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三秦魂·西安之旅·西安·三秦文风淳

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三秦文化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周秦汉唐诸座文化丰碑，都产生在这块丰厚的文化沃土上。南宋以前，三秦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缩影。现在三秦文化仍具有浓厚的古文化色彩。

秦腔与长安古乐

秦腔又称秦剧，源于陕西关中地区，与昆腔、戈阳腔、青阳腔并称我国的四大声腔。周代以来，关中地区被称为秦，秦腔因此而得名。

秦腔为梆腔体，唱词以七字句为主。它继承了春秋以来“秦风”激昂豪放的传统，融汇了汉调二簧萦回跌宕的风格，在形成过程中与晋剧(中路梆子)互相借鉴。据近代戏剧家李约祉考证，秦腔可上溯至唐太宗时的《秦王破阵曲》，玄宗时用法曲和七言诗敷演，边唱边舞，称为“小秦王腔”。《苕溪渔隐丛话》有“东坡善为秦腔”的记载(苏东坡曾在陕西凤翔任职)。秦腔在明代已基本形成，明末清初流传至南方湖北、四川等省。清代中叶，秦腔发展成熟，广泛流传于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并进入宫廷。秦腔在发展流传过程中，与其他地方剧种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对其他梆子剧的形成起到了催生作用。

长安古乐是流行在西安城南约15公里的神禾原畔何家营一带的一种古老的民族音乐，用多种鼓乐吹奏乐混合演唱，又叫鼓乐。古乐分为行乐与座乐两大类。行乐边行走边演奏，所用乐器简单，节奏平稳，柔和清雅。座乐是一种由多种乐曲按一定规律组成的套曲形式，每套乐曲可包含着多种曲调和鼓段，演奏可长达一个小时。保存至今的套曲有四十多种，内容十分丰富。座乐一般由二十人左右演奏，有时多至四十人以上。所用乐器有四种鼓、四种锣、四种钹铙;乐曲有紧有慢，有高有低，变幻交错。被国际友人称为“中国古代的交响乐”。

唐诗与长安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作为唐代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是文人们最向往的地方。唐代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每到考试会期，文人学子云集，互相切磋。全国诗人云集长安，南北诗风交融互补，逐渐形成以雄阔健举为基调的唐诗风格。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初唐诗歌正是朝着这种清新雅健而不排斥齐梁清音与丽藻的方向发展，为盛唐诗的高度完美奠定了基础。

唐代许多文人墨客或长或短在这里居住过，留下了大量辉煌的诗篇。诗人宋之问、王维先后在辋川居住，王维留有不少咏辋川佳作，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等，皆脍炙人口;白居易先后在新昌坊、宣平坊、昭国坊、常乐坊居住。以苦吟出名的贾岛在长安留有“推敲”美谈。有一次他骑驴横过朱雀门大街时，正琢磨“僧敲月下门”一句是用“敲”还是用“推”好，不料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韩愈得知真情后，非但没怪罪，还同他一同考虑，韩愈告诉他，还是用“敲”好。两人因此而结成了朋友。“推敲”也就成了字斟句酌的专用语。长安简直是杜甫的第二故乡。从天宝五年(746)到乾元元年(758)，即安史之乱前后，杜甫主要住在长安城南杜曲一带。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贫困，使他能深刻体察人民的疾苦，认识统治者的罪恶，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光辉的诗篇。他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在长安县韦曲镇东的少陵原西部，还有后人为纪念他而修建的杜公祠。

长安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园林美景为诗人们提供了大量素材和灵感。京都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诗人们能迅速而深切地从这里触摸到时代脉搏。长安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活动，常引得诗人们诗兴大发。当时长安的文艺气氛很浓，一首好诗第二天就会传遍全城，有的还被谱上乐曲，四处传唱。如王维《渭城曲》配乐后，深受欢迎，成了唐人送别必唱之歌。长安一带的风景名胜更是诗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如慈恩寺、曲江池、渼陂、长安诸原等，一边游赏，一边竞相赋诗为乐。歌咏长安的诗作数以千计，多是唐诗中的精品。杜甫曾与岑参兄弟同游渼陂，即兴作有《渼陂行》和《渼陂西南台》等诗。李商隐传诵千古的名篇《乐游原》就是游乐游原时所写。唐人咏大雁塔(慈恩寺浮图)的诗今存五十多首;流传至今安史之乱后专就华清宫为题材的唐诗不下六十首;咏长安之南终南山的诗更是不可胜数。长安一带的名胜古迹和山水田园以其特有的人文内涵和自然风貌，激发诗人的现实感与历史感，创作出无数佳作。可以说，唐诗与长安有难分难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