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去刑”

重教化，反对“不教而杀”作为推行和维护礼治的重要手段，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比较“政刑”和“德礼”两种政治手段上，孔子虽然没有排斥和否定“政刑”的作用，但其倾向无疑是“德礼”优越。在孔子看来，“政刑”只能消极地禁人为恶犯罪，是依靠法律的威吓力量使人不敢为恶犯罪，而没有使人向善的作用。一旦法律的威吓力量不复起作用，则犯罪仍然会发生，不能杜绝犯罪，即只能使“民免而无耻”。而“德礼”教化，是深入人的内心进行改造，使人心良善而知耻，从而根本不会去犯罪，即能使民“有耻且格”。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见“使无讼”是他的最终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道德教化。人心良善而知耻，自然没有犯罪的动机，从而犯罪行为也无从发生。法律制裁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道德教化能从根本上积极地预防和杜绝犯罪，而“政刑”只是犯罪事后的补救而已，不能实现“无讼”的目的，所以，二者的价值和作用区别显然。“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重教化而“以德去刑”虽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一劳永逸，使社会长治久安。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是对道德教化作用和目的的一个很好说明。

孟子和荀子虽然在人性善恶上持相反的观点，但在重视道德教化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孟子认为人性善，主张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犯罪是由于丧失了本性的结果，而通过道德教化的诱导，才能使人回复善性。所以他主张“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以道德教化维护统治。

荀子以为人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顺人之恶性，任其自然发展，必然导致争乱犯罪。“善”是通过后天之“伪”（即人为）而实现的。所以，一方面他强调了个人必须努力学习，积“伪”而至“善”。《荀子》开篇，即为《劝学》。另一方面，主张统治者通过“礼义”“师法”来教化百姓，杜绝争乱，维持社会秩序。“化性起伪”，正是礼法起源之因。荀子同孔子一样，认为教化能够免除法律刑罚的需要，他说：“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衡石、称县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啧。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教化作用的广大可见。

道德教化与刑罚相比，有上述种种优越，所以先秦儒家一致推崇“德治”教化。而且，其主张突破了西周礼治“礼不下庶人”的局限，这是先秦儒家对礼治思想的一个发展。教化不仅仅是贵族内部的自我教育，而且包括对百姓庶人的教化，灌输宗法等级伦理道德思想，以利于巩固社会秩序，使人民驯服，不起来反抗政治。

先秦儒家重教化，还表现在对待已经发生的犯罪，并不主张一律予以法律制裁，而反对“不教而杀”。

孔子反对“不教而杀”。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又：“子为政，焉用杀？”不同意“杀无道以就有道”。他认为教化未施，即使民有过失和犯罪，其责任不在民而在施行教化的统治者。教化不施，而用刑杀制罪，并不能达到惩恶劝善、国治民安的目的，也不是合理和公平的。教化不施，不可妄诛无辜。《荀子·宥坐》载：“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言先教也。’”虽然孔子并不排斥“义刑义杀”，但是，坚决反对“不教而杀”，要求统治者慎用刑罚。

孟子和荀子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孔子的上述观点。孟子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不教而杀”当然更是恶政。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指出“不教而诛”的不良后果。在反对“不教而杀”的问题上，孔子、孟子、荀子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