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人物简历简介,台静农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 “我的热血腾沸了”
安徽霍邱县叶家集,南临大别山,西濒史河,位于土地肥沃的小平原边缘。这里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先后培养出不少人才。二十世纪初期,这里又诞生了一颗颗文苑明珠,如蒋光慈、韦素园、李霁野、李何林、韦丛芜等,台静农就是其中之一。
台静农的祖父辈,在当地算得上是“大户人家”。祖父经商,有少量土地,在地方上颇有声望。以后家庭虽逐渐败落,尚不愁生计。台静农的父亲台兆基,学法律,曾在当地法院任职。母亲俞氏,识字不多,心地善良,操劳家务。1902年,台静农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台静农,字伯简,曾用青曲、孔嘉等笔名。
台静农的小学和中学阶段,正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由酝酿、爆发以至席卷全国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界启蒙、觉醒的阶段。1915年9月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有力号角。它那猛烈抨击旧思想、旧文化,热情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威力,深深震撼了中国青年的心弦,即便像叶家集这样偏僻地区的青年,也深受影响,获得了新思想的启迪。当时,台静农正在本地刚创办的明强小学读书。他和李霁野、韦素园等同学一起,在学校掀起了一次次反对封建迷信的“风波”。第一次是力排众议,相互剪了辫子;第二次是破除迷信,推倒了校舍(火神庙)中的泥菩萨。1918年,台静农小学毕业,由于家境尚可,到汉口去上了中学。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要飞向更广阔的天地。中学未毕业,他又来到北平,1921年前后,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后在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从此以后,台静农进一步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致力于文学事业。一个新的时刻即将到来,一位年轻的作家正朝着中国文坛走过来。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青年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促使他们从旧礼教、旧道德和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去追求新道德、新思想和新的真理。他们开始思索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提出各自不同的答案,选择各自的生活道路。五四运动,决定了台静农一生的道路。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无情批判了旧中国军阀割据与纷争的黑暗现实,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心,歌颂了优秀人物的奋斗与牺牲。
1922年1月,台静农的第一首诗《宝刀》,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诗歌抒发了对军阀混战的憎恶,对惨遭折磨的同胞的同情;决心要用宝刀去铲除战争恶魔,去拯救千百万受难的人民。诗人写道:
我的热血腾沸了!/我的灵魂愤极了!/我再不能有一刻的容忍了!/
……
诗中表示:
除了一个恶魔,/且作多一次的凯旋,/我愿继续的奋进,/永永不断的凯旋!/……
诗篇表达了人民渴求自由与幸福的愿望,体现了反侵略、反压迫的思想。但诗中个别地方,恶魔形象的象征含意显得朦胧抽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新起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据有关资料统计,1921至1923年间,全国出现了大小文学团体计有四十余个,期刊五十多种。1922年6月,一批青年学生和作家,他们身处四个城市(北平、杭州、上海和法国里昂),由在北京大学学哲学而对文学感兴趣的党家斌最初发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取名为“明天社”。当时在北平的台静农,是该团体十八位发起人之一。该社的宣言写道: “幼稚、沉闷,不是这种思想界的通病吗?但是又怎甘心灰了心、叹口气就算了呢?怎甘心醉生梦死的不闻不问呢?决不能的!我们要求文学界的成长的明天,光明的明天,发荣的明天”。 “所以我们不能不‘作’,不能不努力‘作’,我们的团体和刊物也就为这个办的”(《明天社宣言》)。宣言清楚地阐明了办社的背景和宗旨。尽管由于种种原因, “明天社”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对热爱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它无疑是一副兴奋剂。台静农就在这种体现“五四”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的指引下开始了写作。
1923年10月,台静农以“青曲”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小说写一青年学生,在外求学六年,他原先胸怀抱负,要飞向“辽远的天空,莽苍苍的高处”,然而,随即被打断了“翅子”,成为“人间一个失望者”, “精神颓废”, “身体担着病伤”。他曾满怀深情,爱恋过莹表姐,无奈,她迫于父命,嫁给一个她不认识的男子。他感恩母爱之深情,不由联想到充当军阀炮灰的士兵母亲的哀痛。 他寻觅“东方的曙光重新来到了大地”,瞬眼间光明又变了黑暗。他痛心疾首,不能不迸发出疑问: “这种人生卑下的散文,是谁铺开了罪恶的纸?”小说中反映的思想情绪,正如台静农所指出的: “回想五四后的青年,感于朦胧的爱情,踏空的现实,闪灼的光明又捉摸不住,于是沉郁、绝望,如本篇主人终于走向死亡,这样周围于我左右的朋辈,最为习见的”(《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后记》)。这是台静农用小说表达自己的思绪与愿望的第一次试笔。随后,他又写了揭露军阀混战的祸害、反映士兵痛苦生活的《途中》(1924),写了借国事之名在交际场中“作点功夫”的无聊女性的《懊悔》(1925)等短篇小说。
1925年,台静农还着手于散文园地的耕耘。在《压迫同性之卑劣手段》一文中,作者以锋利的笔触,谴责了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借助反动军警迫害无辜学生的罪行。在《去年今日之回忆》中,台静农愤怒揭露了军阀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不论是田间劳作的百姓,抑或是普通的士兵,都一一在枪林弹雨中丧生。文章辛辣地讽刺道: “朋友们,我们应如何感谢年年的战争啊!”《铁栅之外》一文,则是反映五卅反帝运动的。文章先从中国人由“静而趋动”的议论,写到“英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宰了几个中国人”的暴虐,进而详细描写了大学师生在执政先生住宅的铁栅之外,为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作者以嘲讽口吻写道: “我们素以礼义立国的古邦,对此本可以宽容下去,不料居然也值得大惊小怪的闹起来,真太劳苦了”。文章讽刺和鞭挞了统治当局的腐败与昏庸,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愤懑与怒火。
