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大勇

仁者大勇

在有些人看来,能上山擒虎、入水捉蛟、战场不避枪林弹雨、行侠仗义者是真正的勇士,儒家思想却认为“勇”不是一味地轻生好斗,而是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没有是非观念的“勇”是不足取的,见利忘义或“见义不为”,都谈不上真正的“勇”。符合道义的“勇”是中华民族自古就非常推崇的一种传统美德。

勇者无惧

《诗经·大雅·烝民》上说:“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这首诗是歌颂西周名将仲山甫的,为送他出征而作。这几句诗的大意是柔软的东西不轻易去吃、坚硬的东西也不轻易吐出来、不欺侮弱小的人,也不惧怕强权的威胁。诗中祝福仲山甫一定会不负王命,平定诸侯,安抚百姓,表达了对品德高尚、勇猛英武、不欺软怕硬、不凌弱惧强的赞誉。

孔子多次谈到“勇”的问题。他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这是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的三种品质,也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有仁德的人,能够宽厚待人,所以无所忧虑;有智慧的人,能够辨明是非,所以不会迷惑;有勇气的人,能够临难不惊,所以无所畏惧。一个人能具有其中之一的品德已属难得,三者兼备更是不易。孔子坦言自己也没能做到。不过他的学生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意思是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在孔子学生的心目中,孔子就是仁、智、勇的化身,如果连他都不具备这三种品质,那谁还能做到呢?

孔子的学生子路,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耿直、崇尚勇力的一位。稍遇不平,便愤然作色,甚或拔剑相斗。一次,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说愿举兵攻敌,必攘地千里。孔子认为子路只是个愤愤然的勇士,并未得孔门儒学“勇”之真谛,因而教导他有勇更要有义。

据《孔子集语·杂事》记载:孔子游山,子路随行。夫子口渴了,让子路去打水。子路水边遇虎,与老虎搏斗,把老虎尾巴拽下来了。子路很得意,把老虎尾巴揣在怀里,回来问夫子:“上士打虎如之何?”夫子曰:“持虎头。”“中士打虎如之何?”“持虎耳。”“下士打虎如之何?”“持虎尾。”子路非常生气,自己与老虎搏斗,差点儿连命都搭进去了,才落了个下士。他跑到一边,把老虎尾巴扔掉,揣了个石盘回来了。子路认为孔夫子先知先觉,明知水边有老虎,让自己去打水,就是想让老虎吃掉自己。所以揣个石盘回来,欲杀孔子。他问孔子:“上士杀人如之何?”子曰:“用笔端。”“中士杀人如之何?”“用语言。”“下士杀人如之何?”“用石盘。”

古人把士人分为上、中、下三等。孔子认为,上等的士人杀人用笔尖,就是“笔伐”,中等的士人杀人用语言,即“口诛”,只有下等的士人才动用武力。就是说,孔子认为,以武力服人的人只是个下等的士人,并不是真正的勇士。子路虽很粗野,却也明白了杀了孔子自己依然是个下士,而且绝对不能做下士,于是他悄悄地扔掉了石盘。

在孔子看来,“勇”也是有层次的。有渔父、猎夫、烈士之勇,更有圣人之勇。圣人之勇才是孔门儒学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

圣人之勇

什么是圣人之勇?圣人之勇就是一种处世态度,即顺其自然、临危不惧、处难不惊、无论什么艰难困苦都能泰然处之、静候天命的处世态度。孔子就是凭着这种不惊不惧的圣人之勇,平安度过了多少个生死大难,不动声色地化敌为友,化险为夷。

孔子带领弟子路过匡城的时候,由于他的外貌很像阳虎,匡人以为是阳虎而把孔子师徒围在馆舍,想要杀了他们。孔子弹琴唱歌,声不绝耳。子路不解,问孔子为何如此娱乐,孔子说:“水行不避蛟龙,是渔父之勇;陆行不避虎兕,是猎夫之勇;白刃交于前而视死若归,是烈士之勇;知穷之有命,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是圣人之勇。”劝子路且静观其变。不久,匡人进入驿馆向孔子道歉,言其以为阳虎而围之。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圣人之勇呢?君子只要能坚守自己的道德情操,坚定自己对道德的信仰,就可以达到圣人之勇,孔子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们。

孔子到蔡国后的第三年,吴国征伐陈国。楚国派兵前去救援陈国,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居住,楚国就派人去聘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去答谢。陈、蔡两国的大夫谋划: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讽的都能切中诸侯的弊端。如今久居陈、蔡之间,大夫们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孔子之意。现在的楚国,是个大国,如果孔子受到楚国的重用,那么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就派人把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无法前往,随身带的粮食也吃光了。弟子们都饿得无精打采,孔子却照样给他们讲学诵诗,弹琴歌唱,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

