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士子的噩梦

——党锢之祸

发生于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一场空前的政治、文化浩劫。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这场浩劫几乎将一个时代的儒生一网打尽，最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东汉王朝也亡于其中。党锢之祸不啻清流士子的噩梦，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宦官当权惹“清议”

所谓“党锢之祸”，指的是将士大夫官僚的故吏、门生等朋党“禁锢”起来，使其终生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宦官集团面向士大夫和儒生发动的一场斗争，斗争的缘起是宦官权力的膨胀。

东汉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娃娃皇帝”现象。自汉章帝起，即位的皇帝年龄都很小，如汉和帝10岁即位，汉殇帝即位时还不到半岁，汉冲帝即位时年仅两岁。这些“娃娃皇帝”当然没有能力治理国家，朝政大权于是旁落到外戚势力手中。据史料记载，汉和帝即位后，窦太后重用自己的兄长窦宪，使得朝中重臣多出自窦宪门下。汉质帝时，外戚梁冀当政，飞扬跋扈，质帝忍不住骂了他一句“跋扈将军”，竟被立即毒死。外戚独揽大权，极大地影响了皇权，于是“娃娃皇帝”成年后的当务之急就是剪除外戚势力。

然而，权力几乎被架空的皇帝，想与势力庞大的外戚集团对抗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唯一能调动的势力就是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宦官。汉和帝时，皇帝依靠宦官郑众挫败了外戚窦宪的势力。后来郑众因功被封为鄛乡侯，并开始参与朝政。此后，宦官当政的势头便一发不可收拾。汉桓帝延熹二年（159），梁太后病逝后，皇帝便与宦官单超密谋剪除外戚梁氏的势力。后来，汉桓帝借宦官与宫中侍卫之力一举击溃外戚梁氏。为了犒赏宦官，汉桓帝竟在一天之内封单超、徐璜等五名宦官为侯，时称“一日五侯”。

就这样，皇帝打击了外戚，又造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汉桓帝时，宦官专权已经形成了乱政的局面。宦官恃宠而行，在朝中假传圣旨，胡作非为；在地方则四处抢掠，兼并土地，所作所为与盗贼无异。由于宦官势力强大，官僚士绅都去巴结，宦官就借此安插亲信，培植党羽，形成了一个势力集团。

宦官为非作歹，引起了朝中的士大夫官僚及太学（东汉最高学府）儒生的强烈不满。这些士子自许“清流”，将宦官等奸人称为“浊流”。他们常常利用讲学、闲谈来品评朝纲，议论国事，抨击宦官乱政，这种评议的行为史称“清议”。“清议”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使得宦官集团颇有些畏惧。清流士子还通过上疏皇帝、闹学潮、弹劾官员等方式与宦官斗争。“清流”与“浊流”势同水火。

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反对宦官的士子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李膺。李膺，字元礼，曾任青州刺史、河南府尹、司隶校尉等职。当时，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赃枉法，残暴无度，连怀有身孕的妇女都杀害。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听说其罪行后，下令严惩不贷。张朔立即跑到张让的家中躲避。不料李膺丝毫不惧怕张让的势力，带人冲进张让家中，将张朔逮捕并绳之以法。此事令朝野为之一震，宦官们的恶性从此收敛了许多，连假日也很少出宫。汉桓帝见状，不解地问：“你们怎么突然变老实了？”宦官们答道：“都是因为李校尉太厉害了！”

李膺的雷厉风行成为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与权宦关系密切的方士（持有方术的人）张成得知朝廷将要大赦，便唆使自己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此事后，立即将张成的儿子抓起来，审问其罪行。此时，汉桓帝果然下令大赦。然而义愤填膺的李膺，没有赦免张成的儿子，反而将其就地正法。这件事惹怒了汉桓帝，宦官们借机进谗言诋毁李膺，并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控告李膺与太学生结交为朋党，诽谤朝廷。汉桓帝一怒之下，将李膺等200多名“党人”抓捕起来。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了。