这时,台静农除了创作之外,还利用1924年假期回乡的机会,对淮南地区的民歌作了大量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他先从家庭的范围扩展到集镇、田间,从本地扩大到淮南各处,记录整理了大量民歌的歌词。1925年,在《歌谣》周刊85号、87号、88号、91号、92号上,先后发表了一百十三首,这些已发表的民歌,只是“全辑中极小的一部分”。这种采集、整理和研究人民口头创作的学术活动,本是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台静农对民歌的注意与兴趣,正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民间文学的营养,滋育着台静农的文学创作。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召下,台静农一开始创作,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和艺术才华。他不写风花雪月,不写恩爱男女,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反侵略,反暴政;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对光明热烈的向往,成为他创作的注意中心。严密的逻辑推理,犀利的层层剖析,幽然与嘲讽已初露端倪。当然,初期的创作反映的面还不广泛,多少局限于学生视野下的世界。有的作品艺术技巧还不够成熟,如《负伤的鸟》,有的社会意义不大,如《懊悔》。这毕竟是台静农的试笔阶段。时代和创作实践,将促使他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二、 “贡献了文艺”
台静农走上文学道路,固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同时,与鲁迅的关怀培育又密不可分。台静农素来爱读鲁迅的著作,敬仰鲁迅的精神。1924年,由于张目寒、李霁野的关系,得以与鲁迅先生熟识,能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使他深得教益。
鲁迅一向重视对青年作家的扶植与培养。 “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鲁迅致傅斯年》1919年4月16日)他组织文学社团编辑刊物,都为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正由于此,1925年夏,台静农,李霁野和韦素园访鲁迅,先生对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著甚为不满,因此,他建议并筹款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取名为“未名社”。所以取这个名字, “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鲁迅《忆韦素园君》)。未名社的成员除鲁迅外,尚有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韦丛芜和台静农五人。后期李何林、王士菁也参加了工作。他们在鲁迅的领导下, “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同上),先后出版了二十多种书籍,两种期刊,先是《莽原》,后是《未名》半月刊。
台静农成为未名社重要成员之一,这是他生活和创作历程中的重要阶段。鲁迅经常要他们:读书范围要广泛些,不要只限于艺术作品;要多读些好作品作借鉴,但不能受局限,要有所创新(李霁野《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养》)。韦素园鼓励台静农写小说, “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 (台静农《地之子·后记》)。鲁迅“教导他从熟悉的生活中取材,并多读点外国短篇小说作借鉴”(《李霁野《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养》)。作品写成后,还替他细细地审阅与修改。鲁迅多次提醒他,读中国古书,千万要引起注意,不可脱离现实。继后又指出: “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鲁迅致台静农》1933年12月27日)。鲁迅对台静农政治上也备加关怀,针对韦丛芜后来的行为,他在信中说“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鲁迅致台静农》1933年6月28日),委婉地要他引以为戒。鲁迅对北洋军阀及其帮凶文人的斗争,给台静农以鼓舞与教育。1925年,女师大风潮扩大之后, 5月21日,鲁迅作《 ‘碰壁’之后》,揭露杨荫榆对待学生的凶狠嘴脸,24日,台静农即作《压迫同性之卑劣手段》一文,参加斗争,表示声援。6月11日,为了支持上海五卅反帝运动,鲁迅作《忽然想到(+)》,22日,台静农紧接着写了《铁栅之外》,反映了北京人民的反帝斗争,揭露当政者的卑怯与凶残。鲁迅与台静农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在十余年的交往之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七十四封,鲁迅致台静农信六十九封,现保存下来载入《鲁迅书信集》中尚有四十三封。可以这样说,台静农是在狂飙突起的“五四”人民革命的风雷中,在鲁迅的积极影响和具体指导下,走上创作道路的。
未名社的五个青年成员中,翻译最勤的当是曹靖华、李霁野、韦素园和韦丛芜,而创作成就显著的不能不推台静农。仅以1925年与1926年相比,头一年,台静农只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懊悔》;次年,陆续写了《天二哥》、《红灯》、《新坟》、《烛焰》、《弃婴》、《吴老爹》和《蚯蚓们》等七篇小说,以及若干散文和诗。当然,这种“一发不可收”的旺盛创作力,与当时文坛的战斗需要有关。鲁迅主办的《莽原》周刊和以后的半月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思想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6年8月末,鲁迅离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刊物由韦素园接办,随后即产生了第二年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台静农回忆道: “直到1926年冬……,大家商量的结论,是暂且以在北京的几个人作中心,既然这样,我们必得每期都要有文章,才能办下去。……其实这问题是简单的,谈下去也不外乎我们几个人努力作文章” (《台静农《地之子·后记》)。台静农就这样作起文章来了。
