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趣谈·黄牧甫

《黄牧甫》：黄牧甫（1849—1908），名士陵，又作牧父、穆甫，号倦叟、倦游窠主。安徽黟县人。早年流寓南昌，以经营照相为生。1882年转居广州。1885年被荐去北京国子监南学肄业。1887年后又久居广州。1900年归黟县，不复再出。潜心金石文字，对汉金文尤有研究。绘画，长于工笔花卉，善以西洋画法画彝器图形，色彩浓重，独具面目。书善魏楷和籀篆，用笔辛辣，书风明快。精篆刻，初学浙派、吴让之、赵之谦，后取法汉人，脱胎而出，卓然成家；在篆刻史上别树一帜，著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谱》、《黄牧甫印谱》、《籀书吕子呻吟语》等。

“末伎游食之民”印

此印记述了黄牧甫不幸的生活遭遇。黄在这方印的边款上说：“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藉兹末伎以糊其口。今老矣，将抱此以终矣，刻是印以志愧焉。丙申夏六月士陵自记。”黄牧甫出生于安徽黟县黄村。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与清军在他家乡激战，家园被毁，从此失学，不久父母相继去世。黄牧甫被迫离开家乡，跑到江西南昌，随从兄在南昌开照相馆度日。一边帮助干些杂活，一面抽空研习篆刻，孜孜以求。后来，他到广州从事经史校刻工作，并到北京国子监肄业，但都未尝离开过篆刻印章之事，并多靠此增加收入，维持生计，故而刻了这方“末伎游食之民”印，以表其事。

“国钧长寿”印

黄牧甫的篆刻布局峻险中寓平稳，有超逸之趣，用刀犀利，力能扛鼎；印文融会汉器文字，秀劲而富有变化；所作，线条不求粗细统一，印面不事破残，极尽真率之感；印款合汉隶、北魏书于一体，冲刀为之，独具面目。其艺术成就的取得来源于他的勤奋与探索。这方“国钧长寿”印易稿数十纸，传为印坛佳话。

光绪十一年（1885年），黄牧甫到北京国子监不久，因其印名远播，向他求治印者委实不少，但他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他的友人西园见他当面为自己操刀治印，感触颇多，特意写了一段文字，要求他附刻在印侧。内容是：“篆刻之难，向特谓用刀之难难于用笔，而岂然不知。牧父工篆善刻，余尝见其篆矣，伸纸濡豪，腋下风生，信不难也。刻则未一亲寓目焉。窃意用刀必难于用笔，以石之受刀，与纸之受笔，致不同也。今秋同客京师，凡有所刻，余皆乐凭案观之，大抵聚精会神，惬心贵当，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余乃悟向所谓难者不难，而不难者难，即此可见天下事之难不难，诚不关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彼局外之私心揣度者，无当也。质之牧父，牧父笑应曰：唯。因并乞刻于石，亦以志悟道之难云。乙酉秋，西园志。”这是西园的一段观感，文字不长，却生动记述了黄牧甫在篆刻创作时起稿的严肃认真和精益求精的求变精神及他运刀技巧的娴熟。

“花好月圆人寿”印

黄牧甫以古铜器铭文入印，尤其是古铜镜上的文字，更是他“印外求印”的绝好借鉴。这方“花好月圆人寿”印足见他与铜镜的缘分。

黄在广州时，有一段时间住在他的学生李茗柯家中，茗柯的四哥雪涛、六哥若日也都是黄的弟子。茗柯的父亲亦是好古。在黄牧甫收藏的古器中，有一面东汉的大铜镜，钮上有“宜子孙”三字，镜背有铭文两圈，内圈为“李氏作铜四夷服，多贺官家人民息，长保二亲得天力，传之后世乐无极”。外圈为“尚方御镜大无伤，巧工刻镶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寿昌，寿致金石如侯王”。茗柯的父亲见到此物，大为赞赏。他见此镜不但铭文多，制作精美，而且还有“李氏作镜”等字，更适合李姓收藏，便向牧甫求让，牧甫对此镜也十分珍爱，不肯割爱。茗柯之父遂派一位聪明貌美又贤惠的女婢，每日给黄送茶送饭，曲意殷勤。日子久了，两人渐渐熟悉，加之牧甫当时实在寂寞，便对这位女婢萌生了钟爱之情。后经人说媒，于是这件东汉多铭文铜镜便做了聘礼，归李家收藏。这位后来的黄家夫人，李家的功臣，听说就是黄少牧的母亲。在以后这一段如花似锦的岁月里，黄牧甫情不自禁地刻了“花好月圆人寿”等取古铜镜文排列方式的精美印章。

“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印

黄牧甫一生雅好金石文物，此印的印文取自宋代著名文人欧阳修的话，可为牧甫所好之心所好之物的一个注脚。欧阳修对金石文物饶有兴趣，竭力搜寻，并著《集古录》。讥者问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必散，何必区区于是哉？”欧阳修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而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易彼也。”可见他是一个沉浸在金石古董氛围中的金石迷了。神宗即位后，欧阳修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熙宁四年（1 0 7 1年）告老还乡。在家中，他绘画写字，朝夕与翰墨金石为伴，过着平静恬淡的生活。这方“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印是光绪八年（1882年）黄牧甫受逸老之属而刻的。印款中特别提到：“逸老用欧（阳修）公心，藏欧公藏，著画其用心固已先得于欧公点，摘其语，属士陵篆之。”光绪十六年（1 8 9 0年），黄牧甫又为雪徵先生再刻同一印文以赠，印款是：“欧阳文忠公语，让之作，仿为雪徵先生，庚寅闰月，黄士陵。”可见黄牧甫对这一印文的兴趣。

“古槐邻屋”印

此印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是黄牧甫留给后人的最后一方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黄牧甫51岁时隐退回到黟县家乡。两年后，他又应湖广总督端午桥的邀请，到武昌协助端午桥从事《陶斋吉金录》等书的编辑工作。在武昌他深感孤寂。曾在其小照上自署“倦游窠主”，称自己是“老病交至，非故吾矣”。遂于光绪三十年（1 9 0 4年）再次返回故乡，从此隐居起来，不再外出，这一年他55岁。他在家乡寄情于秀山丽水，且时时周济贫困乡人。他在“古槐邻屋”印的边款中记曰：“吾族自宋迁黄村，祠前古槐亦宋时物也，秾绿荫半亩，洞其中可容十人，同治二年毁于兵，次年孙枝复发，分鼎足而峙，先君曾有诗记其事，阅兹四十余年，高已出于矣，小子卜居，适于其邻，因以名屋云。”可知黄牧甫居住的房舍与一株宋代的老槐相邻，“古槐邻屋”当是黄晚年的斋室，一生浪迹天涯的黄牧甫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