子路面带怒色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窘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面对窘困仍能坚守节操,小人穷困就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看到子贡勃然作色,孔子说:“你以为我是个博学多识的人吗?”子贡说:“是。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啊。我只不过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并用它把全部知识都串连起来。在这点上,我比别人强。”

孔子知道弟子们对目前的处境都心怀怨气,便想趁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坚守节操,坚定信仰。

孔子先叫过子路,问道:“《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上徘徊。’难道我的学说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子路说:“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走。”孔子说:“有这些缘由吗!仲由,我打比方给你听,假如有仁德者就必定受到信任,那怎么还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假如有智谋的人就必定能畅行无阻,怎么会有比干被剖心呢?”

子路出来,子贡进去见孔子。孔子说:“《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上徘徊。’难道我的学说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子贡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弘大,所以天下诸侯没有哪个能容纳先生的。先生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点呢?”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虽然善于播种庄稼,但却不能保证一定获得好收成,能工巧匠制造的器具也未必能使所有人都称心。君子能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能用一定的方法规范社会,按照一定的次序管理国家,但不一定能被社会容纳。如今你不勤修你奉行的学说,却想降低标准、迁就别人以希求别人容纳。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大啊!”

子贡出来,颜回入门进见。孔子说:“《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上徘徊。’难道我的学说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颜回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博大,所以天下诸侯都不能容纳。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坚持不懈地推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不被流俗所容纳,所以才显示出不苟且、不迁就的君子本色!不能研修和完善自己的学说,这才是我们的耻辱。博大精深的学说已经非常完备而不被采用,这是国家统治者的耻辱。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容纳,更能显示出不随流俗的君子风范!”孔子高兴地笑道:“是这样啊,颜家的孩子!如果你是个主政者,我愿意在你的手下任职。”

于是孔子派子贡前往楚国。楚昭王派人迎接孔子,孔子才得以脱身。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不少启示。孔子身体力行,在与弟子们同处困境时泰然淡定,方寸不乱,一如既往,坚定自己的信仰。以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勇者无惧”高风亮节的君子。

圣人之勇为何能不武而威?因为它符合天道。儒家认为,上天只辅佑德高的人,圣人德高齐天,天必佑之。而“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所以圣人能不为而成,不武而威,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垂衣拱手而天下治。

仁者大勇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句话表达了“仁”与“勇”的关系。有仁爱之心的人一定会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而某些看起来勇敢的人,却不一定都是为“义”而勇,也许只是义气之勇,他们未必有仁爱之心。

《左传·哀公十六年》中说:“率义之为勇。”大意是遵循道义叫作勇敢。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楚国的两位大臣子西和叶公在是否任用太子(在郑国避难时被杀害)的儿子胜时发生了争执。子西认为胜好结交侠士,有诺必行,可以让他守卫边疆。叶公认为胜的讲信用和勇敢是不顾道义的,并不是真正的勇敢,反对重用他。

此外,叶公讲了一番“符合仁爱叫作信用,遵循道义叫作勇敢”的大道理,试图说服子西。结果子西还是不听叶公的劝导,对胜委以重任。后来胜发动政变,杀了子西一家。最后叶公平定了这场叛乱,胜兵败后逃到山上,自缢而亡。

朱熹把“勇”分为“小勇”和“大勇”,他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说:“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即小勇只是血气的一时冲动,大勇则需要道义来激发。《孟子》中记载一段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听说齐宣王喜好武力,想用武力征服天下,就来到齐国向宣王进谏。宣王问孟子:“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

孟子答道:“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践曾侍奉吴国。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诗经》上说:‘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安定。’”

宣王说:“讲得太好了!不过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

孟子说:“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按着剑、瞪着眼说:‘他哪敢抵挡我!’这只是个人的小勇罢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武?《诗经》上说:‘文王勃然发怒,整军备武保护莒国,增我周朝的威福,以此报答天下的期望。’这就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怒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严守道德规范,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分?’有一个人横行天下,武王就感觉到耻辱。这就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如果现在大王也一怒就安定天下的百姓,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喜欢勇武呢!”