台静农得到鲁迅多方面的关怀与帮助,他则师从鲁迅,学习鲁迅。为了表达对鲁迅的敬仰,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1926年,台静农编辑出版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内收文章十四篇,除开头的《鲁迅自叙传略》和末尾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以外,其基本内容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该书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编辑目的十分明确。台静农在《序言》中写道: “最使我高兴的,是陈源教授骂鲁迅先生的那种‘他就跳到半空中,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精神。我觉得,在现在的专爱微温,敷衍,中和,回旋,不想急进的中国人中,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他确认只有发扬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才能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创新中国于未来。 “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二是评论集敢于摆出不同的观点,让读者去分辨识别,更突出鲁迅精神之可贵。书中十余篇文章,选自《语丝》、《京报副刊》、 《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孔德学校旬刊》、《文学》、 《学灯》、 《创造季刊》等社团和文学主张各不相同的期刊和报纸,时间囊括1923年至1926年。文集中“有揄扬,有贬损,有谩骂,在同一的时代里,反映出批评者的不同的心来,展开在我们一般读批评文字的人的眼前,这是如何令人惊奇而又如何平淡的事啊”(《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序言》)。可以说,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研究鲁迅的一部著作,它对人们了解鲁迅及其作品,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7年始,台静农先后在北平私立中法大学等校任教。
在未名社存在期间,台静农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28年11月,作者将1926至1928年间写的十四篇短篇小说,集为《地之子》,由未名社出版,列为《未名新集》之三。此集曾得到鲁迅的审阅与指导。1928年2月24日,鲁迅在信函中说:“你的小说,已看过,于昨日寄出了。都可以用的。但‘蟪蛄’之名,我以为不好……”。台静农十分尊重鲁迅的意见,遂将书名改为《地之子》。该书初版印一千五百册,后即绝版。
同情下层人民,抨击黑暗现实,是《地之子》的特色之一。在小说集中,作者主要塑造了四类人物:乡村的佃户和城镇的平民,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饱受折磨的妇女和流亡异国的志士。通过上述人物的描写,道出了“人间的酸辛和凄楚”,下层人民的不幸与痛苦。这与鲁迅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精神是一致的。作者以自己的艺术形象,写出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是封建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为彼祈求》中的陈四哥,受地主的剥削而操劳一生,经历了受苦、逃荒、赤贫、死亡的过程。作者以封建社会中习以为常的人与事,提出“为彼祈求”什么的问题——是祈求幸福?能否获得幸福?是祈求上帝赦免他的罪过?他又有何罪?岂不发人深思!《蚯蚓们》一文,则揭示出地主勾结当局乘灾荒之年欺压穷人的罪行。稻草湾的穷人遇上特大的灾荒,他们向田主“讨借贷”,田主却告他们“民变”,结果“钱没到手,米也没到嘴,二斤半还保不住”。李小走投无路,不得不痛心地以四十串的价钱,卖掉了妻儿。另外,作者还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出军阀混战,连年战争,是造成城乡人民痛苦不堪的重要原因。《新坟》中的四太太,子女被逼死,自己发疯而亡,家庭悲剧的直接起因乃是战乱和兵祸。小说从而对军阀的“年年月月开演战争把戏,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行径,有力地进行了鞭挞。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是下层人民痛苦的另一根源。作者通过《天二哥》中主人公的愚昧、麻木以及阿Q气十足,天二哥穷朋友对鬼魂的迷信,足以揭示出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愚民政策的严重后果。至于《儿子》、《弃婴》、 《白蔷薇》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或苦于爱情婚姻的不由自主,或虽有善心却无能为力,均在封建的桎梏中挣扎。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情下层人民,抨击黑暗现实的同时,小说中已透露出人民反抗的情绪。天二哥敢于打“警察两个耳光”(《天二哥》),得银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红灯》),遭灾的穷人敢联合起来对付田主(《蚯蚓们》), 《红灯》中一盏小红灯在群灯前“引导”, 《天二哥》中的主人公说“我姓天”等,都是寓含着深意的。
从“民间取材”,充满“泥土的气息”,是《地之子》的另一特色。《地之子》中的小说,多数取材于皖西地区的城镇与乡村,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红灯》中的得银,铤而走险之后,作者将寡母的痛楚,与偏僻地区群众的冷漠相对比来描写;将母亲对儿子的思念,用七月半鬼节时扎一只河灯,希冀儿子归来的行动来表达。《烛焰》中写一个“颖慧而且美丽”的少女,却嫁给病入膏肓的男子作冲喜的工具。婚嫁竟换来了一身丧服,送葬的铜锣声,伴随的是妇女对命运的痛苦的叹息。这一切都显示出作品浓厚的乡土气息。至于《拜堂》中寡嫂与小叔成婚,其婚礼的仪式与程序:请人“牵亲”,半夜拜堂,男左女右,对天地磕“三个头”,对祖宗磕“三个头”等等,表现了他们既要冲破世俗的束缚,又受传统观念的羁绊,还显示出皖西城镇特有的社会习俗和地方特色。小说中朴实无华的群众语言,使描写的对象,更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如《蚯蚓们》中这样写事件发生的背景:
“天要叫虹霓县的人民遭一场大劫,谁也没法子挽救。就是有钱的田主们,天天也在埋怨:穷人们不修好,累得他们的仓里少收成”。
在这段文字里,由于用了“遭……大劫”、 “不修好”、 “累得……少收成”等当地群众的习惯性的语言,将地方上的某种传统看法反映了出来;灾荒是穷人不修好的结果。又如《拜堂》中的一段对话,也是很有地方色彩的。
“为什么不买炮呢?”
