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大勇
在有些人看来，能上山擒虎、入水捉蛟、战场不避枪林弹雨、行侠仗义者是真正的勇士，儒家思想却认为“勇”不是一味地轻生好斗，而是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没有是非观念的“勇”是不足取的，见利忘义或“见义不为”，都谈不上真正的“勇”。符合道义的“勇”是中华民族自古就非常推崇的一种传统美德。
勇者无惧
《诗经·大雅·烝民》上说：“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这首诗是歌颂西周名将仲山甫的，为送他出征而作。这几句诗的大意是柔软的东西不轻易去吃、坚硬的东西也不轻易吐出来、不欺侮弱小的人，也不惧怕强权的威胁。诗中祝福仲山甫一定会不负王命，平定诸侯，安抚百姓，表达了对品德高尚、勇猛英武、不欺软怕硬、不凌弱惧强的赞誉。
孔子多次谈到“勇”的问题。他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这是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的三种品质，也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有仁德的人，能够宽厚待人，所以无所忧虑；有智慧的人，能够辨明是非，所以不会迷惑；有勇气的人，能够临难不惊，所以无所畏惧。一个人能具有其中之一的品德已属难得，三者兼备更是不易。孔子坦言自己也没能做到。不过他的学生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意思是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在孔子学生的心目中，孔子就是仁、智、勇的化身，如果连他都不具备这三种品质，那谁还能做到呢？
孔子的学生子路，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耿直、崇尚勇力的一位。稍遇不平，便愤然作色，甚或拔剑相斗。一次，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说愿举兵攻敌，必攘地千里。孔子认为子路只是个愤愤然的勇士，并未得孔门儒学“勇”之真谛，因而教导他有勇更要有义。
据《孔子集语·杂事》记载：孔子游山，子路随行。夫子口渴了，让子路去打水。子路水边遇虎，与老虎搏斗，把老虎尾巴拽下来了。子路很得意，把老虎尾巴揣在怀里，回来问夫子：“上士打虎如之何？”夫子曰：“持虎头。”“中士打虎如之何？”“持虎耳。”“下士打虎如之何？”“持虎尾。”子路非常生气，自己与老虎搏斗，差点儿连命都搭进去了，才落了个下士。他跑到一边，把老虎尾巴扔掉，揣了个石盘回来了。子路认为孔夫子先知先觉，明知水边有老虎，让自己去打水，就是想让老虎吃掉自己。所以揣个石盘回来，欲杀孔子。他问孔子：“上士杀人如之何？”子曰：“用笔端。”“中士杀人如之何？”“用语言。”“下士杀人如之何？”“用石盘。”
古人把士人分为上、中、下三等。孔子认为，上等的士人杀人用笔尖，就是“笔伐”，中等的士人杀人用语言，即“口诛”，只有下等的士人才动用武力。就是说，孔子认为，以武力服人的人只是个下等的士人，并不是真正的勇士。子路虽很粗野，却也明白了杀了孔子自己依然是个下士，而且绝对不能做下士，于是他悄悄地扔掉了石盘。
在孔子看来，“勇”也是有层次的。有渔父、猎夫、烈士之勇，更有圣人之勇。圣人之勇才是孔门儒学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
圣人之勇
什么是圣人之勇？圣人之勇就是一种处世态度，即顺其自然、临危不惧、处难不惊、无论什么艰难困苦都能泰然处之、静候天命的处世态度。孔子就是凭着这种不惊不惧的圣人之勇，平安度过了多少个生死大难，不动声色地化敌为友，化险为夷。
孔子带领弟子路过匡城的时候，由于他的外貌很像阳虎，匡人以为是阳虎而把孔子师徒围在馆舍，想要杀了他们。孔子弹琴唱歌，声不绝耳。子路不解，问孔子为何如此娱乐，孔子说：“水行不避蛟龙，是渔父之勇；陆行不避虎兕，是猎夫之勇；白刃交于前而视死若归，是烈士之勇；知穷之有命，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是圣人之勇。”劝子路且静观其变。不久，匡人进入驿馆向孔子道歉，言其以为阳虎而围之。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圣人之勇呢？君子只要能坚守自己的道德情操，坚定自己对道德的信仰，就可以达到圣人之勇，孔子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们。
孔子到蔡国后的第三年，吴国征伐陈国。楚国派兵前去救援陈国，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居住，楚国就派人去聘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去答谢。陈、蔡两国的大夫谋划：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讽的都能切中诸侯的弊端。如今久居陈、蔡之间，大夫们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孔子之意。现在的楚国，是个大国，如果孔子受到楚国的重用，那么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就派人把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无法前往，随身带的粮食也吃光了。弟子们都饿得无精打采，孔子却照样给他们讲学诵诗，弹琴歌唱，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
子路面带怒色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窘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面对窘困仍能坚守节操，小人穷困就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看到子贡勃然作色，孔子说：“你以为我是个博学多识的人吗？”子贡说：“是。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啊。我只不过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并用它把全部知识都串连起来。在这点上，我比别人强。”
孔子知道弟子们对目前的处境都心怀怨气，便想趁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坚守节操，坚定信仰。
