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学·清代的《三礼》学·集大成著作的出现

《三礼》之学，在宋以后日趋式微，至明代已是不绝如缕，《仪礼》则几成绝学。入清，由于考据学的兴起和发达，《三礼》学重现生机，并迅速进入极盛时期，《三礼》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涌现出一批名家和名著，先撮要介绍如下：

李光坡长于《三礼》之学，著有《周礼述注》二十四卷，《仪礼述注》十七卷，《礼记述注》二十八卷，总名为《三礼述注》。汉唐之《三礼》学，重名物训诂，其流弊是繁琐芜蔓;宋明之《三礼》学，重探究经义，其流弊是好逞臆想。李光坡有感于此，欲为《三礼》正本清源，故对前代注疏删繁举要，务求简明，对宋儒之议论，则平心裁取，务求理达。此书析理明通，措词简要，极便于初学者。李氏一门，多有通于《三礼》者，李光坡之侄李鍾伦著有《周礼训纂》二十一卷，于五官详作注疏，又加训义，颇得《周礼》大旨，尤其是考证禘祫、社稷、学校诸篇，堪称精审。李光坡之兄李光地著有《周官笔记》一卷，此书以标举《周礼》要义为主，持论平允，多纠宋儒之失。

方苞于礼学造诣颇深，著有《周官集注》十二卷，此书汇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训诂简明，持论醇正。又有《周官辨》一卷，分别伪、辨惑二门，共分十篇。以《周礼》为刘歆所篡改，并历举证据。另有《周官析疑》三十六卷，此书对郑注攻击颇多，然体会经文，颇得大义。方氏晚年致力于《仪礼》的研究，治《仪礼》达十一次之多，用力颇勤，著有《仪礼析疑》十七卷，颇有心得。方苞又有《礼记析疑》四十八卷，此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颇有可取之处。

纳兰性得著有《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陈氏”即陈澔，著有《云庄礼记集说》十卷，讹误缺失颇多。纳氏此书之旨，在补其所遗，正其所误。凡有驳正之处，都是先列经文，次列陈澔之说，然后旁征博引以驳其失。此书不盲从郑注，时有立异之处，对宋明儒者之论，也不排斥，采用颇多。因陈氏之说多主义理，故此书辨义理是非者多于名物训诂，凡陈氏谬说，纳氏都一一指出其来源，以明因袭。

惠士奇有《礼说》十四卷。此书不录《周礼》经文，只录考辨之处，然后接经文顺序编次：天官二卷、六十一条;地官三卷、六十三条;春官四卷、九十五条;夏官二卷、六十一条;秋官二卷、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四十条。惠氏认为，郑玄注《周礼》，因周代名物制度多已不可考见，所以屡屡用汉制比拟，这就难得其真。而汉儒的解诂，清人又多不能理解，如汉儒对文字音韵的训解多据上古音义。与清代的文字音义差别极大;郑注所引汉代俗语、器物，多已失传，这都造成了清人理解上的困难。惠氏此书重点有二，一是疏解《周礼》的古音古字，消除阅读上的障碍;二是援引史籍，或通过郑注所引汉制来推求周代典制原貌。此书“征引博而皆有本源，辩论繁而悉有条理”，在礼学家中有较高评价。

万斯大也精通《三礼》之学，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总数约三百卷左右。万氏治《礼》，不拘汉宋，勇于独立思考，其《周官辨非》一书，认为《周礼》官制过于冗繁，赋税过于苛重，与先秦文献所载多有不合，当是后人伪作，断非周公手笔。其《仪礼商》一书，对前儒之说也多所驳正，屡建新义。

毛奇龄于《三礼》之学素有研究，其特点是不信宋儒之说，专与朱熹辨难，如朱熹以《周礼》为周公之典、毛氏则说出于战国之末。所著《周礼问》二卷，共分十七目，详论六官、三司、冢宰、宰夫、官职同异、九州闲田等，力证其说，但又认为《周礼》非汉人所作，尤非刘歆所伪。毛氏还认为《仪礼》也是战国作品。

盛世佐有《仪礼集编》四十卷。此书汇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之多，堪称巨富。不作无根之论，不轻排郑贾，持论公允、谨严。此书对杨复《仪礼图》 中的错误，也一一辨析，详加驳正，是《仪礼》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治《三礼》而有著述者还有很多，如金榜、孔广森、陈乔枞、张惠言、胡承珙等，限于篇幅，不再赘举。以上是私撰的礼书。

