石雕

时至今日，五仙观及其雕塑早已不存，但今人在越秀山上重新立了一座五羊石雕像，公羊领首，口含谷穗，四羊簇拥，栩栩如生。此雕像一直被视作广州城徽。广州别名甚众，除关城、穗城之外，另有五羊城、仙城、石羊城、羊石城、仙羊城诸称，均与此传说相关。

古城有遗址

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及其周围已有人类在此渔猎为生，稍后兼事原始的农业生产。考古发现的广州市郊飞鹅岭及佛山市属澜石河宕村之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即为明证。其中河宕贝丘遗址距今约四、五千年，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南毗连冲积平原，其南为北江下游汉道东平河和潭洲水道，距广州10公里左右。

秦以前广州之名，除传说中的“楚庭”之外，另有南武城等。史载，城始建于周夷王时，距今二千八百多年;但广州城垣的修筑却迟至秦始皇时。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南海郡守任嚣率兵平定南越后，修筑任嚣城，后正式命名为“番禺”。《淮南子》中言：“一军处番禺之都。”关于“番禺”之名的由来，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源自番、禺二山;另一说源自“番山之禺(隅)”;也有人认为番禺一名是古越族的一种土音或其部落的名称。秦汉之际，继任嚣统守南海郡的赵佗，在吞并其它地区之后，建立南越国，自命南越武王。任嚣城被扩建至周长10里的大城，称为“越城”或“越佗城”。

番禺随着经济的繁盛，逐渐成为岭南政权重地，城池规模也渐次扩大。东汉建安十五年，刺史步骘开辟番山北麓，扩大旧城。226年，交州与广州分治，南海郡成为广州治所，广州之名由此始。907年，唐天祐末，清海节度使刘隐“以南城尚隘，更凿平禺山以益之”，并将重要官衙一一设在今永汉北路一带，城区遂具规模。

唐代广州虽为著名商港，但城垣范围不大，商业区多在城外。两宋三百多年间，广州城垣扩建、修缮达十余次之多。据《广东通志》载，庆历四年加筑“子城”5里，熙宁年间扩建“东城”4里和“西城”13里。嘉定三年及开庆元年，又在城南滨江地段修筑两道“雁翅城”和“羊马墙”。1278年，元朝慑于各地据城反抗，曾大毁天下城垣，广州亦在劫难逃。1293年始修复。

明代，广州跃居对外贸易重地。1377年前后，将宋元时的三城合一，并向北跨至越秀山之上，向东也有所扩展，西南两方大致沿宋代旧迹，城周长21里。嘉靖年间，又在城南加筑外城，或称子城，周长6里多。后人称明初所筑为“老城”或“旧城”，嘉靖时所筑为“新城”。1647年(清顺治四年)，曾在新城之南，增修东西两翼城，直至珠江边，各长20余丈。

1918年广州设立市政公所后，始拆城筑路。现仅余越秀山上城垣一段，供后人寄情托古、凭吊伤怀了。

领海扼三江

广州濒南海，珠江流域为其腹地，越过南岭之上的低平山口，可至长江以至黄淮流域。岭南与中原地区早在商周时代即有经济文化的融流，《荀子·王制篇》载，“南海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白云越秀二山合志》载，战国时越王与魏交好，于是派公师隅到南海(即广州)，寻求犀角、象牙，献给魏王。后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及战国时期墓葬，亦证明了这一点。

《淮南子》载，始皇经略南越，番禺已是犀角、象齿等物的集散中心。秦以番禺为南海郡治，全国大一统形势之下，岭南岭北往来频繁。秦末，赵佗在岭南建立割据政权，兼并桂林郡和象郡，番禺遂成为岭南区域中心。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把原赵氏割据的地区分作七郡，番禺仍为南海郡治。《史记·货殖列传》中所举的当时全国十多个商业都会中，番禺为其中之一。《汉书·地理志》中言：“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同书还特别指出“处近海”，这说明上述集散于番禺的商品，大都自海上运输而来。