孟子接着说:“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减轻赋税,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们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得住他。”宣王点头称是。

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宣王阐述王道,最终使其心悦诚服地放弃了战争,选择了仁政,齐国逐渐大治。百姓们都非常感谢孟子的恩德。

勇于改过 善莫大焉

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即使君子,也难免有过。然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比常人更有勇气自省和改过迁善,所以他才伟大而英明。

“闻过则喜”是历代先贤们所推崇的。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君主,为后世做出了表率。他鼓励进谏,而对于指责错了的人,也给予包容而不责备。在大臣们提出意见或指出其过失时,他总是诚恳地说:“卿所言诚有理,是吾思之不熟。”当大臣们听到有人对皇帝的指责是错误的,就对唐太宗说:“他这个指责是错误的,应当要受惩罚。”唐太宗说:“不可以。”大臣们问:“为什么?”他说:“如果我惩罚这个人,以后就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我的过失了。”有圣君,有贤臣,使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开创出一代天朝盛世。

无论进谏还是纳谏,要宜勇宜速,要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齐宣王时修筑大宫殿,修了三年还没有建成,却没有一个大臣进谏。这时一个叫春居的士人恐长此下去国力有伤,冒死向齐宣王进谏:“如果国君做事不考虑百姓的承受能力,算得上贤德吗?”齐宣王说:“算不上。”春居又说:“现在您修建大宫殿,面积超过一百亩,宫殿有三百个门,凭齐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建了三年还建不成。群臣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进谏,请问大王算得上有臣子吗?”齐宣王沉吟片刻说:“等于没有臣子。”春居说:“我请求回避了。”说完掉头走了出去。齐宣王恍然大悟,急忙起身叫道:“春子,请回来!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劝阻寡人?寡人马上下令停止修建宫殿。”并转身对史官说:“把这件事写到史书上:寡人喜欢修建大宫殿,很不贤德,是春子阻止了我。”

见义勇为 勇于抗恶

孔子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面对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而不敢去做,是怯懦的表现。这句话表达了“义”与“勇”的关系。见义不为不仅是怯懦的表现,而且是十分可耻的事情。见义勇为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十分推崇的道德行为。

明朝英宗时,刑部有个新科进士当主事,他叫杨继宗。此人心地善良,办事公正,管理犯人注重教育,讲究人道,不搞逼供。由于政绩显著,被提升为嘉兴知府。他“时时集父老,问疾苦,为去除之”。廉洁奉公,俭朴度日,曾被宪宗皇帝称赞为“不贪污一分钱”的人。

当时的监察御史孔儒,是个贪赃枉法的恶吏,蛇蝎其心,虎狼其性。他借口肃清匪源,到处清乡,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百姓中稍有反抗者,就被指为匪徒,遭到毒打,甚至丧命。杨继宗对此十分愤慨,张榜通告说:“今后谁家有被监察御史打死者,家属可到府里来申报。”

孔儒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拍案叫道:“小小知府,竟敢管到我御史头上,真是岂有此理!”亲友们劝杨继宗小心点,杨继宗并不畏惧。他还专门去见孔儒,直截了当地讲:“治理国家要依据法度,官吏们也应各守职责。孔大人你身为监察御史,应该弹劾不法之举,剔除奸弊,劝惩赃官。至于挨家逐户地清查户籍,维护治安,此乃地方官员的职责,决非御史亲为之事。”堂堂朝中御史,竟被一个地方知府,讲得哑口无言,弄得威风扫地。

一天,孔儒突然闯进知府衙门,直入杨继宗的住处,企图收集罪证,以便报复。但见他室内空空落落,十分寒酸,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不由暗暗吃惊。继续四处巡视,发现床边有一只箱子,孔儒心想:值钱的东西,一定装在这里边。他抢先一步,上前将箱子打开,一看,箱里只有几件破旧衣服。孔儒始终抓不到杨继宗的把柄,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嘉兴!

后来,明宪宗把杨继宗提升为浙江按察史。不久,又升任佥都御史。杨继宗去世后,被朝廷谥封为“贞肃”。正是:一身正气,抗恶到底;全心为民,无私无惧。邪不压正,伸张道义;惠泽百姓,光耀天地!

可见,古人讲的“勇”是与道德密切相关的,为道义所激发的勇,才是正义之勇。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在《留侯论》一文中批评那种因一时愤懑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赞扬能忍受一时屈辱、有远大抱负的人,认为他们才具备大勇。他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大意是天下有一种伟大的勇敢者,危险突然降临不会使他惊慌,无缘无故地受辱也不会使他愤怒。就像汉代的韩信,他年轻时忍受从别人胯下爬过的耻辱,如果当时他对猝然降临的侮辱不能忍受,拔剑杀人的话,那又怎么能成就后来的功业呢?可见,必要时候的忍耐,也是勇者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