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科举舞弊与反舞弊面面观

几乎是科举制一创立，舞弊现象就应运而生了。“通关节”、“冒籍”、“枪替”、“夹带”等千奇百怪的手法层出不穷，常常把考场搞得乌烟瘴气。与科举舞弊相对的，则是朝廷绞尽脑汁的反舞弊措施。双方斗法1300余年，真正诠释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通关节”屡禁不止

科举制是以考试方式选拔官吏的制度，自隋朝创立至清朝灭亡，存在了1300多年的时间。在这1300多年中，既有说不尽的十年寒窗一朝高中，也有道不清的不学无术科场舞弊。

在科场舞弊的种种手法中，“通关节”是最为普遍也最难禁止的一种。所谓“通关节”，就是现在所说的“走后门”，指考生通过贿赂考官或与考官拉关系，使其为自己的卷子判高分，以赢得“金榜题名”的机会。

在唐朝，科举考试很看重考生的诗才，于是很多考生便在考前“投卷”，即把自己的诗词文赋献给当朝名流，让他们在判定名次时为自己说话。与此同时，考生直接向考官“投金”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唐朝科举常常在考试之前就已经内定了名次。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将自己所写的《阿房宫赋》投给当时的朝臣，受到20多位大臣的一致赞赏。然而由于考试的前几名早已内定为权贵子弟，杜牧最终只列第五。

为了杜绝“通关节”，宋朝科举考试推出了两项反舞弊措施——“糊名”和“誊录”。所谓“糊名”，就是将考生的姓名、籍贯和初定等第等信息糊起来；所谓“誊录”，则是将考生的考卷重新抄录一遍，将抄录本拿给考官审阅。这两项措施使考官无从辨认考卷出自哪位考生之手，避免了考官给特定的考卷判高分。

“糊名”和“誊录”推行以后，果然有效遏制了徇私舞弊之风。有一年，大文豪苏轼的门生李廌参加科举考试，恰逢苏轼担任主考官。苏轼希望李廌高中，便在阅卷之时仔细辨认李廌的考卷，发现一篇文章颇似出自李廌之手，便欣喜地说：“此人当拔得头筹！”然而，后来才发现，这份考卷竟然是另一名考生章援所写，而李廌却不幸落榜。北宋国子监学生郑獬曾因不满国子监祭酒（掌管教学考试的官吏）给自己的初定名次，而专门写信将祭酒大骂一通。祭酒恼羞成怒，发誓要让郑獬名落孙山。到了正式考试时，那位祭酒发现一份考卷很像郑獬的文风，便立即将其淘汰掉。然而阅卷结束之后，祭酒才发现自己认错了考卷，而郑獬居然高中状元。

这两个例子印证了“糊名”、“誊录”的效果，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考生们立即想出了破解的办法。不久，另一种形式的“通关节”就蔓延开来。考生通过在考卷上做暗记，通常是在段末以“也矣”、“也欤”、“也哉”等虚词标记，或在文中使用特定的生僻字，然后将暗记写在条子上递给考官。如此一来，考官便能从众多考卷中找出这位考生的卷子。

例如，清咸丰八年（1858），考生罗鸿绎事先向考官李鹤龄递了“关节”条子，约定三场考试中，第一篇文末用“也夫”两个字，第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个字，第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四个字，最后再以“帝泽”两个字结尾。李鹤龄依据这几处暗记，果然找到了罗鸿绎的考卷，写下了“气盛言宜，孟艺尤佳”的评语。后来，罗鸿绎果然高中举人。

