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谈·毛泽东
《毛泽东》：毛泽东(1893-1976)，字润芝，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1920年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出席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秘书，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参加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曾在国民党一大和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一度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政治周报》总编辑。“八七” 会议后，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31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1936年任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著有《毛泽东选集》。
“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还书便笺
这是1912年前后毛泽东写给其外家表兄文运昌的还书便笺。全文如下：“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 《盛世危言》 失布匣，《新民丛报》 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二本，信一封。”《盛世危言》(清末郑观应著)和《新民丛报》(梁启超主编)都是宣传维新、变法的书刊。《毛泽东自述》里说： 《盛世危言》的“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毛泽东说：“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可是年轻的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经常在深夜把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读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准备将《盛世危言》并《新民丛报》一起还给文运昌时，才发现书的布匣已失，于是才有此“还书便笺”，向他的这位外家表兄表示歉意。便笺为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手迹，取势纵长而稍侧，结字内紧外松，折笔外方内收，挺拔清秀，可以看出早年毛泽东学习王羲之《圣教序》、欧阳询《张翰思鲈帖》等行楷书所达到的水平。
毛泽东还书便笺
毛泽东致萧子昇信 (局部)
“足下好学深思” ——致萧子昇信
这是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写给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学长和青年时代的挚友萧子昇的亲笔信。萧子昇即萧瑜。
萧瑜的名字，对当代国内青年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名气远不如他的弟弟——著名诗人萧三那么响亮，但萧瑜于上世纪初叶，在学生阶层中却算个风头很健的人物。他比毛泽东晚8个月生，同是长沙第一师范的高才生，却比毛要高出三届。他俩同是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在1913-1918年之间，他们对当时军阀政府统治下的混乱局面、民不聊生的现状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意欲瓜分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气焰，怀有共同的忧虑和愤慨。两人开出的“药方”固有不同，但想疗救百孔千疮的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的愿望都是强烈的。两人都有出众的才华和智慧，各有自己的抱负。他们对国事日非也曾有过彻夜长谈，共同发起过“新民学会”(毛被选为干事，萧为总干事); 他们一同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为造就一代英才而奔忙： 他俩还曾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以乞丐的身份出游近千里，历访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真正深入到当时的社会底层，广泛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上自县太爷、归隐林泉的翰林，中到店铺老板、自食其力的富裕农户、衙门捕快、文书师爷，下至贩夫走卒、医巫僧侣、引车卖浆者之流。在这一段时期，他与毛几乎日日同桌掬食，抵足而眠，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毛泽东在给萧瑜的这封信中，畅叙了诸多关于德育、智育和美育等方面的精辟见解，称萧瑜“好学深思”。萧与毛早年的友谊虽然比较深，但彼此思想上还是有分歧的。毛过去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但后来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而萧瑜却坚持信奉无政府主义。到了1921年，他们思想上的分歧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终于分道扬镳。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致许德珩等人的信
这是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写给许德珩等人的信。许德珩生于清光绪十六年 (1890年)，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及讨袁运动。1935年底，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等得悉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西，便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员设法转送到陕北。毛泽东亲自援笔致函答谢。信中说：“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并深情地表示： “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 许德珩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建国后历任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等。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2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毛泽东致许德珩等人信
“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 ——致徐悲鸿的信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画家徐悲鸿出任国立美术学院(后改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致信毛泽东请求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命笔回信道：“悲鸿先生：来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顺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两件书法杰作。校名题字为行楷，横式右行。字形狭长，横画右上斜，竖画及弓内向，并利用粗细、长短的变化甚至变形，呈现出一种曲线型的动感，但基调仍是严谨挺拔、劲直雄健的。给徐悲鸿的信，则完全是任性纵情，自如挥洒的。首行以特大的“悲鸿”二字开笔，第二行六个字有大有小，第三行作个避让后，第四行四个大草字结束正文，落款则与称谓呼应。整幅墨迹，开合得体，笔势圆转流畅，已见毛泽东向其草书巅峰迈进的端倪。
“杨老太太： 你们好吧” ——写给岳母杨老太太的信
杨老太太： 你们好吧。
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衣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写给岳母杨老太太的信。
毛泽东的母亲逝世过早，他把对母亲的挚爱转移到岳母杨老太太身上。在上一辈的亲人中，杨老太太是最得毛泽东关心和牵挂的一个。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了。毛泽东得知杨老太太尚健在，非常高兴，立即发电报向她“敬致祝贺”，表示亲切的问候。他还特别嘱咐老太太的儿子、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 “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毛泽东深深懂得，对于老人来说，远方儿女道一声“平安”，便是最大的安慰。9月，当他获悉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要回湖南省亲时，便托朱仲丽带去这一封便信，给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以御寒，也替杨开慧尽了人子之心。
“请为保存为盼” ——给郑振铎的信
毛泽东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他收到过许多书画家、收藏家朋友馈赠的诗书画印之类文物，但他并未将这些珍玩国宝归为己有。他自立规矩： 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他的这封亲笔信是1950年写给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该信要郑振铎将友人姚虞琴先生赠送给他的王夫之手迹 《双鹤瑞舞赋》 转交国家。他在信中强调： “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兄处，请为保存为盼。”获悉墨迹拨交故宫博物院后，他甚为欣慰，但不欲将自己捐献之事过分张扬，便批复：“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将中外友人所赠之私人礼品上缴国家。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2年12月，毛泽东主席还将友人赠送的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送故宫。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他。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爱不释手，但仍按规定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
毛泽东致徐悲鸿信
“登高壮观天地间” ——致刘松林的信
毛泽东先后给刘松林写过几封信，这是其中一封。刘松林是毛岸英的妻子、毛泽东的儿媳妇，毛泽东对她十分疼爱，一直以女儿相称。1950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刘松林长期沉溺于哀痛之中。她寝食难安，神经衰弱。而毛泽东既要承受丧子的悲痛，又要为儿媳分担痛苦，不断劝她“把身子养好要紧”，并且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为了学点技术，组织上批准刘松林赴苏联留学。毛泽东同意她换换环境。他写信给她，要她“争口气，学成为国效力”。
刘松林回国后，江青却说她“不是我们家的人”，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被没收了，再也不能常去看望爸爸了，内心十分难过。毛泽东还照常给他这个“女儿”写信。1959年8月6日，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这封信给她。信的全文是：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爸爸 八月六日。”毛泽东在信中鼓励刘松林振作精神，开始新的生活。
1961年，毛岸英牺牲已10年，刘松林还是孤单一人。毛泽东又写信相劝，信中说：“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他不只是一般地劝，还托人为她介绍男朋友，但都没有成功。后来经空军学院院长刘震的介绍，刘松林和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相爱，结为伴侣。
毛泽东致刘松林信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致章士钊的信
这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写给章士钊的信。章士钊 (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民主人士。其女章含之，于20世纪60年代曾为毛泽东教英语。
毛泽东与章士钊在上世纪20年代起就有交往。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之事宜，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匆匆来到上海，找到湖南籍的章士钊先生，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章先生帮忙。章士钊立即答应，随后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当时，章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经他的努力，总共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表示对勤工俭学的支持。
毛泽东对章先生此举始终念念不忘。1963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 “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2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运动。从现在开始，我要还你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没想过了几天，毛泽东果真派秘书送上第一个2000元，以后每年春节都送去2000元。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 (一)
1965年毛泽东又给章士钊写了这封感情真挚而又富有幽默感的信函。信里说：“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 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章老先生读罢此信，深受感动，对家人说：“主席真是讲究情义啊! ”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