孔子先叫过子路，问道：“《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上徘徊。’难道我的学说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子路说：“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走。”孔子说：“有这些缘由吗！仲由，我打比方给你听，假如有仁德者就必定受到信任，那怎么还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假如有智谋的人就必定能畅行无阻，怎么会有比干被剖心呢？”
子路出来，子贡进去见孔子。孔子说：“《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上徘徊。’难道我的学说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子贡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弘大，所以天下诸侯没有哪个能容纳先生的。先生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点呢？”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虽然善于播种庄稼，但却不能保证一定获得好收成，能工巧匠制造的器具也未必能使所有人都称心。君子能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能用一定的方法规范社会，按照一定的次序管理国家，但不一定能被社会容纳。如今你不勤修你奉行的学说，却想降低标准、迁就别人以希求别人容纳。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大啊！”
子贡出来，颜回入门进见。孔子说：“《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上徘徊。’难道我的学说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颜回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博大，所以天下诸侯都不能容纳。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坚持不懈地推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不被流俗所容纳，所以才显示出不苟且、不迁就的君子本色！不能研修和完善自己的学说，这才是我们的耻辱。博大精深的学说已经非常完备而不被采用，这是国家统治者的耻辱。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容纳，更能显示出不随流俗的君子风范！”孔子高兴地笑道：“是这样啊，颜家的孩子！如果你是个主政者，我愿意在你的手下任职。”
于是孔子派子贡前往楚国。楚昭王派人迎接孔子，孔子才得以脱身。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不少启示。孔子身体力行，在与弟子们同处困境时泰然淡定，方寸不乱，一如既往，坚定自己的信仰。以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勇者无惧”高风亮节的君子。
圣人之勇为何能不武而威？因为它符合天道。儒家认为，上天只辅佑德高的人，圣人德高齐天，天必佑之。而“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所以圣人能不为而成，不武而威，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垂衣拱手而天下治。
仁者大勇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句话表达了“仁”与“勇”的关系。有仁爱之心的人一定会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而某些看起来勇敢的人，却不一定都是为“义”而勇，也许只是义气之勇，他们未必有仁爱之心。
《左传·哀公十六年》中说：“率义之为勇。”大意是遵循道义叫作勇敢。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楚国的两位大臣子西和叶公在是否任用太子（在郑国避难时被杀害）的儿子胜时发生了争执。子西认为胜好结交侠士，有诺必行，可以让他守卫边疆。叶公认为胜的讲信用和勇敢是不顾道义的，并不是真正的勇敢，反对重用他。
此外，叶公讲了一番“符合仁爱叫作信用，遵循道义叫作勇敢”的大道理，试图说服子西。结果子西还是不听叶公的劝导，对胜委以重任。后来胜发动政变，杀了子西一家。最后叶公平定了这场叛乱，胜兵败后逃到山上，自缢而亡。
朱熹把“勇”分为“小勇”和“大勇”，他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说：“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即小勇只是血气的一时冲动，大勇则需要道义来激发。《孟子》中记载一段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听说齐宣王喜好武力，想用武力征服天下，就来到齐国向宣王进谏。宣王问孟子：“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
孟子答道：“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践曾侍奉吴国。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诗经》上说：‘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安定。’”
宣王说：“讲得太好了！不过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
孟子说：“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按着剑、瞪着眼说：‘他哪敢抵挡我！’这只是个人的小勇罢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武？《诗经》上说：‘文王勃然发怒，整军备武保护莒国，增我周朝的威福，以此报答天下的期望。’这就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怒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严守道德规范，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分？’有一个人横行天下，武王就感觉到耻辱。这就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如果现在大王也一怒就安定天下的百姓，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喜欢勇武呢！”