被抓捕的“党人”入狱后，受到宦官的严刑逼供，被迫招认“同党”，使得党锢之祸牵连的范围越来越大，朝野一时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这时，朝中一些同情士子的正直官僚开始设法营救“党人”。窦皇后的父亲窦武素来不满宦官专权，便上疏请求汉桓帝释放“党人”。战功赫赫的度辽将军皇甫规也上疏汉桓帝，请求把自己划为“党人”株连入狱。而李膺入狱后，机智地把一些宦官党羽说成是“同党”，使得宦官们哭笑不得，无所适从。与此同时，太学生的“清议”不断声援“党人”，使全国上下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汉桓帝终于在一年后释放了“党人”，但令李膺等人“禁锢终身”，一生不得为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虽然使很多士子遭到迫害，但是同时也让他们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声誉和文化地位。李膺成为士子中声望最高的一位，与他交游甚至被称为“登龙门”，即使能作为客人登门拜访他，也被视为一种荣耀。其他“党人”如陈蕃、杜密、范滂、郭泰等，也受到太学生的一致拥护。“党人”被释放时，受到人们的车马相迎、夹道欢呼。一时间，整个社会皆以“党人”为荣，以宦官为耻。

第二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平息不久，汉桓帝驾崩，汉灵帝即位。此后，曹节、王甫等宦官开始专权乱政，引起了窦武、陈蕃等士大夫官僚的不满。窦武、陈蕃等人密谋铲除宦官势力，不料消息败露。曹节等宦官得知后立即挟持汉灵帝，发兵拘捕了窦武和陈蕃。后来窦武兵败自杀，陈蕃入狱被害。这次事件使士子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宦官权力则达到鼎盛。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山阳郡（今属山东济宁）东部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传达政令的官吏）张俭上奏皇帝，弹劾宦官侯览欺压百姓。结果侯览不但扣下了奏章，还诬告张俭结党营私。汉灵帝偏听偏信，下令搜捕张俭及其同党。宦官们借此大做文章，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诸多士子牵连进来，对“党人”进行疯狂地反扑和彻底地清算。这就是规模更大、迫害更深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时间长达16年，遭迫害的“党人”达六七百人，其中被杀的“党人”就有一百多人，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太学生被无端陷害。当时声名显赫、有重大影响的士子几乎被残害殆尽。

朝廷派兵搜捕李膺时，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劝他逃走避祸，李膺却坦然地说：“遇到祸事不应逃难，如果有罪不该免刑，这是臣子的节操。我今年已经60岁了，生死由命，逃走了又何处安身呢？”说完，他主动投狱，后来死在狱中。太仆杜密同时被治罪，也死于狱中。人们将李膺、杜密合称为“李杜”。当时另一位知名的士子范滂也在朝廷搜捕名单之中。他主动前往县里自首，县令郭揖立即拿出官印，大义凛然地说：“天下之大，您何必自赴刑狱？在下愿意舍官与您一同逃亡！”范滂感慨地说：“我如何能连累你，又让我的老母亲随我颠沛流离呢？”于是慷慨投狱。范滂的母亲送他走时，淡定地说：“你如今能与李膺、杜密齐名，即便死，又有什么遗憾呢！”侍御史景毅曾将儿子景顾送到李膺门下做门生，宦官搜捕“党人”时，漏掉了景顾的名字。景毅主动将儿子送到刑狱，并说：“当年让景顾拜在李膺门下，就是因为李膺的忠正贤良。如今他怎么能因名单的疏漏而苟且偷生呢！”这些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听后无不慨叹不已。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汉灵帝才下令解除“党锢”，然而为时晚矣。满朝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宦官、外戚势力横行，社会弊端凸现，东汉不久便灭亡了。后人遂称：“东汉亡于党锢。”

“清流”的变化

党锢之祸无疑是所有“清流”士子的噩梦。这次持久而残酷的浩劫使天下士子的思想和选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仍为“清流”，却从热心国事转为独善其身。东汉灭亡后，魏晋时期的士子吸取教训，不再热心“清议”，而是对国事表现得漠不关心，对当朝人物缄口不言。他们往往远离政治，崇尚隐居，生活淡泊闲适，行为恣意放任。同时，魏晋文人中还兴起了研究玄学、道术的风气，有的文人沉溺于玄理沉思，有的甚至沉迷于炼丹修行。文人士子这种极端的变化被认为是党锢之祸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