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
概况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以法治为思想核心。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是其先驱，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为创始人，韩非是集大成者。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治。”（《汉书·艺文志》）理官负责掌管刑罚，等同于后世的刑部。需要说明的是，最初的“法”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的范畴是不同的，“法”最早是用以对付外族的。《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这是说苗民冥顽不灵，必须用法制之。“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意思是对本族受过文明教化的人用“德”的方法治理，这体现为“礼”，至于未受文明教化的异族归附者，则以“法”进行统治。随着私有化的出现，以前专用于对异族的法，逐渐变为适用普通的百姓，春秋时期，法治的观念也应运而生。如子产所铸的刑书说：“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这说明法治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得到认可。
1.管子
管子（生卒年不详），名夷吾，字仲，齐国人。经鲍叔牙举荐，被齐桓公任命为齐相。在位期间，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对内通货财，尚法治，对外尊王攘夷，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着有《管子》一书，内容以法家为主，杂糅各家。管子认为：“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管子·君臣下》）管子注重法，也不忽略礼的教化作用，在《管子·枢言》中说：“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
管子认为法治的目的在于教化百姓和富国强兵。他提出了国家兴亡的“四维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又进一步提出为政之道在顺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治国》）
由此也可以看出，管子是处在由儒家向法家的蜕变时期。到了战国时代，法家则完全脱离了儒家的“以德为本”、“以礼为治”的思想。
2.李悝
李悝（生卒年不详），法家创始人，战国初期魏国人，又名李克。生活在魏文侯至魏武侯时期，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的门下。做过中山相，魏文侯时期曾任国相。任国相期间，辅佐魏文侯使魏国走上了国富兵强之路。
《法经》是李悝编订的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汉书·艺文志》着录有《李子》32篇，另有列于儒家的《李克》篇、列入兵家的《李子》10篇，现已全部失传。零简残篇存于《水经注》和《文选》等书。
李悝认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他倡导“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他创立的“平粜法”兼顾农人和市民的利益。由于李悝和子夏学派有传承关系，其思想便带有一定的儒家色彩，所以曾被列入儒家。
3.商鞅
商鞅（约前390—前338），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因功受封于商，所以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年轻时喜欢刑名之学，后来辅佐秦孝公变法图强，秦大治。孝公死后，被人诬陷，遭秦惠王车裂。他的法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书·艺文志》记有《商君书》29篇，今存24篇。
商鞅认为：“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则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商君书·君臣》）这段话对法的起源和作用进行了论述。
在历史观方面，商鞅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商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商君书·更法》）他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必然，因此要适时变革，不能死守古人的法度。在《商君书·开塞》中又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制度，不必蹈习古人，因袭过去。这也是法家的共识，所以法家敢于采取断然的措施，无所顾虑。此外，《商君书·更法》还从民俗方面认为：“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
《商君书》反映了商鞅的政治哲学思想，也记载了商鞅变法的某些史实和措施，反映了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发展耕织、奖励军功、明定法令等变法主张，宣传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
4.慎到
慎到（生卒年不详），赵国人，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齐宣王时曾在稷下讲学。着有《慎子》一书。
慎到是法家中重“势”一派的代表。“势”即权势，主要指君主的统治权力。他主张君主要“握法重势”，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视为施行法律的必要条件。“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这是说王者有权势犹如飞龙乘云，否则无异于蚯蚓，比喻非常形象贴切。
慎子从人性的角度创立的“因循”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慎子·威德》）可看出法家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这也是对韩非子“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的直接启示。
尤为可贵的是，慎到所强调的法制是从国家角度，而非君主个人利益：“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强调了法治为天下、为国，而非纯以君王一人为重心的观念。
慎子认为“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强调“守法而不变则衰”。
5.申不害
申不害（约前395—前337），郑国人。韩昭侯期间曾在韩国任相15年，他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于使郑国兵强国盛。着有《申子》一书，《汉书》法家有申子6篇，大多失传，现仅存《大体》1篇和6节言论。申不害的思想源于黄老，主张刑名。
在法家中，申不害是重“术”的一派。“术”是君主统御臣下的方法。所谓重术，是说君主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
申不害的学说遭到了韩非子的否定，他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是说申不害制定的新旧法令不一致，致使奸宄之人规避取巧——“徒术而无法”。
韩非子进一步认为“申子未尽于术”，并用申不害的言论举例：“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意思是说应该在职分内任事，不得逾越权限。韩非子否定说：“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之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韩非子认为，应当发动群众举报奸宄，这样就能做到违法必究，不会有漏网之鱼。自韩非子此一言论出，历史上的告奸连坐，由此产生并泛滥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