孟子接着说：“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减轻赋税，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们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得住他。”宣王点头称是。
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宣王阐述王道，最终使其心悦诚服地放弃了战争，选择了仁政，齐国逐渐大治。百姓们都非常感谢孟子的恩德。
勇于改过 善莫大焉
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即使君子，也难免有过。然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比常人更有勇气自省和改过迁善，所以他才伟大而英明。
“闻过则喜”是历代先贤们所推崇的。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君主，为后世做出了表率。他鼓励进谏，而对于指责错了的人，也给予包容而不责备。在大臣们提出意见或指出其过失时，他总是诚恳地说：“卿所言诚有理，是吾思之不熟。”当大臣们听到有人对皇帝的指责是错误的，就对唐太宗说：“他这个指责是错误的，应当要受惩罚。”唐太宗说：“不可以。”大臣们问：“为什么？”他说：“如果我惩罚这个人，以后就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我的过失了。”有圣君，有贤臣，使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开创出一代天朝盛世。
无论进谏还是纳谏，要宜勇宜速，要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齐宣王时修筑大宫殿，修了三年还没有建成，却没有一个大臣进谏。这时一个叫春居的士人恐长此下去国力有伤，冒死向齐宣王进谏：“如果国君做事不考虑百姓的承受能力，算得上贤德吗？”齐宣王说：“算不上。”春居又说：“现在您修建大宫殿，面积超过一百亩，宫殿有三百个门，凭齐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建了三年还建不成。群臣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进谏，请问大王算得上有臣子吗？”齐宣王沉吟片刻说：“等于没有臣子。”春居说：“我请求回避了。”说完掉头走了出去。齐宣王恍然大悟，急忙起身叫道：“春子，请回来！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劝阻寡人？寡人马上下令停止修建宫殿。”并转身对史官说：“把这件事写到史书上：寡人喜欢修建大宫殿，很不贤德，是春子阻止了我。”
见义勇为 勇于抗恶
孔子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面对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而不敢去做，是怯懦的表现。这句话表达了“义”与“勇”的关系。见义不为不仅是怯懦的表现，而且是十分可耻的事情。见义勇为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十分推崇的道德行为。
明朝英宗时，刑部有个新科进士当主事，他叫杨继宗。此人心地善良，办事公正，管理犯人注重教育，讲究人道，不搞逼供。由于政绩显著，被提升为嘉兴知府。他“时时集父老，问疾苦，为去除之”。廉洁奉公，俭朴度日，曾被宪宗皇帝称赞为“不贪污一分钱”的人。
当时的监察御史孔儒，是个贪赃枉法的恶吏，蛇蝎其心，虎狼其性。他借口肃清匪源，到处清乡，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百姓中稍有反抗者，就被指为匪徒，遭到毒打，甚至丧命。杨继宗对此十分愤慨，张榜通告说：“今后谁家有被监察御史打死者，家属可到府里来申报。”
孔儒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拍案叫道：“小小知府，竟敢管到我御史头上，真是岂有此理！”亲友们劝杨继宗小心点，杨继宗并不畏惧。他还专门去见孔儒，直截了当地讲：“治理国家要依据法度，官吏们也应各守职责。孔大人你身为监察御史，应该弹劾不法之举，剔除奸弊，劝惩赃官。至于挨家逐户地清查户籍，维护治安，此乃地方官员的职责，决非御史亲为之事。”堂堂朝中御史，竟被一个地方知府，讲得哑口无言，弄得威风扫地。
一天，孔儒突然闯进知府衙门，直入杨继宗的住处，企图收集罪证，以便报复。但见他室内空空落落，十分寒酸，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不由暗暗吃惊。继续四处巡视，发现床边有一只箱子，孔儒心想：值钱的东西，一定装在这里边。他抢先一步，上前将箱子打开，一看，箱里只有几件破旧衣服。孔儒始终抓不到杨继宗的把柄，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嘉兴！
后来，明宪宗把杨继宗提升为浙江按察史。不久，又升任佥都御史。杨继宗去世后，被朝廷谥封为“贞肃”。正是：一身正气，抗恶到底；全心为民，无私无惧。邪不压正，伸张道义；惠泽百姓，光耀天地！
可见，古人讲的“勇”是与道德密切相关的，为道义所激发的勇，才是正义之勇。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在《留侯论》一文中批评那种因一时愤懑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赞扬能忍受一时屈辱、有远大抱负的人，认为他们才具备大勇。他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大意是天下有一种伟大的勇敢者，危险突然降临不会使他惊慌，无缘无故地受辱也不会使他愤怒。就像汉代的韩信，他年轻时忍受从别人胯下爬过的耻辱，如果当时他对猝然降临的侮辱不能忍受，拔剑杀人的话，那又怎么能成就后来的功业呢？可见，必要时候的忍耐，也是勇者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