“你怕人家不晓得么,还要放炮?”“那么你不放炮,就能将人家瞒住了!”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丢了丑,总得图个吉利,将来日子长,要过活的。我想哈要买两张灯红纸,将窗户糊糊。”
“俺爹可用告诉他呢?”
“告诉他作什么?死多活少的,他也管不了这些,他天天只晓得问人要钱灌酒”。她愤愤地说。“夜里哈少不掉牵亲的,我想找赵二的家里同田大娘,你去同她两个说一声。”
“我不去,不好意思的。”
“哼”,她向他重重地看了一眼。“要讲意思,就不该作这样丢脸的事!”她冷悄地说。
人物对话中的“哈要”(还要)、 “牵亲”(傧相)、 “赵二的家里”(赵二的老婆)和“重重地看一眼”等,这些地方特色的语言,将嫂叔两人的复杂心理和各自的性格特点,都细腻地刻画出来。台静农创作上十分重视地方色彩,同样继承了鲁迅的传统。鲁迅历来主张: “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 (《鲁迅致何白涛》1934年1月8日)。 “如取作题材,多表现些地方色彩,一定更有意思”(《鲁迅致罗清桢》1933年10月26日)。
调用多种艺术手段,进行现实主义的描写是《地之子》的又一特色。台静农善于透过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艺术形象,因而栩栩如生,真实感人。《蚯蚓们》中的李小,时遭荒年,思绪万千。作者先写他透过旱烟袋发出的火花,对比了今昔不同的节日情景,于是对“极不幸的命运”产生了“仇恨和愤怒”;又念及妻儿即将属于他人,似乎听到别人的耻笑声,忿怒得无法自已;随着青烟的熄灭,他无奈只得将一切不幸,归之于命运的安排;最后写他在“惭怍与忧伤交攻”中,在无声的暗泣里与妻子忍痛分手。小说就这样顺着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李小的痛苦与无路,愤怒与绝望,细细地叙写了出来。《地之子》中,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短篇,均借“我”的所思所想,触及灵魂,解剖现实。《我的邻居》,以“我”对邻居长期的关注与猜测,写出一位异国的志士,虽然逃脱了本国的鹰犬,却没能逃脱异国鹰犬的遭遇,抒发了“我”的崇敬与悲愤之情。《弃婴》中的“我”,对待弃婴的态度是,先主张“不抱为好”,再是风雨袭来时产生的“自责”,后见“尸身布满了野狗的牙痕”,自认是“罪过的主人”。三次不同的态度和感情变化,刻画出了一个正直又有私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无能为力的愤懑。台静农还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事件或片断,写出人间的痛苦与不幸;通过平凡的人和事,提出不平凡的社会问题。《吴老爹》中的老伙计,小说以他的“谨慎而且忠实”,和少东家的荒唐无情作对比,突出了他的朴实和奴性。最后他明知一切梦想均告破碎,但作为可怜虫的幻梦却始终未苏醒,人物的悲剧性也正在于此。台静农对艺术技巧的重视,显然也有着鲁迅的影响。鲁迅认为,忽略“技巧修养”,就会“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但技巧不与“内容的充实”并进,则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台静农的《地之子》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首肯,被誉为“优秀之作”,属“相当可看的作品”之列。其中《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四篇,被鲁迅选进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35)之中。
1928年4月,台静农第一次遭到反动派的逮捕。未名社发行的书籍与期刊,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又遇李霁野与韦素园合译的《文学与革命》(苏联托洛斯基著)一书,在寄往济南未名社书刊代销处时,被作为赤色书籍查获。山东督军张宗昌致电张作霖要查办未名社,严办其成员。4月7日,未名社遭查封,三人被逮捕。韦丛芜因病一周后被释,台静农、李霁野被关押了五十天,经鲁迅等人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鲁迅在《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说,未名社“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指的就是此事。出狱之后,李霁野由于深感社会之黑暗,人民痛苦之深重,陆续翻译了几篇与牢狱流放生活有关的短篇小说,后结集为《不幸的一群》;台静农则投身于《建塔者》小说集的创作中去。他在诗篇中这样写道:
“友啊,要是没有冬夜的北风,/那里会有春色的萌芽? /我们是遇了时代的北风,/这北风将吹开我们时代的好花!”