尽管朝廷针对“通关节”不断推出新措施，例如“锁院”（将考官封闭）等，然而考生“通关节”的手法越来越高明、隐蔽，类似舞弊现象仍屡禁不止。

舞弊手法花样迭出

除了“通关节”，考生舞弊的方式还有“枪替”、“冒籍”、“夹带”、泄题、互相抄袭、割换考卷、场内传递等不下十几种，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枪替”就是找人替考，受雇替考的人被称为“枪手”。这种舞弊手法多见于考取秀才的初级考试，有时也发生在考取举人的乡试中。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考生岑照请颇有才学的官员叶道和帮忙替考，许诺考中举人后付给叶道和300两银子。叶道和混进考场，替岑照考完了全部三场考试，最终岑照竟名列举人第一名。后来，“枪替”被人揭发，岑照和叶道和双双被斩。为了防止考生找人“枪替”，清朝作出了五名考生互结联保的规定，即同考的五人互作担保，并找一到两名廪生（科举考试生员名目之一，享受朝廷补助）认保，一旦发现“枪替”现象，则五名考生连坐，认保的廪生被革除。

所谓“冒籍”，是指考生冒外州、县的籍贯参加考试，一则占用其他州、县的录取名额，二则在本州、县考完又去别的州、县应考，以增加录取机会。“冒籍”现象也多发生于初级考试。为了杜绝“冒籍”，自清康熙年间起，朝廷推出了“审音”制度，即核对考生的口音，以判别其是不是本州、县人。此外，五名考生互结联保也是防止“冒籍”的措施之一。

“夹带”就是“打小抄”，考生将抄好的“四书”、“五经”或往届优秀文章偷偷带进考场，以便抄袭。“夹带”的现象在明清时期很普遍，因为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重视机械记忆。明清考生“夹带”的技术十分高超，往往以几毫米见方的蝇头小楷誊录整部论语，或抄在小纸卷上，或抄在衣服夹层，或抄在胳臂、大腿上，令监考人防不胜防。明清朝廷针对“夹带”手法，推出的反舞弊措施是最多的。例如，考生穿戴的衣裤鞋帽都必须是单层的，不能有里衬；砚台不能过厚，毛笔必须空心，烛台必须是单盘的，而且用锡做成，烛台柱子中空通底，盛放这些工具的篮子必须镂空能看清里面；甚至考生自带的食品也必须切开，供巡查官检验。为了防止考生将文章抄在身体上，朝廷甚至规定，考生入场时要解开内衣内裤，接受严格搜检。乾隆年间，顺天乡试曾经开展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严查，派出大批军役逐个搜身，并规定搜到“夹带”一个赏银三两。结果，那次考试搜出“夹带”者40余人，交白卷者68人，没有答完的考生329人，文不对题的考生276人，而慑于严查未敢入场的竟有将近3000人。乾隆帝听说后大惊而怒，立即对科举考试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而对于考场内的抄袭、换卷、传递纸条等舞弊行为，朝廷则规定考生间隔入座，并建了高楼，专门监视考生的一举一动。

“铁手腕”严惩舞弊

考生的舞弊与朝廷的反舞弊争相斗法，考生频频出招，朝廷则见招拆招。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廷少数人的智慧终究难以应对千万考生的“奇技妙招”。于是，朝廷只得用异常严厉的惩罚措施来威慑考生。

惩治科举舞弊力度最大的朝代是清朝。清朝对于考生“通关节”、“枪替”以及考官徇私舞弊等行为，一经发现都要判处死罪。顺治年间，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担任考官，自拟了几十个“关节”条子，公然向考生出售。被举报后，李振邺与另外四名兜售“关节”条子的考官和两名舞弊的考生一同被处斩，家产抄没，全家108口人被流放关外。雍正年间，河南学政俞鸿图在当地一个油店，暗中“售卖”秀才，凡是递送银子的考生都能通过考试。就这样，俞鸿图一共“卖出”了47名秀才，赚取了贿银1.4万余两。案发后，俞鸿图立即被处斩。咸丰年间，当朝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柏葰只因听人说情，录用了一名举人，事后竟被弹劾，最终人头落地。柏葰也成为因参与科举舞弊而被处以极刑的官职最高的大臣。

但在严惩不贷的反舞弊举措下，舞弊现象仍无法杜绝。为了飞黄腾达、富贵齐天，考生与主考官不惜铤而走险，运用种种手法徇私舞弊。最终，弊端越来越明显的科举制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彻底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