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吴越独特的师爷文化·绍兴师爷的形成及原因

有清一代，幕僚制畸形繁荣。全国为幕之人，不知其数。幕客全国各地皆有，独以绍兴居多。绍兴府属八县，从幕人数“不啻万家”(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四)，真可以称得上“师爷之乡”。

清代时，绍兴师爷的足迹遍及全国，连台湾也去。如光绪间，绍兴东浦人全庶熙随岑毓英到台湾作幕，至光绪十二年(1886)才离去。当时，上至督抚，下至省、道、府、州、县各衙门，都有绍兴师爷，人称“无绍不成衙”。

绍兴师爷聪明过人、机智活络，“点石成金”，转危为安，至今仍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绍兴师爷的遗闻佚事。晚清震惊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莱案平反后，余杭、杭州等衙门的各级行政官吏多受处分，浙江巡抚杨昌浚也未逃脱，慈禧太后逼其引咎自责。杨写完引咎章，请绍兴师爷金宝书过目，金宝书在“官官相护，袒庇恶少，诬陷无辜”等罪状前加了“意欲”两字，把不赦之罪化为只有犯罪的动机。杨氏因此保住了脑袋。又如，一次有位陶成龙师爷逛上海，临近中午，进一面馆吃面。店小二见一个乡巴佬竟然跑到雅室吃阳春面，十分不客气，并要拖陶师爷下楼。陶师爷问其故，店小二指着墙上的规定说：吃大肉面者楼上雅室就座，食阳春面者楼下便室就座。陶师爷很不服气，决计报复。他搬来一条凳子，坐在楼梯中间，堵死了上下楼的通道。老板赶来训斥，陶师爷说：我要吃小肉面，故只能坐在楼梯中间。老板见自己的规定给钻了空子，只得好言相劝，陶师爷不睬。最后闹到官府。在公堂上，陶师爷强调自己是乡下人，初到上海，不知店中规定，只看到吃大肉面可以上楼，吃阳春面可以坐楼下，而吃小肉面刚好不上不下，无处可坐，只得坐在楼梯中间。接着又指责老板以人多势众欺负乡下老人，要求审判官为自己伸冤。审判官见陶师爷确实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相信了陶师爷的话，将老板痛打四十大板。这件事使绍兴师爷相当厉害的名声传遍上海。诸如此类的故事，不胜枚举。

绍兴人作师爷，由来已久。起码在明代已有，王士性称“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广志绎》卷四《浙江》)。如嘉靖间的徐渭就是位典型的绍兴师爷，“知兵好奇计”，是总督胡宗宪的左右手。明清鼎革之际，绍兴师爷沈文奎(1604—1660)屡为皇太极出谋画策。但绍兴师爷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于历史舞台，则是雍正、乾隆时的事。

雍乾时期，之所以会现这种“无绍不成衙”局面，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客观上需要大批幕僚。康熙以后，国家一统，社会渐趋安定。特别到乾隆时代，满人对汉人参政政策有所放松，大批汉人纷纷入仕。但民族歧视习惯不易一下改变，汉人在清廷做官不容易，须十分谨慎，一不小心要掉脑袋。当时，地方官兼理司法、财政，而这些做地方官的人，多是科举出身，甚或是捐来的。读书人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谙时政，实际行政能力很差，尤其缺乏司法、会计知识。所以，这些读书人上任后，为了当好这个官，多做两件事，一是花较多精力应酬上司，讨好上级;二是延聘几个“高参”，帮自己出主意。师爷也称幕僚、幕宾、幕友，“应是聘者，率呼之曰友。友于义何居?曰以属则僚，以德则师，以礼则宾。僚近乎卑，师过于尊，宾介于尊与卑之间，故曰友之云尔”(平步青《霞外捃屑》)。可见，师爷不是正式的官，是以朋友身份出现，专门替地方官出主意的人。此外，和督抚制特点有关。督抚制始于明中叶，开始多为临时的钦差大臣，以后演变为专门的地方长官。总督、巡抚名义上是中央都察院派出的巡视大员，故无正式的属员制。但他们又长期居地方，掌握着一个省的大权，要办理的事很多，督抚本人根本无暇应付，这就势必要延聘一些幕客来帮忙。于是，幕客需求量大增。乾隆时代，督抚养客风气十分盛行，如毕沅在陕西、河南任巡抚、总督时，有“江左人才半归幕府”之说。因督抚养客，上行下效，省、府、州、道、县各级地方官也群起仿效，大肆延聘师爷。这使得清代幕僚制空前繁荣。