西汉社会至武帝时达到鼎盛。西北打开陆上通商大道——“丝绸之路”;在南方则发展了海外交通和贸易。当时南海的出航地点在番禺偏南的徐闻、合浦等地，进口物品仍集散于番禺。东汉时期，关于番禺的海上交通，在谢承所撰《后汉书》中有载：“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涨海为南海古称，交趾七郡为南海、郁林、合浦等。

三国时期，在吴人的积极经营下，广州的对外交通及贸易进一步发展。两晋南北朝时，南方局势安定，同时大量汉人南迁，促进广州腹地的开发。中国古书在东吴之前，凡通西南海上西蕃史事，常言某国在徐闻、合浦、日南若干里;但从两晋南北朝起，则常称去广州若干里。由此可知，晋以前广州未能与外国直接通航，徐闻等地为南海市舶要冲;晋以后广州即为通往海外诸蕃的主要港口。

隋代政府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繁荣社会的措施，促进广州经济及海上贸易的发展。唐时，大食国兴起，海上商业发达，遂使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风帆如织，商船穿梭。曾任德宗贞元间宰相的贾耽，在其所著《皇华四达记》中，列举唐代通达国外的主要交通线七条，其中陆道五条，海道二条。海道中之“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出发。《新唐书·地理志》中曾载，此海道由广州直通东南亚、印度、波斯、大食等国。

北宋时，广州、明州、泉州为三大贸易港，其中以广州的对外贸易为最盛。至南宋及宋末元初，在台湾海峡西侧的泉州，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港口。

明初定制，“片板不准下海”;明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吉利等先后东来，以其海盗式的舰队打破了明王朝的所谓朝贡式的贸易。

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后来因外洋机械的输入，加之世界大战及与我国签订通商条约等，五岭中陆运陡然衰落，广州也失去了独立外贸的地位。

百年怒鼓鸣

1840年至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始发于广州，揭启中国近代史的首页。

1839年6月3日，禁烟派领袖林则徐下令将缴获的两万余箱鸦片放在虎门海滩开辟的销烟池中，加入石灰和水当众销毁殆尽。为巩固海防，抵御外侮，林则徐整饬军力，充备虎门要塞，并积极向西方寻求“制夷”之策，“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清廷昏庸，在英军大举进逼的形势下，撤销林则徐之职，而以满人琦善代林主持粤政。1841年5月英军得以长驱进入省河，对广州进行钳形攻势。5月29日，英军至三元里大肆施暴，三元里百姓奋起反抗。30日晨，三元里人民手擎黑色七星旗，各执武器，向英军营地四方炮台推进。英军司令卧乌古率兵反扑，村民诱敌将至牛栏冈时，埋伏在周围的七八千武装群众杀声雷动，英军死伤数百人。后由于广州知府余保纯的软硬兼施使群众解围，英军之众才免于全军覆灭。现三元里土冈立有纪念碑，村中三元古庙也已辟为纪念馆。有人诗赞曰：“裂背长呼孰敢撄，义师十万气吞云。三元庙里星旗在，仿佛犹闻怒鼓鸣”。

虎门炮台遗址

太平天国起义，自1851年金田起义起至1864年天津陷落止，历时十四年之久。起义地点虽然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但起义的酝酿却与广州关系甚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广州附近花县官禄布人，科举未中。后受基督教教义影响，创立拜上帝会，利用宗教仪式，组织民众，发动太平天国运动。1854年7月初，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起义，接着粤剧艺人李文茂等在广州三元里以北的佛岭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之为红巾军。李文茂和陈开会师后，率众转战到广西，于1855年在浔州建立反清政权，国号“大成”，势力及至粤、黔、湘三省边境。田汉曾诗赞李文茂：“天国吊民伐罪日，清廷媚外丧权时;梨园子弟多豪杰，明代衣冠动慕思。虎甲登坛都服汝，龙城建壈更闻谁?至今祖庙香炉上，壮士犹擎李字旗。”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被英法侵占约四年之久。三元里一带九十六村人民，联合南海、番禺两县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实行坚壁清野。1858年6月初，团练毙敌数百人，英领事巴夏礼几被擒俘。后团练又围攻广州，一度登上城垣，并从西关冲进新城，杀伤敌军多人。