(《狱中草》)
《建塔者》共收短篇小说十篇,1930年出版,列为《未名新集》之六。台静农在此集的《后记》中说: “本书写于1928年,始以四篇登载于《未名》半月刊,旋以事被逮幽禁。事解,适友人编某报副刊,复以笔名发表者五篇。《井》一篇,作最迟,未发表。”小说集初版印一千五百册,后即绝版。
《建塔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泛深刻。如果说《地之子》中着重描写的是城乡人民的痛苦与不幸,那么,《建塔者》除了继续为劳动人民悲惨遭遇鸣不平外,如《人彘》、《被饥饿燃烧的人们》、 《井》三篇,其余的七篇都是赞颂或悼念与新旧军阀作斗争的革命者的。如《死室的慧星》写庚辰君宁死不屈的高尚品质,颂扬革命者用生命迎接“新时代的光芒”的革命精神。《遗简》中的K,则正确处理了革命与爱情的关系,表示“我们没有些许的力量和时间,作任何种不相干的事体”,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事业。小说集除了谴责军阀混战和白色恐怖之外,还涉及反对异族侵略的内容。《历史的病轮》中“乔的沉痛的言辞,激动了大众的耻辱和复仇,我便是大众中的一人。当时的问题,是我们弱小民族的呻吟于铁蹄下一种壮烈的反抗……”。 《建塔者》既写城乡人民的不幸,又写革命者的英勇斗争;既写人民的反抗与觉醒,还写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心声,较之台静农的第一部小说集,面更广,意更深。
《建塔者》描写了被压迫者的愤懑与反抗,对光明未来执着的追求。如果说《地之子》中描绘过革命者的话,那么,其中的革命者是“异国的飘泊者”,不是中国人,更不是小说正面描写的对象。在《建塔者》中则不同,作者几乎以三分之二的篇幅,以革命同情者的态度,直接描写了二十年代末中国革命志士及其斗争生涯。《铁窗外》中写到,尽管反动当局“随时将他们残暴的毒刑”加在革命者“我”的身上,但是, “我”则“早已交给了我们伟大的工作了”,因为“新时代的基础是我们的血建筑的!”《遗简》中的主人公,则将个人的爱扩大到人间去,毅然离开恋人,投身于事业中去。小说集中更多的是写革命者的壮烈牺牲。有毙于刑场的,有拷打而亡的,也有暴尸于荒野的。这里既揭露了当政者的暴虐和社会的黑暗,更显示出革命者的坚贞不屈、鞠躬尽瘁。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如《建塔者》中的少女,《死室的慧星》中的芝姐和逸生, 《历史的病轮》中的曼乔君等,均为革命行列中的佼佼者。如果说《地之子》中曾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那反抗还是个别的,自发的,结局是无望的。而《建塔者》中则不同,人民群众的反抗怒火更炽热旺盛,对前途充满希望。《井》中农民的觉醒很有代表性。小说中描写的一家人的遭遇:父亲被塌方压死,兄长被逼吊死,自己被迫流落他乡,他们很自然会提出疑问:世间为什么这样不平等?谁在主宰这个社会?现实在促使他们觉醒,意识到社会显然划分成为两层,而无产者和贫苦农民被压在下层。小说结尾充满希望地写道:
“在海南革命的火焰正在光芒四射的时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触机待发的时候,他忠诚地作了一个英勇的战士。他以肮脏的脚步,迈进新的时代;他以泥土的手,创造全人类的新生活!”
