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与宋明法律思想

唐以前盛极一时的律学说到底不过是儒家经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作为儒家经学理论基础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天命”神权思想毕竟是浅陋粗糙的，并未随着儒家经义的法典化而同步发展，反而受到出世超俗的佛教、道教和魏晋玄学的冲击和侵袭。进入隋唐，佛、道势力的壮大，甚至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争雄的局面，危及儒家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所取得的正统地位。但善于吸取各家之长的儒家思想，其生命力尚未耗尽，经过五代纷争，适应宋代君主专制强化的需要，儒家思想又把佛、道中可资利用的因素吸取过来，将原有体系加以改进，使其经学更加思辨和哲理化，重新建立了比较精致和更加系统的体系，使经学戴上了“理学”的桂冠，从而保持和加固了包括法律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统治地位。

理学家们将“三纲”化为“天理”，将一切违反“三纲”的思想言行说成是“人欲”。他们的纲要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它不但上继孔孟的道统，更是立法、司法，乃至待人接物的根本原则。这一时期法律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朱熹和丘濬。

忠、孝、节、义等伦常道德规范，是传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部分，理学根据理一分殊的理论，论证了伦常道德规范的合理性，确立了它的本体地位。在理学家看来，作为宇宙间绝对真理的“天理”，在不同的情势和事物中有不同的表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天理就具体表现为伦常秩序。通过这种充满思辨色彩的包装，理学为伦常道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理学的法律思想，是其哲学思想在具体政治、法制实践中的运用。这些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继承前代形成的正统思想，并加以理论上的证明和阐述。由于理学的广泛影响，其具体主张对此后的法制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宋代以降，君主专制体制日渐强化，明太祖废相，更将君主专制推向极端；且其父子皆以惨刻之风治国理政，威胁臣民，肆其淫虐之毒。继体诸君，多相沿不改。故有明一代，苛政、弊政为历代统一王朝所不及。官方推崇的程朱理学日渐教条化，加以八股取士，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诏狱廷杖，摧折士大夫之人格。在这一大背景下，自宋代发端，以程颢、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到了明代中期王阳明的手里，更为发扬光大。王阳明因对庙堂的深深失望甚至绝望，于万死千难中，悟出了以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体系。心学经王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传播而风行天下，影响明清之际的思想界甚大。由于王阳明以每个人内在的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促进了个体的自觉和思想的解放。王阳明曾明确讲：“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影响所及，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纲常名教的僵化教条及其严酷，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对包括法制在内的外在规范，王学末流中的许多人放荡不羁，以处于礼法之外而自得就是明显的例子。另外，王阳明因对庙堂行道的失望，而将注意力转向民间，以宗族、乡党等社会关系为基础，以族田、义田等为物质载体，通过民间宗教崇拜、撰修族谱、制定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手段，贯彻其“觉民行道”之使命。王学中人的努力，促进了家法族规等民间“自治”规约的发达。

理学、心学纳释、道入儒的做法使儒家思想巩固了统治地位，并从佛教和道教那里争取了大批信徒，而且能够深入到社会底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所以直到五四运动，仍须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实现中国思想的近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