作为官方编撰的礼书，则有乾隆十三年(1748)修定的 《三礼义疏》，其中 《周礼义疏》 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四十八卷，《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内有图五卷)。三书都广搜博采，融于一炉，体例也一以贯之，共有七类：①正义，直接解释没有争议的经义;②辩正，后儒对前儒误说的驳正;③通论，以某节某句经文与其他篇相比较、参证，说明经义;④余论，虽非正解，但有助于推阐经义;⑤存疑，言之成理的不同说法，或者是虽经驳斥，但信之者仍很多的说法，不敢偏废，存而待论;⑥存异，名物象数之原貌已不可考见，后说又难定真伪，则并存之，以资考辨;⑦总论，在分节论述的基础上总论数节之义。《周礼义疏》认为，《周礼》六典出自周公，但在流传过程中有所窜乱而已。《仪礼义疏》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本，而以诸家之说补其舛漏。《仪礼》今古文字的同异，则完全采用郑玄注。经文仪节的分段，大体上从朱熹 《仪礼经传通解》。此书之首单列 《释宫》一卷，末有图八卷，其中《礼器图》四卷，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图》四卷，用杨复《仪礼图》本，对其中的谬误，则逐一刊正。《礼记义疏》博采群言，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凡可参证古礼者，都广为收录，汇为一书，对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所涉及的各种名物，都逐一辨正、考订。乾隆五十八年(1793)，诏刊《十三经》于太学，《三礼》也在其中。《三礼义疏》是清代集成性的重要学术工程，对清以前的《三礼》研究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清代的学术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定作用。

有清一代的《三礼》研究硕果累累，以此为基础，出现了像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那样的集大成的著作，使清代《三礼》研究达到了顶峰。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是孙诒让积三十年之功而成的巨帙。此书取材极其丰富，对前人旧疏、新解，尽可能搜集，然后分类比较，又与经史子集所见古制相印证，以明是非，持论公允，对旧疏既不盲从，又不排弃，实事求是。每引他人之说，必举其名，毫无掠人之美之意。凡有诸说不一，而又不能立断是非者，则在详加评析的基础上并存诸说，留待读者自决。对名物制度的考订，极为精审，孙氏不仅尽情运用文献材料，而且充分运用当时在天文、历算、数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周礼》经、注的文字，孙氏从版本和校勘方面做了十分详审的工作。《周礼正义》对古代礼制的研究，有许多超迈前人的独到见解，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其学术水平远远超过汉唐旧疏，享有很高学术声誉。

《仪礼正义》四十卷，是胡培翚积四十年之功而撰，书未成而卒，由门人杨大堉补成。此书自述其例有四：①补注，补充郑注未加注释的经文字句和名物制度;②申注，引申、阐发郑注之意;③附注，近儒之说虽与郑注不同，但义可旁通者，则附于郑说之后，以备一说，④订注，对郑注的错误详加辨析，以纠其失。《仪礼》郑注，是研究《仪礼》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故胡氏以郑注为重心，务求注义明达。此外，《仪礼》经文及郑注，经历代传钞，错误很多，所以胡氏选择所能见到的最佳版本，对经注文字作了极为详尽的校勘，从而使经义更加疏朗明晰。《仪礼正义》成书于道光中后期，时代较晚，故吸收清人研究成果尤多，使此书成为迄今为止，《仪礼》研究最权威的著作。

清代研究《礼记》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 《礼记训纂》、孙希旦的 《礼记集解》等，其中以孙氏《礼记集解》为成就最高。此书共六十一卷，除《大学》、《中庸》两篇已收入朱熹《四书章句》而仅著篇目外，其余四十七篇均作“题解”，以撮述篇义。每节除沿用郑注孔疏之外，又博参宋元以来各家之说，以明古义。凡有歧见异说处，或析疑折中，或推阐辨难，时有新见。训诂方面也以详备著称，字、词、语、句逐一诠解，对经文的断句，间有与郑注、贾疏相违者，但多较郑贾为优。此书是清代《礼记》研究的集大成者，历来为学者所注重。