小说集取名为《建塔者》是富有深意的。书中反复回荡着对建塔者及其事业的颂歌,运用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哲理性的语言,如“我们的塔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泥土和顽石的上面;我们的血凝结成的鲜红的血块,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建塔者》)。“我们为人类建的塔,不久就要光辉地矗立在大地上了!”(《死室的慧星》)尽管革命事业时时遭到挫折,革命者常常作出牺牲,但小说毫无悲伤颓唐之感,却给人以力量和希望。当然,台静农笔下的未来还是朦胧的,通向未来的道路也不甚明确。
《建塔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很有特色。在小说集中,幽默里饱含着讽刺,诙谐中又针对着现实的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人彘》中佃户被害的过程,是以小学生的感受和猜测表现出来的。他们先听到大路上“一些沉重的脚步声”,“一群人在吃力地奔跑”,疑是“出了鬼”;后听到“抱着一件大的东西哼着擦着地面过去了”,猜是“兵捉到了鬼”;接着又听到脚步声、刺刀声, “以及大的拳头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呼吸中的“一种最奇怪的声音……好像一个垂危的人断气的喘息”,估计是杀猪;最后“隐然听着刺刀扎在猪的身上,以及血流在地上的淅沥声”,疑问“为什么杀猪听不见猪叫呢?”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小学生的揣摩和估计里,无不隐含着幽默与嘲讽,谴责与控诉。封建地主与地方官吏互相勾结,佃户们生无立锥之地,比牲畜还不如!《建塔者》中的小说,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以白描的表现手法和巧妙的构思见长。又如《历史的病轮》,小说以倒叙为主,间或运用插叙与顺叙,高潮放在曼乔君的被捕和亲人的焦虑上,安排得自然恰当。有的短篇用书信或日记的方式,自然朴实地将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了出来。有的评论者指出: “台静农的短篇,不但转机与高潮都有适当的安排, ‘结’与‘解结’也能处理得很好,而且用字经济,对白简短而含蓄,环境描写也能做到不浓不淡,显然是依照短篇的规律来写的。”(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
《建塔者》小说集的成就是十分显然的,同时代的评论者指出: “我们现今论着的这个青年作者,是有着热情,有着愤懑的,有着反抗的心;他不满意一切琐碎事件的描写,他想努力反映出他的时代的黑暗与恐怖,所以他慎重地选择了他的文艺的题材。”(侍桁《建塔者》)台静农自己认为: “暴风雨之将来,他们热情地有如海燕一般,作了这暴风雨的先驱。本书所写的人物,多半是这些时代的先知们”(《建塔者·后记》)。这都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小说集的价值之所在。当然小说集中的各篇,艺术上也不平衡。作者出于对新旧军阀血腥屠杀的愤怒,自己又备尝囹圄之苦,就真诚而直率地写出了自己所知道的革命者的事情。他对这些人和事是敬慕而同情的,但毕竟不熟悉不了解,这就不能不影响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描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掠影式的人物,轮廓式的事件。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我的笔深觉贫乏,我未曾触着那艰难地各各地上十字架的灵魂深处,我的心苦痛着。其实一个徘徊于坟墓荒墟而带着感伤的作者,有什么力量以文笔来渲染时代的光呢?”比较实在地道出了《建塔者》存在的局限及其产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 《地之子》与《建塔者》,集台静农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鲁迅曾中肯地指出: “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 “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这是对台静农创作的实事求是和难得的评价。
1929年,台静农任北平辅仁大学讲师,后任该校副教授兼校长秘书。1930年秋,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回故乡叶家集小住。1932年12月12日,台静农的北平住所,又一次遭到国民党的搜查,并以有“秘密室”、 “共产党的宣传品”、“新式炸弹”等等诬陷之词,将台静农逮捕入狱十多天。在事实的面前,反动当局迫于群众的舆论,只得将台静农无罪释放。鲁迅对此深为关切。1934年7月26日,台静农以共产党的嫌疑,第三次遭到逮捕,由北平宪兵第三团押至南京警备司令部囚禁。鲁迅对此十分关切,在致友人信中说: “静事已闻,但未详。我想,总不外乎献功和抢饭碗,此风已南北如一。” (《鲁迅致郑振铎》1934年8月5日)台静农被关押半年,无罪释放。1935年8月,台静农赴厦门大学任教。1936年,执教于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等。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台静农为中国失去一位文化巨匠、自己失去亲密的导师而悲恸万分。他给许广平发了唁电。1937年,鲁迅逝世周年前夕,台静农特手抄鲁迅诗作,集为《鲁迅遗诗抄》,分送友人,以志纪念。
三、 “拿赤血献给中华民族”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此全面展开了。1938年秋,台静农到达四川,寄居白沙。他先在白沙国立编辑馆工作,后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兼中文系主任,直至抗战胜利。1939年4月,台静农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二届候补理事。
