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白“草吓蛮书”说起

唐人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下文简称“碑序”）中记载：“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辍。”唐人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记载：“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元人王伯成杂剧《李太白贬夜郎》第一折也有：“那里是樽前误草吓蛮书。”清人黄宗宪的《流求歌》也沿用这个典故：“归化虽编归汉里，畏威终奉吓蛮书。”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等文学作品也对此事有歌咏和渲染。这些说法均难以完全凭信。但为什么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喜欢将此事附会在李白身上，为什么都夸耀李白能“答蕃书”“草吓蛮书”呢？

《李白行吟图》 梁楷（南宋）画

这一明显的附会现象却引发了我的几点学理性思考：一是唐代所谓“蛮书”，确有其书，但是指唐人樊绰所著《蛮书》，此蛮书非彼蛮书，它是唐代记载南诏（在今云南）大理地区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

二是小说中所言李白阅读和回复的是渤海国语言文字。渤海国在今天我国东北地区，当时这个地区的民族主要是靺鞨族，分为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渤海国主要是粟末靺鞨。据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李白并没有去过东北地区，他没有太多机会接触渤海国的语言，更不用说精通。但是，文学家为何把“醉草吓蛮书”的桂冠授予李白，而不是杜甫、王维、岑参、高适或其他诗人？

三是即便人物与故事的核心情节是虚构的，但假托李白致书中提到颉利背盟而被擒，弄赞铸鹅而纳誓，新罗奏织锦之颂，天竺致能言之鸟，波斯献捕鼠之蛇，拂菻进曳马之狗，白鹦鹉来自诃陵，夜光珠贡于林邑，骨利干有名马之纳，泥婆罗有良醉之献等，这些却是事实，多与隋唐的中外交流和丝路文化有关。

四是在唐代这样一个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丝路贸易昌盛的时期，李白经常往来并居住于国际化大都市长安，五方杂处，风云际会，李白是否也濡染了时代风气？或者说他与这一时代风气有何关系？

五是在李白生活的唐代，前有裴矩、玄奘等熟知殊方，后有杜环等经行中亚，且都有关于西域的行旅经历和著作。他们是如何与异域的人们交流的？又用什么样的语言交流？特别是像玄奘、杜环等都在丝路地区生活多年，他们是否懂外语，懂哪些外语，从何处学习，外语这个窗口对他们了解认知域外文化有何作用？

从这些稗官野史，甚至有些穿凿附会的故事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是有接触、了解丝路地区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条件的。2015年10月，两个与李白相关的学术会议相继在唐代首都所在地和古代碎叶城所在地召开，一个是在西安召开的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另一个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召开的“李白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两个学术活动与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也有某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