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法制，善赏善罚

1．设而不犯，犯而必诛

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军事领导活动看，他是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和严格执法的，他提出“设而不犯，犯而必诛”（第77页）的法制建设指导思想，国家制定法律，要使人人自觉遵守，使之“设而不犯”，但是总会有少数人知法犯罪，对于这些人必须“犯而必诛”，严格立法，守法、执法，曹操深知“礼不可以治兵也”（《孙子注》，第86页）。

曹操治政治军，主张先教而后罚，但“恩信已洽，苦无刑罚，则骄情难用也”（《孙子注》，第110页）。他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的“骄子之兵”, “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若骄子之喜怒对目，还害而不可用也”（《孙子注》，第113页）。强调必须有赏有罚，善于掌握赏罚艺术。如果只讲恩厚，放松纪律法制的监督约束，就会出现骄子之官、骄子之将，军队就会处于“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孙子注》，第112页），就会失去战斗力。

2．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

公元203年（建安八年）曹操颁发了《败军令》:“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曹操严格执行军纪、政纪，重视颁发政令、法规，注意法制建设，选拔公正懂法的人执法。

曹操起兵之初，战事艰苦，战争频繁，士卒逃亡甚多，对逃亡士卒，处罚甚严，不仅处罚逃亡者，还要涉及其妻，甚至逃亡者并未逃回家里，或回家并未见到妻子，妻子也要坐罪。涿郡主簿卢毓从历史、伦理道德方面考虑，认为对逃亡士卒处罚太严，涉及家属，甚至罪及无辜，据理力争。曹操也认识到如果对这类士卒处罚过严，株连家属，不但影响军心，而且也影响后方的稳定，于是接受卢毓的意见，减轻对这类事件人员的处罚。

3．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曹操深知法、礼是治理国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曹操认为在不同时期对礼与刑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时，以教化为主，在乱政时期，以刑为先。他在《以高柔为理曹掾令》中指出：“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第44页）在东汉末年政令不修、豪强割据、长期战乱、经济衰败、人们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曹操主张“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针对当时豪强权贵恣意横行，曹操特别强调严格执法。公元174年（熹平三年），曹操二十岁时以孝廉郎任洛阳北部尉（掌管治安方面的官员），令人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日灵帝爱幸蹇硕的叔父违反禁令，非法夜行，曹操下令乱棒打死，以后京师权贵们的胡作非为就大为收敛了。

曹操强调法制，自己也严守法纪。一次行军路经麦地时，他下令“军行，士卒无败麦，犯者死”。此时曹操的马腾入麦中，令主簿议罪，主簿说：“按古制，罪不加于尊。”曹操说：“制法而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便拔剑割下自己的头发，表示接受惩罚。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代，能“割发代首”实为不易。

4．德勳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

曹操善于掌握赏罚艺术，自己不居功自傲，常把功劳归于大家，他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且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享其劳，吾何以安焉！”（《三国志·武帝纪》）他认为功劳是大家的，他一人受赏，于心不安，于是报请封赏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候，其余各以次受封，连功臣遗属，也得到了赏赐。并说：“若年殷用足，租奉毕入，将大与众人悉共享之。”（第156页）厚赏功臣是曹操始终坚持的做法。“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赏赐有功。”史称他“勳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