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时,应重庆“文协”的邀请,台静农作《鲁迅先生的一生》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鲁迅“伟大的人格与工作”。特别指出: “他的笔端,他的艺术,是以整个的民族为对象的”;强调“他把握着真理的铁腕挥着他锋利无前的匕首,向真理圈子以外的面面击去!”着重指出:“近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向我们民族进攻,他发表了许多珍贵的意见。如对于‘救亡路线’、‘民族革命大众文学’,正是我们当前走着的一条正确的路”。最后,他热忱地提出希望: “我们每一个黄帝子孙都得学习先生的精神,就是‘拿赤血献给中华民族!’”报告充分表达了台静农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与怀念,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致的将抗战进行到底的革命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促使台静农在抗战期间运用多种文学体裁,去歌颂人民,打击敌人,发挥一个文化战士应有的战斗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地正在经受苦痛的煎熬,但是, “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已经溶化起来成为一个巨人,奋起他的铁拳,正向日本侵略者打击”(台静农《鲁迅先生的一生》)。台静农在短篇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1938)、《么武》(1939)中,都充分肯定了抗战的必然性和正义性,鲜明地显示出中国人民优秀的民族性格。台静农以拟人化的手法, 在《大时代的小故事》中描写了抗战时期的故乡——叶镇。这里的人民有革命的传统,曾为不能维持温饱而“咆哮过”,为反击“洋鬼子作祟”振奋过;而今, 日本鬼子“杀人、烧房子、抢俺的东西,要俺的田地”,于是,一颗颗仇恨鬼子的心又跳动了起来,决心要武装保卫“我们父母兄弟生命财产田园土地”, “保卫安徽”。小说以“山猫子”歼灭日寇侵略者大获全胜而结束。如果说,作者在《大时代的小故事》中,是通过群象来表达沦陷区人民抗日的心声的话,那么,在《么武》中,则具体描写了一个庄稼汉英勇抗敌以至献身的故事。么武原是个勤快干活的老实汉,面对日本鬼子的野蛮侵略,他决心“咱爹儿俩拚去”;他虽从山东流落到安徽,但同样参加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三个月里击毙了十一个敌人;他虽然扁脸、跛脚,外形丑陋,心灵却透体晶亮,无上美好。最后,他英勇无私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成为“一方的英雄,人人口头唱着他的歌,纪念他,学习他”,无数青年人踏着他的血迹,继续攀登“人类最高的光辉的塔”。从以上两篇小说足以看出,即使在偏僻落后的乡镇,即使一向埋头苦干的庄稼汉,或是素来温良敦厚的老百姓,现在都在奋起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就反映出民族精神的高涨,自卫解放斗争的深远影响。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同样激动着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心。在特写《国际友人》中,作者将乡镇学校的师生和当地的群众,对助我抗战的盟方飞行员的热情与诚挚,与县政当局的冷漠无情、虚与委蛇作了鲜明的对比;将异国兄弟的国际主义精神,与现实中的黑暗腐败和恬不知耻,进行了强烈的对照,从而歌颂了人民高昂的抗战热情,隐含着对统治当局的讥讽与批判。
台静农在自己的创作中,还对国统区当局的昏瞆腐败,剥削者的丑恶嘴脸,无情地进行抨击与鞭鞑。这里有百般欺压百姓的联保主任(短篇小说《被侵蚀者》,1939),有巧立名目想方设法剥削别人的文霸(剧本《出版老爷》,1940),也有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短篇小说《电报》,1938)等。
《电报》是一篇写得相当成功的短篇小说。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姜景行。他是个留美的“商业博士”,却以“政治家自许”;虽然跑到德国学过政治,却又无能“跳上政治舞台”;他似乎“意识到抗战的前途”,而到重庆,却又倾心于随侍买办岳父去“努力于实业的发展”。明明全民一致在抗战,他却在赞夸“希特勒的伟大”;明明帝国主义者买地皮连占带抢,他却百般谦让忍耐,直到人家完全“满意为止”。这一切活脱脱勾画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典型。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置国家的利益而不顾,只注重经营个人的小天地,争着去敌占区担任伪职,以致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姜太太则从另一侧面补充了姜景行的形象。这女性只想她的“蟹黄饺子馅”,新式高跟脚,至于“长沙都烧平了”, “汉口没有了”,则与她毫不相干。小说结尾写他们收到了一份电报,是买办父亲让姜景行去任伪公司经理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无以复加。一个要去实现他个人的“抱负”和“理想”,一个要去“东方的巴黎”取回“难民似的生活”的赔偿。通过这份电报,进一步揭露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和卑鄙灵魂。
抗战期间,台静农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散文。这里有谴责野蛮侵略的文章。例如《谈‘倭寇底直系子孙’ 》(1938)一文,作者以大量的历史材料,揭露倭寇侵犯中国残害人民的罪行,有力地驳斥了侵略是“日本民族底活力的泛滥”的谬论。台静农辛辣的嘲讽道: “虽然日本近些年学了一套资本主义的文化,而倭寇代表的‘日本民族的活力’,却永远保存在血液里,所以这一次又‘泛滥’在中国的领土里了。这是倭寇的子孙光荣的伟举,能不值得歌颂吗?尤其是‘有名的社会主义作家林房雄’,即便在船上发晕,也会清醒过来,感谢倭寇祖宗留下的英雄的血液!”作者预言,不久的将来,定会听到为侵略者唱出的“灭亡的葬歌!”这里还有怒斥丧失民族气节的文章。如《老人的胡闹》(1941)、 《读知堂老人的〈瓜豆集〉》(1941车)等文中,作者针对知堂老人(周作人)就任敌伪“华北教育的长官”一事,以知堂自己白纸黑字写出来的论著,借他抗战前夕的言论,诸如“究竟同日本打不打呢?我在预备着投笔呢”等,如剥笋一般,淋漓尽致地解剖其丧失民族气节,投入日寇怀抱,成为汉奸文人的无耻行径。行文有理有据,冷嘲热讽透于字里行间,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这里还有反对发国难财和欺压百姓的文章。如《士大夫好为人奴》(1939)、《关于贩卖牲口》(1940)、 《关于买卖妇女》(1940)等文,均借古讽今,对国统区的黑暗与残酷,连连发出诅咒和不平的呼声。作者借《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买卖妇女的案例,明确提出: “今天不必考之往代,姑且求之近世,十年以前,国民政府,好象就有禁止奴婢之令。十余年以后之今日,所有宪法益加完备,若问事实若何,更难言矣”(《关于买卖妇女》)。他还借《宋会要》卷中的纪事得出结论: “南宋十六路中无告之流民妇女,皆有被充牲口贩卖之可能,正如民族抗战中的今日,而大部分的老百姓之生命线,皆系之于无数的‘发国难财者’之手,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千古同辙,不足为奇也”(《关于贩卖牲口》)。台静农甚至利用后汉两碑文借题发挥,“然无太监专权,则无党锢之祸,既有党锢之祸,则有覆亡之日”(《跋后汉两碑文》)。另外一些散文,是追忆往事,叙述友情的,如《记张大千》(1938)、《我与老舍与酒》(1944);也有怀念亡故的师长的,如《鲁迅先生的一生》(1938)等。总之,台静农在抗战时期写的种种散文,都是有感而发,针砭时弊,无所顾忌,泼辣尖锐。这与鲁迅的某些文章,确有一脉相承之处。
