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荆楚吟·武汉之旅·武汉·三镇锁大江名城历千秋

武汉地处我国的中腹，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是华中最大的都市。

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汇之处。横贯中华大地的长江自雪山高原奔泻而来，闯过了三峡险阻之后，又携着滚滚波涛，从武汉斜穿而过。发源于陕西汉中的汉水，千曲百折，也恰在武汉注入长江。于是，两条江河就很自然地将武汉切成了三个部分。长江东南岸为武昌，而长江西北岸的汉口和汉阳又被汉水从中间分隔开来。这种二水分三城的城市格局是不多见的。由于依长江，临汉水，武汉又有“江城”之称。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在此吟咏过“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的诗句。

武汉三镇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方面，武汉扼守着长江中游的咽喉，西可经三峡入巴蜀，东可下皖赣、通吴越，是东西水路交通的枢纽。另一方面，武汉雄踞华中，北可连豫鲁，达燕晋;南可越洞庭，抵两广，又是南北陆路交通的要冲。因此武汉素来被称为“九省通衢”。特别是在今天，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横卧在长江的烟波之上，使千古“天堑”变成了“通途”。

武汉作为一座古城，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

武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留下了原始人类的最初足迹。据传大禹在治水时，曾到过这里。传说坐落在长江西北岸的龟山，即由当年辅佐大禹治水的灵龟化成。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为楚地。武昌一带名“鄂渚”，汉口一带名“夏汭”。今日武汉尚留有古琴台等多处楚文化遗迹。据考证，伟大诗人屈原曾被流放“鄂渚”。屈原在《涉江》中写道：“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御余车兮方林。”《哀郢》中写道：“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这些诗句，都记载了当年屈原在今武汉附近的行踪。

秦时，这里属南郡。汉代，这里属江夏。至汉末三国，魏、蜀、吴三方拥兵鼎立，逐鹿中原，这里也成了兵家争斗的要地。曹魏鲸吞江北，孙吴据守江南，成对峙之势。西蜀则既联吴抗魏，又与东吴明争暗斗。百余年间，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现今在武汉附近，遍布三国遗迹。沿长江，蛇山有“黄鹤楼”，龟山有鲁肃墓和关羽“洗马口”;江中有因祢衡《鹦鹉赋》而得名的“鹦鹉洲”;东湖一带，较著名的有磨山顶上的刘备郊天台，以及南端的关羽卓刀泉和北端的鲁肃白马冢等。这些遗迹，几乎每一处都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故事。

到唐宋时，三镇逐渐兴盛。众多文人墨客曾来此游历，睹物兴情，留下一首首优美的诗篇。此地的富庶繁华，更是令人瞩目。南宋陆游《入蜀记》称其“市邑雄富，列肆繁错”，“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范成大《吴船录》也称其“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群未见其比”。

明代成化(1465—1487)初年，汉水下游改道，将原为一体的汉口和汉阳分为两处。因位于汉水之北而得名的汉阳，反倒成汉水之南。这以后，商埠从汉阳移至汉口。汉口从一片芦洲上迅速崛起，发展成了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齐名的“四大名镇”之一。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武汉为曾经充满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册翻开了辉煌的一页。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第一枪，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当时，清王朝一方面对外丧权辱国，一方面对内残酷镇压，已经腐朽到极点。为结束封建王朝的统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一直在积蓄力量，宣传民众，准备发动武装斗争。而湖北正是革命力量比较集中的地方。

革命的时机日益成熟。1911年9月，武汉三镇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共同成立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部积极筹备武装起义，并渗透到湖北新军旧部。起义的日期最初确定为10月6日(中秋节)，但未能如期发动。10月8日，革命军设在汉口的一个领导机关内，装配炸弹不慎引起爆炸，起义准备工作暴露。于是，总指挥部决定于10月9日晚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信号，立即举行起义。然而，由于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南湖炮队，起义又被迫推迟了。就在这一天中，大批革命同志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烈士英勇就义。

当满清政府正陶醉于“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的喜悦之中时，1911年10月10日，宣告封建王朝覆灭的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由工程第八营为先导，占据了楚望台军械库，城内城外的革命同志纷纷响应。经过一夜浴血奋战，拂晓时分，起义军攻占了湖广总督署，清廷的湖广总督瑞澂狼狈逃窜。至此，起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武昌起义的震动和鼓舞下，辛亥革命的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

如今，位于武昌阅马场北端的红楼依在，它是辛亥首义第一个革命政府——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所在地。在阅马场南端建有黄兴拜将台纪念碑，那里是辛亥革命时黄兴任战时总司令受印之处。此外，还有楚望台、起义门(原为中和门)等。这些遗迹都在向人们证实着、诉说着那段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