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章趣谈·乾隆
《乾隆》：乾隆 清康熙五十年—嘉庆四年（1711－1799），雍正第四子，在位60年，太上皇3年。在他即位之初，所实行的宽猛互济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其文治武功。他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精于鉴藏书画，编有《石渠宝笈》。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3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晚年为人重奢靡，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以至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乾隆》：主要闲章：三希堂 和顺积中 执两用中 太上皇帝之宝 归政仍训政 心愿符初
三希堂
三希堂为养心殿西暖阁，因藏有王氏三帖而得名，乾隆曾为此作《三希堂记》，并将“三希”之意引申为希贤、希圣、希天。《春游社琐谈》载张伯驹《三希堂晋帖》云：“清乾隆以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名三希堂。《快雪时晴帖》为唐摹，且非唐摹之佳者，以赵松雪之跋而得名，乾隆最重赵字，视为真迹，毕一生之力临仿此帖。《中秋帖》见《宣和书谱》，即《十二月帖》。《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槜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大观录》云：‘共三行二十二字，前后有收藏宋印。此迹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则《中秋帖》即系米临。其明清鉴藏家认为晋迹无疑者，则王珣《伯远帖》也。《快雪时晴帖》原藏故宫博物馆（现在台湾）。《中秋》、《伯远》两帖，余于民国二十六年春，并李太白《上阳台帖》，见于郭世五家，当为废帝溥仪在天津张园时所卖出者，郭有伊秉绶《三圣草堂额》，颇以自豪。但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当时余恐两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倩惠古斋柳春农居间，郭以二帖并李太白《上阳台帖》另附以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共二十五万元让于余。先给六万元，余款一年为期付竣。至夏，卢沟桥变起，金融封锁，款至次年期不能付，乃以二帖退还之，以《上阳台帖》、《孟蜀宫妓图》、烟客之《山水》、南沙之《瑞蔬图》留抵已付之款，仍由惠古斋柳春农居间结束。郭世五名葆昌，河北定兴人，出身古玩商。后为袁世凯差官，极机警干练，颇得袁宠任，渐荐升至总统府庶务司长……日本投降后，余返京，首托惠古斋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则仍在郭家。问其让价，一帖为三千万联币，合当时黄金一千两，尚属顾念交情，未能减价……北京围城以前，郭子已逃往上海，携二帖逃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艺坛通讯》又载：‘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挟逃，又竟无人管，怪极。’时余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又连续发表关于故宫收购书画之事。马衡院长对人言，颇以余为院内人员而不为院讳为责。余笑置之。后郭昭俊居香港，二帖押于英国某银行。故宫博物馆辗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然三希之延津剑合，则尚有所待也。”至今，故宫博物馆档案中还保存着1951年11月8日由周恩来总理批复此事的电报抄文。
乾隆像
和顺积中 执两用中
乾隆即位之初，针对雍正后朝紧张的政治气氛和不断激化的各种矛盾，宣称要减去繁苛，与民休息，对当时一些比较严苛的政策作了较大的改动和调整。他首先转变了治国的指导思想，提出“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执行新的政策制造舆论根据。他以儒家的中庸思想为依据，提出“治天下之道贵乎得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正是这种舆论的辅垫，才使乾隆初期治国政策的转变顺理成章，没有引起大的波澜。
三希堂
和顺积中
执两用中
太上皇帝之宝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即乾隆即位周甲之年，他召集皇子、皇孙、诸王公大臣一起郑重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建储密旨，宣布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并决定次年新正举行禅位大典。嘉庆元年正月元旦，大典隆重举行。乾隆将“皇帝之宝”授给颙琰，从此结束了自己长达60年的皇帝生涯，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
归政仍训政
对于乾隆来说，御极60年便禅位归政的思想在他继位之初就已经产生了，但实际上，直到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他才公开提出此事。开始他只不过是以此祈求长寿，但几年以后，当归政和建储发生了联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承诺意味着什么。对于他来讲，失去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无法容忍的。于是，他以惯用的舆论手段，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的身体精神强固、健康如故，表现出老当益壮的心态，“晴量雨较从头起，旰食宵食一意淳。己力敢辞日耄耋，天恩惟赖有精神”……另一方面，他在国家治理上处心积虑，犹日孜孜，自强不息，以他的雄才大略完成了声威赫赫的十全武功。他大规模黜免钱粮，抚恤灾荒，致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呈现出一派河清海晏之气……表明只要他还健在，国家便一日不能无他，这就为他最后“归政仍训政”提供了自然而然的现实依据……故在他宣布归政之日，便决定“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嘉庆皇帝即位后，乾隆非但没有把传位诏中规定的嗣皇帝有权处理各部院、门及各省题奏本章及任免官吏的权力交出，反而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而且仍然居住在养心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去世为止。“归政仍训政”一直是乾隆做太上皇时的行为准则，他以此对嘉庆帝进行约束，保证了国家政治仍然按照他的意图运行（郭福祥《明清帝后玺印》）。
心愿符初
乾隆晚年，除了训政之外，还经常沉浸在对自己一生历程的回味之中，津津乐道于“得遂初心”、“心愿符初”，无疑在这种回味中他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和精神寄托。“朕缵绍鸿业，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积庆骈蓄，实为史册所罕见”（《清高宗御制文三集》）。无论家事还是国事，乾隆都表现出一个成功者的优越和自得。（同上）
太上皇帝之宝
归政仍训政
心愿符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