四、 “传道授业,乐此不疲”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46年秋,台静农应许寿裳之邀,前往台湾,先在编译馆任职,后在国立台湾大学任教授二十年,兼任中文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所主任十八年。他退休后,还分别在台湾辅仁大学、东吴大学任中国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他在台湾先后度过了三十余年的时光, 传道授业,乐此不疲。
1948年,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周年的前十天,传记作家、教授、鲁迅终生的挚友许寿裳先生,惨遭敌人杀害。噩耗传来,台静农十分悲痛,随即写《追思》一文表示哀悼。文章写得情真意切,真实感人,高度评价了许寿裳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赞誉他在事业上“谦冲慈祥,临事不苟”,“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厉处,却锲而不舍的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这样一位中国现代文化的大师,因不满反动当局的统治,长期以鲁迅精神裨益后代,却在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怎不令人痛心与愤慨!
此外,台静农还写了几篇序与跋之类的散文。文章富有新鲜气息,毫无陈旧古板之感。1980年,台静农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后记》中说,见到二十多岁时写的短篇小说, “以故乡为题材”,保留了“乡土的语言”, “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这种思乡之情,委婉地道出了他思念大陆之心。《中国人物的造型美》一文,系为《艺术见闻录》作的序言。文章从人物画、图案画和雕塑三者的感想生发开去,反复强调应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家有宝山,却像空无所有的窭人子,真是说来惭愧”;同时,又辩证地指出,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切不可停留而要不断的发展, “民族文化应该如长江大河,永远的波涛壮阔不息的前进,若凝滞不前,便成沟浍,终有枯竭的一天”(台静农《中国人物的造型美》),这都是颇有见地的艺术观。
台静农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面,深究博览,积数十年之功力,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著。例如《西汉乐舞考》(1950)、 《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形成的两大主流》(1951)、《论西汉散文的演变》(1952)、《谈历史上的小报》(1957)、《柳宗元》(1958)、《论碑传文和传奇文》(1964)、《论唐代士风和文学》(1965)、 《从‘选词以配音’与‘由乐以定辞’看词的形成》(1967)等等。这些论著“文字简雅,思力深邃,断论创新,精微独到”,显示出台静农深湛的文学修养。
台静农博学多才。他善绘画,长书法,会篆刻,写有《平庐的篆刻与书法》(1966)等论著。
1981年,台静农八十寿辰,海外学生为了表达对师长的敬意,合力编辑了一部论文集,作为“最佳献礼”以示祝贺。集内收有论文三十六篇,附录十篇,七十万字。论文集的《弁言》中,高度评价了台静农,认为他“传道授业, 乐此不疲”;“精神不老”,“思想常新”。
台静农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文学活动,迄今已有六十个年头。六十年来,他以创作小说为主,发表了三十余篇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大量的散文和若干首新诗。他的作品,大都着眼于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拘囿于个人小天地;泥土气息浓厚,地方色彩鲜明;观点明确,笔锋犀利,风格清新,幽默诙谐。台静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兼文学教育家,是鲁迅的忠实弟子和鲁迅著作的宣传者。人民不会忘记台静农在文学和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
注释
附录一 台静农著作目录:
《地之子》(短篇小说集,《未名新集》之三),未名社出版部印行,1928年11月初版。收短篇小说十四篇。
《建塔者》(短篇小说集,《未名新集》之六)未名社出版部印行,1930年8月初版。收短篇小说十篇。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论文集,台静农编),未名社刊物经售处发行,1926年7月初版。香港波文出版社1980年4月再版。
《台静农短篇小说集》(远景丛刊之157)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收入短篇小说十五篇。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鲁迅等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1935年初版。
附录二 台静农研究资料目录:
侍桁《建塔者》,载《文学生活》1931年创刊号。
孔令镜《记北国二友——李霁野和台静农》,载《庸园集》,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
李立明《台静农小传》,载《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初版。
《台静农小传》,载《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北京语言学院,1978年出版。
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载《台静农短篇小说集》,远景出版社1980年出版。
胡从经《关于〈地之子〉和〈建塔者〉》,载《文艺报》1981年12期。
金宏达《台静农小说简论》,载《新文学论丛》1981年2期。
李南蓉《现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简论安徽霍丘青年作家群》,载《阜阳师院学报》1982年3期。
严恩图《鲁迅与台静农》,载《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1期。
曹穉予载《介绍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提到的七部小说》,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