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者,可置以为政

无私者,可置以为政

1.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

“欲为天下,必重其国家;欲为其国者,必重其民;欲为民者,必重其力。”(《权修》,第16页)民力是多方面的,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民力,民力主要是德力、体力、智力与能力。而德的要求主要是公,“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牧民》,第3页)。“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小匡》,第193页)无私而有才的人,可以使之为政,无私才能公正,公正才能容众,容众方可形成力量。

古人把无私作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是很有道理的。管子说:“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雍蔽失正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明法解》,第531页)“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谓之国无人。”(《明法解》,第535页)

如何做到公正无私,“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 “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过而后废之”(《明法解》,第536页)。“毋以私好恶而害公,察民所恶,自以为戒”(《桓公问》,第452页)。去私而立公,好民之所好,利民之所利。我们要像天地日月一样,公正无私。“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复;地公平而无私,故大小莫不戴;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弃之言者。”(《形势解》,第493页)那些假公济私,弄权谋私,贪天公为己有,也就是“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国家),以广其居,聚徒威(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这些人“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卖官)……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法禁》,第130页)。

2.授有德,则国安

“授有德,则国安。”(《牧民》,第2页)国之良才,公正无私是基本条件,此外还要有能、有智、有谋、有勇,“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君臣上》,第256页)。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存(在)乎任贤。”(《版法》,第522页)从长远战略看,在于用贤,郑子产也指出:“德者,国之基也。”“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问》,第231页)

每个时代,人才虽多,但必须善于识才、举才、育才、用才。齐桓公提出“三选”人才,要求从基层选拔人才。“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贤……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贤……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书面报告功劳),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小匡》,第194页)

管子指出:“人主之张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诛盗贼也。”而且还要“匡君之过,救主之失,明礼义以道(导)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明法解》,第535~536页)

用人以德才为主,必须看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管子主张:“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法禁》,第130页)《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王有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法禁》,第130页)不仅要起用本地本国人才,也要引进外地外国人才。管仲提出:“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国语·齐语》)

3.“三审”“四慎”的用人原则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而未明于朝者(没有成绩),则不可以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簿而位尊者谓之失,宁可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小人作威)。”(《立政》,第25至26页)

所谓三审,一是根据德才实绩选用人才,德不显而绩不著的不能贸然升用;二是德才与职位相当,量德才而授合适职位;三是用人不当,奸邪繁生,贤人去而奸人进,损害事业与民众利益。

“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同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没有威信),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不重视生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农业),务地利,重(慎重)赋敛,则民怀其产。”(《立政》,第26页)

用人问题,涉及国家安危治乱,历代统治者都慎重对待,因为“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乘马》,第39页), “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立政》,第27页)。推荐人才不越级,用人尽量不兼职。

管子还提出如何识才的问题,“人情不二(人的本性没有什么不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可得而官也”(《权修》,第17页)。

4.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

管子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大量人才,他说:“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牧民》,第3页)他说:“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几(机)而不密,殆。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法法》,第142页)他号召各级官吏向上级推荐人才,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政绩之一,同时向外广泛招纳人才,不怕人多,只怕人才不来。管子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形势解》,第493页)“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莅民如父母,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重言吾亲民,而民亲矣……天之裁(材)大,故能兼复万物;地之裁大,而能兼戴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信赖)。”(《形势》,第491至492页)用人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伺上》,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