本世纪初，广州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活动的最主要地区。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赴南洋召开同盟会干部会议，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组织一次以数百人为“先锋”的大规模武装起义。1911年，起义事发，放弃原定的十路进兵之举，改为专攻总督衙门。4月27日，黄兴率众进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浴血疆场。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东南郊长洲岛上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4至1925年，广州先后举办第一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阮啸仙担任农讲所领导工作，孙中山和廖仲恺曾到第一届农讲所讲演。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地址在现中山四路番禺学宫。1925年，为抗议“五卅惨案”中西人暴行，广州、香港两地工人举行罢工大游行，遭到英、法水兵枪击，酿成“沙基惨案”。1925年初，以黄埔军校学生和两个教导团共三千多人为主力，击退叛军陈炯明部，后两次东征全歼陈炯明精锐并回师南征，消灭邓本殷势力。自此，北伐战争已在酝酿准备之中。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揭开全国性抗战序幕。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侵占广州。八年抗战，广州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守卫家园。1945年9月16日，日军华南罪魁祸首南支派遣司令官在广州签字投降，羊城重归国之怀抱。

花街十里春

广州地处亚热带，四季如春，花开不断，花信潮起潮息，花色嫣红姹紫;惜花爱花赏花者众，植花育花赞花者多，正所谓“花谢花开无闲日，春来春去不相关”。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迎春花市，亦为羊城独特的节日风习，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花市开始之前，珠江之上错杂艘艘楼船汽轮，花满舱、叶满舷，多来自顺德、高要、清远、四会等县。花市一般在除夕前三天的早上开始，一连三天三夜，直至除夕深夜，主要街衢花棚紧接，灯光花色，一片锦绣;举花托花之人来去如梭，往复如流如河。花架上，菊傲兰清梅争春，牡丹艳、石竹俏，大丽“卧丛无力含醉妆”，水仙“碧波轻盈步微月”，四时花卉，除荷花石榴类外，几乎百花同在此时绽放。

花市上，新鲜水果飘香，彩鱼斑斓绿波，诗书画家挥毫泼墨，抒春意，感花情。秦牧诗云：“银夜花街十里长，满城男女鬓衣香。人潮灯下浑如醉，争看春秾初上妆。”

昔日每逢“人日”(正月初七)，广州人都要逛一逛花地，据说清朝有位才子名沈复南，自诩“无花不识”，但至花地，能识也不过十之六七，由此可见花地之花多而奇。

相传很久以前，花地无花无果，人们称之为荒村，后来一传两叫的，叫成“芳村”。这芳村街尾有一菜园，主人是一位善良的老人，名蔡伯。老人无儿无女，特别喜爱在自己檐前屋角栖落的燕子，如护子犊。后来，蔡伯家的燕巢越来越多，燕子年年到此，像回老家一样，蔡伯也如见别儿归故里。如此这般，年复一年。

一年，春燕又归。每只回来的燕子，都到蔡伯的门口兜圈，吐下一颗乌亮的种子来。燕子成千上万，群队相连，好似天地四方的燕群都飞来了，它们带给蔡伯的是从世界各地采来的奇花异果的种子。这些种子在老人的菜园里，不久便长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朵和果实。老人又把那些花木种苗分给芳村邻里，于是，芳村附近都种上了花果。一年又一年，香花异果越种越多，越长越奇，最奇的是芳村的洋桃，没有一点儿渣子，至今还是这样。这片荒地，也就成了广州著名的花圃，人称之为“花地”。

广州人逛花市，正如北京人逛厂甸、上海人逛城隍庙、苏州人逛玄妙观一样，为一地民风，并逐年日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