其次是绍兴人聪明、机灵的名声在外，在各地的师爷竞争中创立了牌子。绍兴师爷的祖师爷是邬斯道。邬氏是绍兴人，屡次科考失败后，改习法律，到河南开封，进入山东总督田文镜幕下做事。有一次，邬氏对田文镜说：“您是要做一个普通督抚还是要做一个名督抚?”田氏回答说：“我当然想做名督抚。”邬氏曰：“那您得按我的意思去做。”田氏知道邬师爷聪明可信赖，就点头许诺了。于是，邬师爷从袖中拿出一份早已写好的疏稿，请田氏签上名，上奏雍正帝。这是一份参劾大学士隆科多的奏章。隆科多系拥戴雍正帝登基者，故恃功不法，骄恣日盛。雍正帝想除掉他，但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弹劾他。田文镜参隆科多奏章一上来，正合雍正意，于是借刀杀人，隆科多获罪，而田氏则因此宠遇日盛。后来，雍正帝了解到这个主意是邬斯道出的，因此十分礼重邬氏，每次田氏上奏章，雍正帝总要附批上：“朕安，邬先生安否?”这样，就使以邬斯道为首的绍兴师爷身价百倍，为各地督抚所瞩目。等田文镜卒后，邬氏离开开封，其他督抚听说后，争着出高价礼聘他(参看《清代野史》)。邬斯道的杰出事迹为绍兴师爷群体的形成开了良好的先例。他替绍兴人创下了牌子，从此，各地官员争聘绍兴人为师爷。而邬氏的家乡绍兴则因邬氏做师爷的成功，纷纷群起仿效，争做师爷。绍兴人杰地灵，六朝以来，读书求功名的风尚很浓。明清以来，读书人人满为患，“待业”现象十分严重。现在发现做师爷好处很多，于是纷纷弃贾学律。绍兴人同乡观念深，亲戚帮亲戚，朋友帮朋友，同乡帮同乡，一带十，十带百，从幕人数越来越多，终形成了一个师爷群体——绍兴师爷。

当然，不是说从幕人数多了，绍兴师爷群体就能形成了。绍兴师爷群体的形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师徒传承有一套秘诀。在清代，吃师爷饭的人虽很多，但这碗饭并不好吃。它看起来比科考容易，其实，在某些方面比科考还难。做师爷的职业素质要求很高。首先要有较高的智商，脑子聪明、活络，“胸有经济，通达时务”，考虑问题超前、周到，既虚心又要有主见，这样才能为人做“高参”。其次要有“三种基本功”：应变能力强，人较敏感，脑子转弯快，碰到意外之事，能应付自如;辩说能力强，能出口成章，言词严谨、得体，逻辑性强，不太轻易给人钻空子，“善于酬应，妙于论言”;写作能力强，笔头工夫好，有文采，会写各类公文。其三会做人，能察颜观色，处理好与各种人的关系，尤其是主子。其四本人要注重品德修养、崇俭、勤快。千万不能任情挥霍，“嬖优童，狎娼妓”。平时少喝酒、少下棋、少看稗官小说，应多读书，“常据几案治文书”。这些素质的培养，要靠勤学苦练，还要靠天资，否则不可能做一名称职的师爷。故清时有“千人学幕，成者不过百人;百人就幕，入幕者不过数十人”，“作幕二字不知误尽几许人才”(汪辉祖《佐治药言》)。师爷这么难做，但难不倒绍兴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或许应归结到绍兴人的师徒传授法。幕道是一门“活手艺”，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知识。当时没有专门的培训机构，也没有专门的教材(当然，后来也有些名幕撰作的经验总结著作，如张廷骧汇编的《入幕须知五种》)，学习幕道主要是靠老师爷传授的。绍兴人作师爷者多，于是徒弟也多，久而久之，师爷成群，风行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