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的启迪

唐宋城市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1931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指出从唐代到宋代都市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是传统坊制与市制崩溃，可以说提出了此后这一研究领域的最重要命题。近一个世纪来，论著众多，成果显著。那么，学者们为什么对唐宋间城市发展的历史比其他议题更感兴趣呢？

宋静江府城图碑刻

如果说以加藤繁等学者为代表的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发轫，可归之于中日近代史学形成的初始推动，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认识转变，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推进因素。1959年，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谢和耐在前言中说明他写作的目的：“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其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研究宋代“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正是他力图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错觉”的一种手段。

随着关于唐宋之间的历史演进史实的不断被确认，一种与旧说反其道而行之的、新的思想趋势遂逐步形成，那就是许多研究者开始承认并习惯从“发展”的取向来观察那个时期的历史，不断强调历史的进步。

如果以为西方学界的这种认识转向，纯粹是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明的伟大并为之折服，就会落入未知所以的认识陷阱。相比于各种实证研究成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西方学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欧洲历史的发展轨迹为标尺，用以参照中国历史。二战以后，西方学术界出于对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反思，促使他们同时反思自己关于东方文明的看法，才逐步认识到他们对前近代时期中国历史的认识存在“错觉”。

另一个学术群体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立场，那就是日本东洋史学的演进。20世纪初，随着日本近代史学的发展，学者们努力引进西欧史观。1910年，京都大学讲师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认为中国历史应该摆脱王朝体系，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分为上古、中古与近世三期，“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一论说经过后学的补充与扩展，形成著名的“宋代近世说”。此说后来也被西方史学界广泛采纳，于是形成了目前仍然相当流行的、所谓从中古唐代走向近世宋代的“唐宋转折”说。

因此，无论是宋代近世说，还是唐宋转折说，其背后的思想基础，都是以欧洲历史为标尺，也就是认定中国历史的进程，必然与欧洲一样，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入近代的工业社会。1973年，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主要利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撰写出版的《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就是上述学术思路的一个代表。伊懋可认为宋代经济发生了一场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就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已经达到了资源利用的极限，即所谓“高水准平衡陷阱”，因此宋代以后，中国经济就只有数量的增长，而无质量的进步了。这就是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主要原因。在他所描述的宋代经济革命中，“都市革命”正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宋《平江图》碑刻

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近代史学自从形成以来，就深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为了从传统历史中发掘民族自信的因子，强调“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语），在经典理论的指导下，尤其重视商品经济对于传统社会的侵蚀破坏作用，也形成了一种以进化论为基调的发展观。关于宋代，典型的如漆侠所论，认为在中国封建时代两个马鞍型的发展轨迹中，“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几乎达到最高峰”。唐宋之间城市经济发展，当然也就成为了最佳的例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于摆脱理论教条主义桎梏、跳出断代史框架、学习海外“先进理论”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唐宋转折说在学界广受关注。这一切，都助长了学者们对于唐宋城市史单维度的观察取向。总之，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界基本上都是遵循加藤范式的思路向前推进，为之增添脚注，少有反思与质疑，既从多方面发掘宋代都市不断发展的史实，又强调唐宋之间的断裂与对比。倾向性的意见，是认为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从封闭的坊市制，走向了开放的街市制。

另一方面，有学者已经指出，当今国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包括学术界与民众，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反观历史的体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之下，对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宋朝因为其国力的羸弱，就成了汉唐盛世的对比物，“积贫积弱”的批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定型的。

不过近年来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国人对于宋代历史的观感又有了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国人对民族历史的自信心大增，近年来的“国学热”，在某种程度上（绝非全部）正映衬着这种立场的变化。特别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促使国人终于对经济繁盛而武功有憾的宋代的看法，从负面走向正面。

有意思的是，尤其是在近年来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之下，其学界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也有一些新进展，所谓加州学派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们重视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对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提出学术挑战。重新估量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宋代以来经济的发展，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对于宋代经济总量给出了极高的估算，最具代表性。海外学界这些论说对于不少国人来说正对胃口，尽管这些估算由于未能给出可靠的历史论据，海内外史学界大多缄默以待，却经由一些不明所以的传媒在学术界之外广泛传播，被不断加工、放大，以致有人将“宋代GDP的全球占比”夸大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