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省官员，改革旧弊，推行法制，严惩贪腐

1．并省官员，各任其所

唐太宗十分强调领导人才的高素质，不盲目追求人多，注意官员的精简、精干、精明与精练，反对人浮于事。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政理之本，惟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众多亦奚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尚书》说“官不必备，惟其人”, 《诗经》上也说“谋夫孔多，是用不就”,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第164页）。

唐太宗指出：“当须并省官员，各当所任。”（第164页）贞观初年，房玄龄等所置中央机关文武官员共640职。

对于有各类专长的技术人员，“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第164页），避免扩大官员编制。唐太宗关于精简机构官员，注意官员素质的思想是很突出的，人不在多，关键在于要称职，这些思想，无疑可以借鉴。

2．改革旧弊，推行法制

唐太宗深刻认识到隋王朝腐败瓦解的教训，所以在他们父子推翻隋朝后，着重“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第43页），对于历史上即使是强盛昌明时期的典章制度，也不盲目沿袭照搬。唐太宗主张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总结历史经验，改革旧弊，建立新的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举一反三，力求避恶求善。推行法制，严格控制死刑，唐太宗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须务存宽简。”执法务必宽大简约。“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中书令，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就是说，凡是死刑，都要有关官员集体审议，尽量避免冤案和量刑过重，并告诫官员“事无巨细，咸当留意”, “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复五奏”。即使是已下令处决的犯人，也要五次回奏，力求避免冤情。“守文决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复，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第435、437、438页）仅依法律条文定罪，可能也会有冤，以后凡是依法应判死刑而情节确实特殊的，应记录上报。由于实施以上措施，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

3．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领导者或领导机关发布的指示命令，必须反复研究论证，慎重行事，不可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尚书》上说：“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第459页）当然，个别法令经实践证明，确实有误，也应改正补救。领导机关应有科学的分工与明确的职责，所谓“设官分职，各有所司”（《资治通鉴》一九二卷，贞观元年），不可政出多门，国无纲纪，否则各自为政，互相牵制，争功诿过，造成内耗，使中枢政令无法执行。从现代领导学来看，各级各类机构还应有明确的办事程序与规则，应有严格的监督考核奖惩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令畅通，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4．严惩贪腐，清除陋习

唐太宗对贪污和各种恶劣陋习深为痛恨，对朝野官员反复进行教育，他“深恶官吏贪浊，有受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第43页）。“贞观六年，右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第384页）今天看来，一位将军在驿站多取了几石麦麸。算不得什么！然而唐太宗却赐给他麦麸，命令他亲自背去还给人家，可见唐太宗严惩贪污腐败的决心。

贞观七年，唐太宗巡视蒲州，刺史赵元楷为讨好太宗，专门找些老年人，身着黄纱，单衣迎于路旁，同时大修官署、城楼，并养羊百余只，鱼数千尾，准备送给唐太宗的亲贵。唐太宗知道后，对赵元楷说：“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第391页）赵元楷感到惭愧，畏惧，不久就死了。由于唐太宗革新旧弊提倡廉洁，严惩贪腐。“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豪主之家，大姓豪狡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第43页）

《贞观政要》虽然包含了许多治国安邦的重要思想，如从谏如流，兼听纳下，闻过即改，克服“相借颜面”，防止“上下雷同，”重视人才，精简机构人员等。但它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著作，唐太宗君臣们，也不免具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对他们的许多思想，只能从历史的、具体的角度去理解，仅作为今天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